美國在給中國下套 欲使中國為金融危機買單

一條所謂的“經濟邏輯線”，極具霸權主義特征的“強盜邏輯線”，就像一條無形的繩索試圖捆綁著中國經濟。從目前甚囂塵上的“中國經濟責任論”，到與之一脈相承的“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以及“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等一系列強加給中國的“義務”，都是這條邏輯線上的“點”，穿起這些“點”的目的，無非是讓中國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最終買單人”。更惡劣的是，為了使“中國經濟責任論”獲得更為廣泛的認同，他們不惜以“中國經濟威脅論”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使“霸權”的邏輯更具殺傷力，讓中國付出更大的經濟代價。邏輯線很長，我們需要一步步地理清過程，看透“霸權”如何一步步地誘導世界并最終達成倚強凌弱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用充分的事實告訴世界，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元兇是美國，是美國過去30年一直奉行、并強加于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價值觀，及其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相關政策。可以肯定地講，過去30年，美國人不僅用“綠紙”換走了所有“順差國”（包括中國、日本、德國、中東、東亞、東南亞等）的資源、環境、勞動等一切他們需要的財物，而且其“綠紙”的強勢地位和無度發行，還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引爆了害人害己的全球金融危機。

但現在，擁有霸權思維慣性的一些美國人，反而把“失衡”的罪責強加給“綠紙”的被動持有者。他們的“霸權邏輯”是——你們必須把所持有的“綠紙”還給美國，全球經濟就恢復平衡了。其實，這些美國官員和學者，根本沒有興趣去追究全球經濟失衡的真正原因，也沒有興趣去區分什么人該負怎樣的責任，而只是憑借其嫻熟的危機公關謀略和慣有的霸權邏輯，將罪責強加于中國，最終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受害者為其制造的全球經濟失衡買單，為美國的經濟敗局買單。

從“引導輿論”到“出牌要價”

先把鏡頭拉回到一年多前。 2009年4月初，G20首腦首次匯聚倫敦，共同商討救助世界經濟的共同行動綱領。就在這次峰會之前，剛剛上臺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向世界作出了一個試探性的動作，他在登上“空軍一號”前往倫敦之際，出乎預料地拋出了一個試探性的說法：金融危機的源頭在于全球經濟失衡。此言一出，世界的預感是“美國可能會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去應對危機。于是，各國輿論群起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并同時強調和論證金融危機的根源是華爾街的“金融監管無力、金融大鱷貪婪無度”，言論矛頭直指奧巴馬的“失衡論”。

表面上看，奧巴馬的聲音受到了壓制，其本人也以較低的姿態高調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奧巴馬的“失衡論”真的就此偃旗息鼓了嗎？沒有。 2009年9月，當G20首腦準備再次聚首匹茲堡的時候，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以及一些親美的西方政要和經濟學家開始發難。他們的矛頭直接指向“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只言結論、不說論據”地拋出新說法：高儲蓄率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而全球經濟失衡又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

就此給金融危機貼上了“經濟失衡是原罪”的標簽。明眼人都明白，顯然這一論調的主要針對對象就是中國。此番論調亮相之后，白宮堂而皇之地為G20匹茲堡峰會拎來了一份提案——建立世界經濟新框架。按奧巴馬本人的說法，這個“框架”的核心就是：確保全球經濟重新恢復平衡。巧合的是，似乎是為了迎合“奧巴馬提案”，抑或是幫助美國向世界解釋“奧巴馬提案”的目標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施特勞斯·卡恩和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開始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強調“平衡”是何等地重要。與此同時，“白宮”新舊兩代高級官員“走馬燈”似地穿梭于世界各地，解釋美國“再平衡政策”的針對性和必要性。

自此，世界的輿論也開始轉風使舵，《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等英美各大媒體一時間組織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評論報道，“一邊倒”地撲向了對“失衡”或“再平衡”問題的討論，其核心是“貿易失衡”。無獨有偶，當一些國家明白了美國人“再平衡”主要不是針對自己，而是針對中國的政策意圖之后，也加入了這場“鬧劇”，并冀望于借助美國的力量為自己分羹一杯。明爭暗奪開始了，中國成為巧取豪奪的對象。這場經濟戰爭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把“中國經濟不會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太大沖擊”的說法，改寫為“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然后分析說，為什么中國經濟可以一枝獨秀？因為“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占了便宜”；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在金融危機中占到便宜？因為“中國多年執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政策，有意壓低人民幣匯率，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而“全球經濟的長期失衡，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越積越多，長期吃虧，所以才導致金融危機”。于是，最終的結論是：既然中國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制造者，既然全球經濟失衡是這場金融危機發生的主因，那中國就必須拿出實際行動，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負責”，為“再平衡”支付代價。接下來的環節便是，什么才是中國必須拿出的實際行動？第一，重估人民幣，并使之大幅升值；第二，多進口、少出口；最重要的是：到我們的國家來多買東西。這便是美國人最后亮出的“底牌”。

“綁架”人民幣匯率 遏制中國經濟

“謊話重復千次就是真理”，美國人不僅深得此道，而且也是屢試不爽的拿手好戲，因為他們掌握著全球輿論話語權，甚至是“輿論霸權”。為什么說是“綁架”？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今年的6月19日，即中國“重啟匯制改革”前前后后的過程。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為了避免發生各國間貨幣競爭性貶值，避免美元過度喪失信用，避免因人民幣資產吸引力過大而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過度缺血，中國政府選擇了敢于負責的態度，有意收窄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并借以推動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重新活躍。但是，中國的義舉并未滿足美國人的胃口。

當“歐洲主權債務”這張“牌”成功地打壓了歐元、重塑了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之后，中國成為下一個目標——這個曾經不惜血本救助過美國的恩人。這次還是奧巴馬總統首先出面。今年年初，他告訴美國人，并明示國會，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他將“長年累月，不停地勸說中國政府”。也正是從那時開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日益加大，國會、學界、政府、工會分別開始演唱不同的聲部，并有意無意中煽動了國際上意欲分羹者的隨聲附和，一時間構成了人民幣升值大合唱。為何選擇這個時機施壓人民幣升值？首先，國際經濟形勢開始緩和，尤其是歐元被成功壓制之后，美國不再擔心美元被拋售了；其次，美國深知人民幣盯住美元只是臨時性政策，恢復彈性是早晚的事。

?IMF好像十分喜歡看到發展中國家經歷“陣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IMF強迫受災國政府實施極其痛苦的緊縮政策，理由是：這僅僅是“陣痛”，這樣的“陣痛”有利于這些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但12年過去了，人們看到的事實是，這些受災國在“陣痛”中丟掉了大量發展機會，甚至至今仍在“陣痛”中困頓。做個假設，如果中國這次也接受“陣痛”的建議會怎樣？中國正在經歷重大變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都將在客觀上增加中國的經濟風險，而人民幣大幅升值帶給中國的“陣痛”，是否會使中國經濟“滅頂于青黃不接”？ IMF恐怕永遠不會對中國提示這樣的風險。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公開的秘密：IMF只是一位前臺表演的“木偶”，后臺的提線者是美國。前不久，IMF已經幫助美國人借用“歐洲債務危機”成功地遏制了歐洲的經濟潛力，現在可以再用匯率問題“遏制中國經濟”（注：加息和升值都屬于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美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比較優勢”。

有關“貿易平衡”的霸權主義邏輯

美國也好，IMF也罷，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一個國家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對匯率定價作用早已經過時了，那種“通過貨幣的升值或貶值實現貿易平衡”的理論推演，也早已被歷史事實多次否定。比如日本、德國，上世紀80年代至今，其貨幣大幅升值了一倍有余，但貿易順差不僅剛性存在，而且有增無減。既然如此，美國和IMF為什么依然使用這一過時的理論攻擊中國？顯然，理論正確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用——它可以把中國的經濟行為導入美國的利益軌道。

為什么日本、德國的貨幣升值并沒有縮減他們的貿易順差？為什么中國現在也呈現出同樣的特點？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貿易模式。中國對外貿易的67%是“加工貿易”——來料加工之后再出口。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方式中，中國僅僅扮演了一個加工廠的角色，并注定了“進口貨值小于出口貨值”，從而形成“加工廠國家”的貿易順差。但這個順差僅僅是中國的加工費，是中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和勞動而換來一點可憐的收入。與之相反，這一貿易模式的“加工商品的主權國”當然是貿易逆差，但這個逆差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而宏觀上則賺到了“低通脹率”，微觀上那些“加工商品真正的主人”——跨國公司，更是大幅降低了加工成本，賺得盆盈缽滿的真金白銀。

做個極端性假設，倘若中國是百分百的加工貿易，那么，貨幣升值是否會使這樣的貿易達到“進口貨值等于出口貨值”的所謂“平衡”？只有一個辦法：中國免費向外國人提供一切資源，而且工人不吃不喝，一分錢工資不掙。還有一個假設，可以讓加工貿易達成“平衡”：請奧巴馬總統勸說美國企業，統統離開中國、回歸美國本土去生產襪子、鞋子、帽子，去組裝電腦硬盤，去加工毛絨玩具，那樣不僅可以實現中美貿易“平衡”，還可以讓美國的就業問題獲得解決。

顯然，上述兩個假設都是荒唐的。不過，既然加工貿易順差只是虛假的順差，中國政府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國際社會，改變貿易統計方式，從貿易的統計中剔除加工貿易所形成的順差，只計算“一般貿易是否平衡”。一般貿易，是指完全由各國自主生產并出口的商品。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許多年來，中國的“一般貿易”順差基本處于進口額等于出口額的平衡狀態，今年上半年則已經出現了370億美元的逆差。這說明，中國的貿易是吃虧的，其過去30年間建立起來的貿易優勢正在喪失。而導致這一惡果的直接原因就是“貿易盈余意味著貨幣低估”這一錯誤的霸權主義邏輯的盛行和濫用。

真實目的是搞垮中國實體經濟

面對如此明顯的事實、如此淺顯的道理，美國和IMF為什么仍不遺余力地用這套過時的理論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從國家競爭的戰術上猜測，美國是想逼迫中國多買美國貨。但這個猜測很難成立，因為美國不賣，盡管他們向中國承諾擴大市場開放，但至今拿不出有效的清單。再從國家競爭的戰略上來分析。地球人都知道，目前中國已經或正在成為美國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如何遏制競爭對手，如何確保自己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事關美國的戰略未來。

如何才能打敗中國這個危險的對手？中國是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中國需要加工貿易，中國的就業壓力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而中國不可能發生美國等國那樣的金融危機，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固若金湯，中國銀行業擁有國家信用背景。因此，要想阻止中國壯大或擊敗中國經濟，只有從擊毀中國實體經濟入手。一旦中國的實體經濟垮塌了，中國的銀行體系就會出現巨額壞賬，中國才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實體經濟垮塌了，中國的失業人群就會大幅增加，社會穩定才會受到巨大威脅。

一句話，只有搞亂中國的實體經濟，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才有可能面臨萬劫不復的深淵；美國才有可能繼續擁有世界之巔的地位。至此人們終于明白了，逼人民幣升值、能源消費“被第一”、強制中國減排、容忍金融大鱷惡炒資源價格……看似無關的這一連串的招數，目的只有一個：搞垮中國實體經濟。也許善良的人們會質疑：美國人真的會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出此惡招嗎？會不會是外界錯怪美國人了？其實，回頭看看美國近70年的歷史，歷次危機過后都曾找來“替罪羊”，前40年是歐洲，后30年是日本和亞洲，現在輪到中國了。所以，他們發明了“中國經濟責任論”。不光是為了推卸“責任”，這個“責任”還是吃掉這只羊的理由。

全球經濟失衡根源在美國 中國不應為金融危機買單

當今世界，各國貨幣地位平等存在嗎？當然不平等，美元獨大；各國經濟獨立嗎？當然不獨立，這是一個全球“一體化”產業分工的世界。如果說全球經濟已經失衡，根源就在全球經濟霸主美國。首先，美元的特殊國際地位導致了全球貿易失衡。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通過各種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使美元變成了石油等國計民生、工業生產必需品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此舉造成的后果是，世界各國都需要儲備美元以應付石油等必需品的購買。到哪去獲得美元？只能通過對美貿易順差獲得。

所以，美國人真“美”了：可以什么都不生產，只要開動印刷機“印錢”，就可以買回需要的一切，就可以占有貿易順差國的財富。“只買不賣”或“買多賣少”當然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所在，而這個逆差，恰恰是美國“鑄幣稅”收入的源泉。其次，美國的產業轉移國策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既然印錢可以買到一切，那又何必自己辛辛苦苦地生產？于是，上世紀70、8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在石油等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的前提下，拼命拉高市場利率至20%，表面上說，這是為了抑制通脹，而實際結果卻是把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趕出了本土，因為實體經濟根本無法應對如此之高的原料成本和財務成本。當然，這其中還有另一個強大的助推器——“里根·撒切爾主義”主張——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和金融的自由化。

所以，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國，是美國過去30年一直奉行、并強加于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價值觀，及其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相關政策。現在，很多人都在侃侃而談全球經濟的復蘇，但復蘇的希望依然渺茫，就連一直以樂觀態度面對美國經濟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8月2日，伯南克在對一些州議員發表演講時承認：“我們距離經濟的全速復蘇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許多美國人仍在苦苦應對失業、房屋止贖和儲蓄下降的問題。”

目前，雖說美國的名義失業率已經出現輕微下降，但美國媒體報道說，大量實業人群已經放棄了尋找工作的努力，這部分人并沒有被統計到美國的失業率中。另外，美國的儲蓄率已經從危機前的0以下，增長到了6%。眾所周知，消費在美國GDP中的占比高達70%，如果美國人沒有了消費能力，那美國經濟的增長靠什么拉動？不過，我們的確看到美國GDP從去年第三季度開始增長，而且到今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速達到了3.5%。但數據的真相是，在美國這三個季度的3.5%的平均經濟增長速率中，美國商業企業回補庫存的貢獻達到2.04個百分點，而剔除這部分貢獻，美國實際最終需求的平均恢復速度僅為1.29%。

美國的困境遠不止這些，美國經濟的潛在風險依然巨大。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引擎——金融系統已經開始大幅收縮，尤其在金融監管改革被強制性推行之后，金融業的“杠桿水平”進一步滑落，美國的信貸市場收縮突出，貸款違約率及銀行資產隱性風險攀升。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盡管貸款虧損率似乎已經達到峰值，但許多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還都“滿是窟窿”，這不僅將導致銀行收緊銀根，同時也將成為經濟復蘇的一個重大障礙。更大的問題是美國經濟體內還埋藏著“定時炸彈”——“次貸泡沫”破滅后給美國金融體系內部帶來的大量不良資產。

截至目前，這些不良資產基本上沒有得到處理，有的是用修改會計規則和凍結債務清償的方式，暫時將其掩蓋起來；有的已經移至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當中。因此，如何修復金融機構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清除或化解這些不良資產也將是美國經濟未來面臨的大難題。美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在哪？至少目前還沒有找到，而美國經濟下跌的動力比比皆是。美國要保住由其擔當世界霸主的所謂全球經濟平衡，采用設下圈套逼迫中國為其金融危機買單的方式來“打劫中國”，當然是最佳捷徑。了解了美國的經濟困境，再看看美國提出的全球經濟失衡理論，就不難理解，貌似合乎邏輯、合乎“理論”的各式“中國經濟責任論”，都是發達國家進行國家競爭的手段，是披著學術和理論外衣的國家經濟戰爭的武器。 “中國威脅”實質就是“威脅中國”。

怎么看與怎么辦

避免認識的誤區

最首要的，我們必須避免陷入認識上的誤區。比如說，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言論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矛盾”的說法。一方面說，匯率不是決定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用貿易收支平衡去證明人民幣的匯率沒有低估；一方說人民幣沒有大幅升值的理由，另一方又在論述大幅升值“無害”。尤其需要澄清的是“升值無害論”。有人說：升值可以抑制通脹，升值多一點，通貨膨脹就可以少一點。這種說法對嗎？理論上好像沒錯。但這樣的理論描述與事實差距甚大。 2005年7月后，人民幣一路升值，而同時，通脹也愈演愈烈。大豆、石油、鐵礦石都是伴著人民幣升值一路漲起的。為什么？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中國進口——于是，我們就在國際炒家的口中聽到了“中國需求論”。還有人說，2005年-2008年間，人民幣大幅升值，但中國出口增長年均超過20%。言外之意，匯率調整并沒有影響出口。這是事實，但我們必須看到，在此期間，中國出口大增是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畸形消費”沖到極致、超量購買力的體現。這樣的情況未來不可能再有。所以，萬萬不可用特殊情況說明一般規律。 8月1日，美國媒體報道說，眾多投資者認為下一步世界經濟的最大威脅是“通縮”。對此，甚至有學者和官員在探討用人民幣升值的方式對抗未來可能發生的“輸入性通脹”。假如真的發生“惡性的輸入性通脹”，用貨幣升值的辦法去對抗無異于自毀長城。

應該采取的措施

第一，不該給本來就虛弱的中國內需經濟“潑冷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第二，“理清”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但不可迅速“清理”，否則中國經濟難免失速。正確的選擇是“透明化”之后控制總量，慢慢消化。第三，政府財力必須加大兩方面的投入，一方面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加快傳統產業的兼并重組，協助優勢傳統產業擴張產業鏈，尤其是要加大批發零售、訂單管理、倉儲運輸等中間環節的擴張力度，政府要伸手幫助零售終端走出國門；另一方面是加大財政對新興戰略性產業的扶植，引導社會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第四，細心呵護股票市場。目前，全球經濟風險巨大，加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調整，是風險極大的經濟發展時期。發達國家的歷史證明，這個時期不能主要依賴銀行融資，而必須依賴高風險偏好的股權融資。第五，大膽利用優質的外國證券投資資本，把握金融危機帶來的歷史機遇。第六，堅決反擊國際上的各種意在魚肉中國的言論，內部必須統一認識，捍衛中國利益。第七，要有“硬的一手”。我們擁有全球最大的美元債權，應以此為籌碼，為中國謀求更多的利益。第八，我們還要有“軟的一手”。通過外交、輿論與合作的手段，尋求與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雙贏。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足夠的能力向世界說清楚，到底誰該對金融危機負責，如何才算承擔責任。（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