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贍養老人的壓力可能大于70后和60后
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逐步進入而立之年,“80后”父母的養老問題也浮出水面。眾多專家指出,隨著“80后”父母逐步跨入60歲門檻,“80后”在成為房奴、車奴、孩奴的同時,很可能成為“養老奴”。在“421”的家庭結構模式中,“80后”面臨的贍養老人的壓力遠遠大于“70后”和“60后”。
“80后”年輕夫婦要照顧四位老人,不論從精力、財力、人力還是心理上,“80后”都將面臨史無前例的嚴峻挑戰。這種負擔是一種長期的負擔,可能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出現。很多老齡學者指出,相對于中年人,年輕人為自己、為家人以后的生活做好保障的意識并不高,面對“421”家庭結構的年輕人能否承擔四個老人的養老問題讓人擔憂。
“二養四”考驗年輕人孝心 老年人幸福指數告急
如今,“二養四”的重擔已經壓在了年輕人的肩上,“養兒防老”的傳統也被日漸淡化。繁重的生活壓力讓9成年輕人跪倒在“孝”字面前,同時也讓上億的老年人缺乏“愛的贍養”。年過六旬的老人還在為子女買車買房忙碌,充當兒孫“保姆”的情況不在少數,而自己的“養老”問題則被長期忽視。老年人的“幸福指數”正越來越被社會關注。
超7成“80后”因生活工作壓力大照顧父母力不從心
“80后”獨生子女在贍養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難?調查顯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壓力大,照顧父母力不從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擔多位老人的養老負擔;50.1%的人表示生活在兩地,無法把父母接到身邊照顧;42%的人表示社會保障、醫療保險不同城市無法互通;37.7%的人表示養老院等社會養老機構無法讓人放心。
面臨的生活壓力過大。一位某地產公司工作3年的張小姐告訴記者,前不久,現在剛生完小孩,但是卻是因為經濟條件,和老公還在租房住,每月除了繳房租,孩子的開銷是一大部分,所以月月財政吃緊,對于父母贍養實在力不從心。
來自工作的壓力。面對競爭激烈就業市場,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已實屬不易,而找到一份高薪水又穩定的工作更加困難,很多80后為了經濟獨立等現實問題,只能被迫從事著高投入低回報的工作。
“421”問題加重“80后”贍養老人負擔
《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指出,中國絕大多數人依靠子女來贍養晚年,但是由于當前的獨生子女政策,可以想象,隨著老年人更長壽,獨生子女們成人后可能要贍養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父母的父母,人口學家稱之為“421”問題。這意味著,80后在贍養老人問題負擔逐步加重。
現行社保體系不完善致贍養負擔加重 養老金制度受挑戰
中國老人撫養問題不能只依靠家庭撫養,應逐漸轉向社會撫養,即由家庭責任主體過渡到國家或社會責任主體。然而,現行社會保障體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導致贍養負擔加重。 “35年前,中國有贍養老人能力的成人與老年人的比率是6比1,但按照目前的人口變化趨勢,再過35年,這一比例將銳降為1比2”,勞動力的相對減少和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對中國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中國的退休金制度將受到嚴重挑戰!
當今社會在養老方面急缺的資源就是照料資源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姚遠教授指出,在養老方面,當今社會急缺的資源就是照料資源,一個是日常生活照料,像家政服務一樣幫老年人打掃衛生;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時間臥床時,身邊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比如帶老人出去走走,接觸一下社會。
中國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 家庭養老面臨變局
如今,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已經開始步入老年。與自己多兒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將承擔贍養他們的重任。未來,越來越多的家庭將出現4個老年人、1對夫婦和1個孩子的“四二一”結構。“養兒防老”這一鄉土中國的倫理基石,已在時代變遷中悄然發生著變化。
農村老年人口占全國的75%,是中國老年人的主體。“與城市相比,農村的養老壓力更大。”王先益說,因為相對缺乏高質量的醫療、護理等服務資源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農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質量更不容樂觀。
中國式養老困擾“獨一代”:最怕老家父母生病
“養老的重負,就如同一座大山,死死地壓在每個獨生子女的身上。我們曾是最享福的孩子,但也將是最受苦的大人。等我們人到中年,父母漸老,我們將成為世界上活得最累的人。”網上一篇題為《獨生子女的沉重未來》的帖子因說出了許多80后的心聲而被廣泛轉載。隨著中國的第一代獨生子女逐步進入而立之年,他們父母的養老問題開始引起社會的關注。
楊文濤和女朋友小徐都是1980年出生的第一代獨生子女。楊文濤說,“如果工資能漲的話以后應該夠我還貸并吃飯的,但是父母一定不能生病,生病就完了,資金鏈肯定斷了。”
本來,我們常為勞動人口占比高所帶來的所謂“人口紅利”沾沾自喜,不料,尚未步入發達國家行列,老齡化社會就提前到來,“人口紅利”正逐步變成“人口欠債”,給下一代提出了嚴峻挑戰。一個有完善的養老保障體系的社會,必須跳出一家一戶“老吾老”的傳統模式,如一些專家強調的那樣,由家庭責任主體轉向國家或社會責任主體。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些國家沉重的社會保障負擔有關,卻不能因此延緩我們加快建立較優養老制度的決心和步伐。
建立有足夠保障能力的養老儲備基金
我國目前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包含社會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兩種。不管實行什么方式,確保養老基金保值增值最重要,同時必須嚴格法規加強管理,杜絕各種運轉上的漏洞。對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基金管理分散、個人賬戶有名無實、空賬運轉的賬戶總額居高不下等問題,已到非治理不可的時候了。與此同時,面對出生率下降和壽命延長兩大趨勢,鼓勵更多民間資本加入社會養老,建立更多更好更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養老機構,免除老無所養的憂慮,也是積極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題中之義。
不妨借鑒“儲存個人服務時間”制度
養老不僅要有資金保障,還需要家政服務、即時照料、精神撫慰等。對此,德國推出一種護理保險費,每月交納雇員工資的1.7%,也由雇主和雇員各擔50%,并規定凡參加法定醫療保險者必須同時參加護理保險,從而有效保障了老年人和病殘者應該享有的基本護理權利。還有一項“儲存個人服務時間”制度,凡年滿18歲的公民,均可利用公休或節假日義務到老年公寓、老人院和老年病康復中心提供各種護理服務,不拿報酬,但服務時間儲存在服務者個人檔案中,以備將來自己需要接受護理服務時,將這些服務時間提取出來免費享用。嚴密的制度設計,加上周全的人文關懷,使德國享有最慷慨的養老制度美譽。
解決"421"家庭養老難題需發展社會化養老服務
全國老齡辦副主任吳玉韶表示,一對年輕的夫婦,要贍養四位老人,應該說壓力是非常大的,應提前做好準備。第一個角度,從國家和社會來講,應對人口老齡化最根本的是發展經濟、增加實力。然后就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所有人能夠進入到這個體系保障的范圍之內。
第二個角度,養老服務體系。有了保障金,有了工資收入以后,要有社會為老年人提供服務和幫助,特別是這種“421”的家庭,更需要發展社會化的養老服務。同時對于個人來講,也要做好相應的準備,包括物質上的準備,除了養老金以外,個人儲蓄的準備,也包括健康身體的準備,也包括心理的準備。所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是一個綜合的、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包括個人的共同努力。
建立獨立于醫療體系的社區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上海市老年學學會秘書長孫鵬鏢認為,除了增加敬老院養老床位以外,還要建立獨立于醫療體系的社區長期照護服務體系,老人不出社區,不到養老機構,便可享受家政服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等一系列服務,要優先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現在最需要在家護理和照料的失能、失智、高齡困難老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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