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民調稱44.7%中國人感覺幸福 盼房價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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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萬人的幸福答卷

　　——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發現的中國幸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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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I胡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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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巴澤曼教授的名著《管理決策中的判斷》出了第7版，他將人們在管理決策中常見的判斷錯誤歸納為三類，其中第一類是“可得性啟發式偏差”，簡單地說就是：那些容易回憶、便于從人們記憶中提取的信息，往往容易導致決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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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實世界，這樣的實例層出不窮。2004年國內某媒體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公眾對一次性木筷的口誅筆伐，進而升級為兩會提案，促使國家有關部門2006年作出決策，對木制一次性筷子加征了消費稅和出口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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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底，筆者跟隨北京大學周其仁、盧鋒兩位教授到黑龍江調查才發現，一次性木筷的生產并不是像媒體報道的那樣“一采光”式的對天然森林資源的“毀滅性的采伐”，而是間伐以速生林為主的楊木樺木。然而不到一年的光景，“占中國木筷生產80%的黑龍江木筷產業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近半數企業面臨破產境地”，直接影響了約20萬林區貧困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痛定思痛，究其原因還是憑著“想當然”作判斷，而沒有深入林區認真進行實地調查導致的決策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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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抽樣調查得到的幸福感，是一個綜合衡量人們心理和生活感受的統計指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管理的滿意度。近年來，盡管經濟形勢并不樂觀，但各國關于幸福感的報道卻逐漸熱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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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國內一家媒體提到，根據荷蘭伊拉斯謨大學和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的調查顯示：1990年中國國民幸福指數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結論是“中國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現在的中國人沒有10年前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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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仔細檢索了網絡和國外學術刊物發現，文中所指的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的幸福調查，用的是荷蘭伊拉斯謨大學的世界幸福感數據庫。從這個數據庫中可以查到各國幸福感調查的數據，其中也包括中國的4次幸福感調查結果。將這4次幸福感調查結果換算成10分制，便可得到與媒體文章中相近的數據：1990年為6.5, 1995年為7.08，2001年為6.6，2007年為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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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何故，2007年的數據在報道中被遺漏了，并由此得出“中國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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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浮躁之風盛行，一個缺乏依據的調查結果之所以能廣為流傳，或許是由于人們更愿意憑著直覺來作出判斷，而不愿花些時間進行追根溯源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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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一次閑談中曾問周其仁教授，怎么就想起來要去實地調查一次性木筷的生產過程，他的回答耐人回味：許多人云亦云的事情都經不住深入調查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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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四成半的人感到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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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幸福？達林·麥馬虹（Darrin McMahon，美國佛羅里達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幸福史》）曾總結過西方從古希臘至今兩千多年來的幸福觀：在荷馬時期，幸福就是幸運；在古希臘哲學家所處的時期，幸福等同于智慧和德行；在啟蒙時期，幸福就是及時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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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多少人感到自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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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12日，央視財經頻道中國財經報道欄目主辦的“CCTV2010經濟生活大調查”調查結果將向全國披露，據主辦方透露，在8萬余份有效問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而感到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達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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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大調查課題組授權《中國經濟周刊》獨家披露《2006—2009年中國幸福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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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關幸福的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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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發現人們體驗到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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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的心理學研究成果，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那就是主觀幸福感調查方式，即在調查問卷中直接詢問，如：“您對目前生活的感覺？A很幸福 B比較幸福 C一般 D不幸福 E很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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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中的回答是被調查人個人關于自身當前生活幸福的主觀感受，也是人們對于自己生活狀態的正向情感認知評價，這就是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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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使用這種主觀幸福感定義人們的生活感受得到了心理學成果的支持，心理學家卡尼曼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的幸福經驗時刻都可以被這種單一的總結衡量方法合理解決”；此后的心理學研究也表明，大多時候，人們都能對自己的生活作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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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幸不幸福，怎么才幸福，只有公民自己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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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相繼開始把抽樣調查作為統計調查的重要方法而加以廣泛使用。到目前為止，許多國家90%以上的統計調查都是采用抽樣調查來進行的。實踐也表明，精心設計的抽樣調查完全可以在精度上勝過全面普查，因此，愈來愈多的國家都把抽樣調查作為因果分析和政策評價的一種重要的方法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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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國內，同樣采用主觀幸福調查問卷衡量幸福標準的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下稱“大調查”），被學界認為是具備良好的可靠性、有效性、一貫性以及具有很好的國際比較性，對社會總體幸福感研究來講，整體生活幸福感對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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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調查”參照國家統計局全國經濟普查的抽樣方法投放問卷，調查覆蓋全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104個城市和300個縣。被調查者分布比重與各省的人口比例相協調。如河南省人口最多，調查者的比重也最高，達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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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打破常規，為調查開通了投遞綠色通道，使全部調查問卷明信片都在4天內順利到達被抽樣地區，確保了此次調查的高效率。2006—2009年，每年調查發放的問卷都是10萬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達到了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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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保證本調查的權威性和科學性，4次“大調查”的全部數據錄入編輯、審核處理，以及統計分析均由國家統計局數據管理中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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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調查”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各個年齡段、各種文化程度、各種收入水平及各常駐地區，綜合4次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大部分為城鎮居民。城鎮居民的比重為77.7%，農村居民的比重為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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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問卷回收的8.6萬公眾中，包括了各個收入階層的居民。家庭年收入2萬元以下的人占40.4%，家庭年收入在2～5萬元的人占44.6%，家庭年收入在5～10萬元的人占12.4%，家庭年收入10萬元以上的人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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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家庭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的家庭占到了調查總數的85.0%，可以說“大調查”是面對普通民眾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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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對“大調查”有這樣的評述：“無論是從統計學、發放的范圍，還是答卷群體的結構分析上，它充分地代表了我國整個民眾的基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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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富有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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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財富是否意味著更多的幸福感？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討論國民的幸福與收入的關系，他認為：“決不能把大多數人生活狀況的改善看作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利。如果一個社會有較高比例的成員生活在貧窮困頓之中，那么這個社會就不可能真正地繁榮幸福。”但在某個極限點，高收入對一個人的幸福根本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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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湯普遜提出：“對于一個社會來說，重要的不是僅僅擁有財富的問題，而是財富的正確分配問題……人要想快樂，便脫離不了享受的物質手段，這在一切文明社會里主要就是財富，但是人們可以在擁有較少財富的情況下達到前所未有的快樂境地，而在財富極為充裕的情況下，卻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會利害攸關的主要是財富的使用和分配問題，而不是財富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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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馬克思側重從社會性層面來看待幸福感。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內，幸福首先意味著人類在精神和物質上的全面發展與自由，而就幸福的終極價值而言，平等、自由、和諧都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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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與幸福到底是什么關系？越富有是否就會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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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現代經濟學原理，對于“完全理性”的人來講，如果財富越多，那么選擇的自由越大，那么就更可能獲得最大化自己幸福所需要的各種資源。然而對于“完全理性”這一前提假設卻一直爭議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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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發現物質財富的多少與人們的幸福之間的關系，我們通過“大調查”中連續4年的隨機大樣本城鄉居民調查數據，從不同的家庭收入、家庭收入預期變化以及家庭金融財產變化等三個方面，對我國居民生活幸福感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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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入不一定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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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對答卷者定制“家庭年收入”為分組標志進行分組，組數確定為2萬元以下、2～5萬元、5～10萬元、10萬元以上4組。從連續4年的數據看，不同收入群體之間居民生活主觀幸福感相對穩定，反映的趨勢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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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1的2009年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家庭收入與幸福感的關系：家庭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強；低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明顯降低（我國目前低收入群體人數較多）；收入對居民個體主觀幸福感影響明顯；最高收入群組的不幸福或很不幸福比重明顯高于中上收入群組，說明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對幸福感的作用變小，甚至出現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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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1中，“很幸福”線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升得非常明顯，“比較幸福”線是一條倒U形曲線、收入5～10萬元是最高點，“一般”線是一條沿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曲線，“很不幸福”線是一條兩頭高中間低的正U形曲線、收入為2～5萬元是最低點。說明高收入家庭兩極分化的比較大，即很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重都高，而感覺一般的比重相對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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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現階段，家庭收入直接影響居民的幸福感，尤其是占總數近一半的2萬元以下的家庭，影響極為明顯；高收入家庭，收入對其幸福影響已經很小，與中高收入家庭相近，但開始出現差距；同時，收入的提高在不幸福和很不幸福人群中出現負影響，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幸福感出現分化，“很幸福”和“不幸福”兩頭的比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