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卷調查顯示：中國媒體人亞健康率超常高

　　剛拿起筷子，就接到采訪任務的電話。夜班上到凌晨，已是渾身酸痛，本想回去睡個好覺，可躺在床上卻已睡意全無睜眼到天亮。白天開了一天會，交稿后終于松了口氣，可夜里做夢卻被“稿件出錯”給驚醒。

　　這些對新聞記者來說，都是“家常便飯”。不規律的生活、不規律的飲食、超負荷的工作壓力，使這一人群的健康大打折扣。

　　西方心理學家將當代人的工作緊張程度劃分為10級(級數越大越緊張)，新聞記者與飛機駕駛員、領航員并列第三，為7.15級，僅次于8.13級的礦工和7.17級的警衛人員。

　　在中國第11個記者節來臨之際，《法治周末》發起媒體人身心健康調查，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網絡發放問卷，共收回有效問卷120份。

　　接受本次調查的編輯記者有1年至5年工作經驗的占六成(60.8%)，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占了近四成(39.2%)。其中，60.8%從事報紙類工作(日報占40%，周報占20.8%)；16.7%就職于廣電媒體，18.3%就職于期刊雜志，4.2%就職于網絡。

　　調查結果顯示，超九成的受訪者表示對目前的工作感到壓力大，近八成(77.5%)的受訪者長期處于焦慮狀態。

　　工作壓力大健康嚴重透支

　　2008年，中國醫師協會聯合國內最大的體檢機構對傳媒從業者健康狀況進行了分析。從該體檢集團200萬份體檢電子檔案中抽調出媒體從業者的體檢數據，分析發現，23640名媒體從業體檢者中亞健康檢出率為97.5%，比國內百萬受檢者73.1%的亞健康檢出率高出25個百分點，媒體界屬于亞健康高發行業。

　　該報告稱，傳媒人將比普通人群提前10年進入亞健康狀態，這除了與超長時間工作、睡眠嚴重不足、體育鍛煉過少、膳食結構不合理等原因有關外，身心壓力過大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法治周末》本次調查結果印證了這一觀點，在回答“您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有壓力嗎”這一問題時，選擇“壓力大”、“壓力過大”、“壓力特別大”3項的受訪者超過了九成(93%)，僅有7%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壓力。

　　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近八成的人會出現頸椎疼痛癥狀，近四成的人會出現腰疼，四分之一的人出現內分泌失調，另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經常感冒，出現其他癥狀的占7.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八成的受訪者處于焦慮狀態。受訪者普遍呈現出焦慮、容易煩躁、疲憊、全身乏力；三成的受訪者會因此頭暈頭疼，近三成的受訪者還會出現全身酸痛的狀況。

　　與健康狀況相對應的是嚴重的透支健康行為。

　　《法治周末》調查結果顯示，周末可以正常休假的受訪者只占12.5%，另有47.5%的受訪者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變數，還有40%的受訪者周末經常不能正常休假。即使是“五一”、“十一”、“春節”等長假，也仍有24%的記者不能正常休假。

　　調查結果還顯示，有近一半的受訪者(47.5%)每天工作長達10小時或超過10小時。近一半的受訪者睡眠質量較差，近八成的人視力很不好。

　　記者多數不能準時睡覺起床、一日三餐經常不能準時、經常加班的比例極高。每天使用電腦時間超過4個小時，有的甚至更長。一部分記者吸煙較多。

　　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和超負荷工作，多數記者在吃身體的“老本”，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沒有足夠重視，缺乏鍛煉身體、加強保健的意識和時間。

　　在《法治周末》本次調查中，雖然有61%的受訪者表示會安排時間鍛煉，但能每天堅持鍛煉身體的受訪者僅占16.5%，更多的人選擇了每月一次(32.9%)。

　　39%不安排時間鍛煉的受訪者，在回答“您不抽時間鍛煉的原因是什么”時，超過一半的人(53%)把不鍛煉的原因歸結為“沒時間”。

　　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

　　《法治周末》本次調查顯示，雖然80%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尊重，但卻有超過九成受訪者還是會在工作中感到壓抑。其中，近七成受訪者偶爾會遇到，經常會遇到的則超過了三成。

　　這些“壓抑的事情”多為“看到太多陰暗面”，另外，43.5%的人選擇“采訪被踢皮球”，39.3%的人選擇“稿子被斃掉”。

　　“中國處于特定的社會時期，記者的壓力主要來自于社會責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黨委書記高鋼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維權服務處的賈賀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在處理記者維權等問題的過程中，他經常聽到記者談到職業壓力的問題。

　　“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和不同心理素質的記者面臨的職業壓力不盡相同。”賈賀說。采訪環境惡劣、待遇有待提高、職稱評定競爭激烈……各方面的壓力影響了記者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心理學研究所所長劉京林教授的研究生曾對傳媒人的心理健康問題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調查研究。在被調查的新聞工作者中存在心理障礙的占34.12%，主要表現為焦慮、抑郁、強迫這三種狀態。

　　劉京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記者形成心理障礙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特點，決定了記者工作任務的艱巨性。新聞記者也是血肉之軀，身心變化也有自己的規律，比如睡眠和覺醒是由生物鐘控制的。為“搶”新聞，要求新聞記者去采寫不斷涌現出的大量難以預測的新聞事件。再比如報社夜班編輯，常年值夜班，生物鐘受到影響，白天見不到太陽，與家人、朋友溝通的時間減少，勢必使新聞工作者常年處于體力和精力上的透支，精神上高度緊張，這就是所謂的“新聞疲勞癥”。

　　其二，新聞工作這種特殊職業，給新聞工作者以最大限度觀察社會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另一方面在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中，也感受到許多苦惱。他們比其他職業的人們聽到、看到的負面事件更多一些，這些事既能觸動他們的良心，激發出為民鼓與呼的動力，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許多壓力和困惑，比如因揭露不法分子而受到恐嚇、打擊、報復，這會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不安全感，甚至可能會在較長時間內仍處于壓抑、消沉、惶恐不安的狀態。

　　其三，時代的發展，對新聞工作者原有的知識結構和知識儲備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外，新聞工作者還需要能夠熟練操作電腦等，并能夠把新的科技成果應用于新聞傳播活動。所以，不斷進行知識更新是新聞工作者肩上的又一重任，壓力可想而知。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調查結果顯示：有80%的新聞從業者感覺平時工作壓力比較大，并伴有焦慮、壓抑、躁動甚至是抑郁的心理行為活動，情緒不穩定，處于較為重度的壓力狀態；還有40%的人處于中度壓力狀態，雖時常感到工作緊張、有壓力，但能夠處理所面對的壓力；只有10%左右的人是壓力輕松狀態。

　　《法治周末》本次調查也顯示，在面對工作中備感壓抑的事情時，雖然有65%的受訪者能積極面對，但尚有35%的受訪者消極對待，甚至有人表現出心灰意冷、不知所措。

　　記者身心健康與傳媒體制相關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壓力，為什么記者的壓力特別突出？

　　北京廣播電視報藝術總監張光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的記者在體能、心理等各方面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媒體轉制后，記者承受的壓力更大了。”張光說。

　　一位資深記者分析，記者的壓力特別突出與媒體的考核機制有關。媒體被推向市場之后，競爭壓力增大。為了能在競爭中勝出，許多媒體都對信息量有一定的要求，這就需要媒體有大量的記者來“生產”新聞內容。

　　《法治周末》本次調查也顯示，受訪者大都承受著來自工作方面和經濟方面的雙重壓力，表現在工作方面，其壓力主要來源于報社的考核體制以及媒體同行的競爭。

　　上述資深記者指出，在我們國家，媒體的體制比較特殊，現在的表述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這與西方媒體純粹商業化的操作是有區別的。

　　一方面，并不充分的市場化，讓媒體之間不能實現充分的競爭，從而達到優勝劣汰的目的；另一方面，媒體不完全的市場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媒體經濟實力的積累，使其很難從“量”的競爭轉變為“質”的競爭。

　　“媒體的經濟實力上不去，就沒法雇傭足夠的人手來采寫新聞，但是，為了取得競爭優勢，媒體對新聞量的要求不會因此而減少，所以，每個記者的壓力都會很大。”該資深記者說。

　　除此以外，記者是一個門檻相對較低的職業，“只要會寫字、會說話就行”。這樣，從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來講，能從事記者職業的人要遠遠多于現有的新聞媒體所需的記者數量，記者的薪酬待遇自然上不去。

　　另外，該資深記者分析，“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整體狀況，就是勞動力報酬偏低”。

　　與此相印證的是，《法治周末》本次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受訪者承受著來自經濟方面的壓力。重重壓力之下，雖然有42.5%的受訪者仍在堅持自己的媒體人夢想，但也有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如果給他一個機會轉行，他會選擇不當記者。

　　“在某一方面的問題特別的集中和突出時，記協也有相應的活動來幫助記者們減壓。”賈賀說。2008年汶川地震后，很多從災區回來的記者都出現心理問題———心情壓抑，中國記協就曾組織過相關機構的心理醫生對記者們進行心理疏導。

　　為了緩解記者們的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中國記協每年都會組織文體活動給記者們減壓。“每年也會不定期地組織異地休養交流活動，今年5月就組織全國90多名記者到海南進行休養。”賈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