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男子打工13年資助13名貧困學生 稱為報恩

　　海口網4月6日消息??當朱仲寅站起來，把坐在輪椅上的103歲的老母親推到大門口曬太陽時，他患小兒麻痹癥落下的殘疾，就能看得很清楚。

　　在(江蘇)溧陽市南渡鎮一條河邊，有一處年久失修的房子，朱仲寅夫妻和老母就住在這里。不過這套房子不是朱仲寅自己家的，是單位借給他家住的。早些年朱仲寅的老母親身體還比較健康時，50多歲的朱仲寅常年奔波在外地打工。與別人打工的目的不同，朱仲寅打工，是想積攢一些錢資助貧困大學生。

　　朱仲寅生于1950年，他原來是鎮上一家米廠的職工，一度還當過副廠長。2001年企業改制，2002年朱仲寅下崗。考慮到他是殘疾人，次年，當地政府為他辦理了退休手續，他每月能領到一份退休金。“就是在2002年，我下崗前2個月，下決心幫助一些貧困學生的。”10來年前的情景，對于朱仲寅來說，仿佛就在眼前，“那天我在廠辦公室讀到一篇報道，是寫溧陽中學一位貧困女生小黃的——這女孩的父親得了癌癥，母親是殘疾人，報紙上還登了孩子的照片。我看了報道、看了照片上孩子凄楚的眼神，忍不住要流淚。我就尋思著哪天找到學校，找到這位女孩。不巧的是，我很快下崗了，因此沒有去成。可是，在以后的幾年中，照片上的女孩一直在我腦海里，我幾乎每天都會想起她來。無緣無故的，我會生出內疚之情，因為我還沒能幫助她。”

　　2002年，朱仲寅拖著一條病腿到了高淳縣的一家米廠打工，每月工資約1000元左右。那時朱仲寅的兩個女兒都已大學畢業并工作了，他愛人也已退休并有一份退休工資。打了一年工回到家鄉，朱仲寅聽說鎮上有一名貧困生學習成績很好、家里卻十分困難后，就找上門去送了5000元。第二年他在鎮上一家米廠打工，又拿出2000元資助了一名貧困男生。

　　但朱仲寅始終沒有忘記溧陽中學那個姓黃的女孩子。時間到了2004年初夏，他算了一下，孩子應該快參加高考了，“再不找到這個孩子，我會后悔一輩子的。”朱仲寅對自己說，“現在，我已經積攢了一些錢，有能力幫助她了。”

　　怎么讓小黃相信自己的誠意呢？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瘦小的殘疾人啊！最后朱仲寅是鼓足勇氣找到溧陽中學的一名教師的，當這名教師領著朱仲寅走進小黃的宿舍時，朱仲寅一眼就認出了她——2年來，他無數次想起過這張臉。朱仲寅說明來意后，女孩有些靦腆，不肯接受朱仲寅帶去的錢，只答應等到考完后再聯系。

　　不久后，朱仲寅了解到小黃考上了蘇州的一所大學，他立即聯系了她。小黃在她母親陪同下到了朱仲寅打工的企業。朱仲寅這才知道，小黃的父親已經過世了，她母親是個因工傷只剩兩個指頭的殘疾人。朱仲寅已經準備好6000元錢，但小黃執意不肯要這么多，說家里已經籌集了一些錢，只要1000元就夠了。“那時候，她感動，我也感動。”朱仲寅說，“小黃見我是殘疾人還資助她而感動；我是讓孩子的懂事感動了，這孩子心地多純潔啊，家里這么困難，送她錢，她不肯多取一分。”好一會爭執之后，朱仲寅終于說服小黃，每年由他資助她3000元，一直到大學畢業為止。“這孩子爭氣呢，后來大學畢業后留校當了教師。”

　　有時，無償的資助也會遭到誤解。2006年，朱仲寅在南京浦口區打工，他從《揚子晚報》上了解到一名貧困大學生，就設法聯系上了他。開始時朱仲寅打電話給這名學生，說因為自己腿腳不便，能否讓他從仙林校區趕到浦口取錢。但這名學生拒絕了。剛好朱仲寅認識的一個人有事開車到南京市區辦事，他就搭了便車來到這名學生的學校門口。學生見到朱仲寅后，愣了一下，大概他沒想到朱仲寅是個瘦小的殘疾人，是個打工的殘疾人。當朱仲寅提出在車里把錢交給他時，這名學生眼里充滿了狐疑。朱仲寅頓時明白這名學生大概以為自己是個騙子，便隨同他走進校園，一直來到輔導員辦公室，當著輔導員的面把錢交給學生，并對這名學生說：“我資助你不是為了任何回報。今后我不會再當面送錢，你有需要時打電話給我，我把錢打到你卡上。”

　　的確，朱仲寅從來沒想過要回報，他只是覺得這么做很快樂、很幸福。他資助的學生中，其中有三名從來沒見過面，都是朱仲寅委托女兒把錢打到對方卡上的。到2009年為止，朱仲寅一共資助了13名學生，資助金額達13萬元。

　　這些受助的學生，多數不知道朱仲寅打工的艱辛。8年里，朱仲寅到處找活干，最遠的地方是浙江溫州。在打工期間為了省錢，他住的是價格最低廉的旅館甚至澡堂、客戶單位的倉庫或辦公室。為了省錢，他戒掉了香煙。在安徽打工時，有一次他從二樓狹窄的倉庫閣樓上摔下，整個身體卡在樓梯腳和堆放著的米包之間動彈不得，米包堆得有4米多高，而且是呈傾斜狀的，稍有振動就可能倒塌、把他埋在下面，幸好被人發現及時才得救。

　　很多人不理解朱仲寅為什么拖著殘疾的身子到處打工資助貧困學生。“報恩。我做這些是為了報恩。”朱仲寅語音顫抖地告訴記者，“我5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姐弟5個全靠母親一個人到處找事做養活。政府了解到這個情況后，把我母親安排到合作商店里工作，有了一份穩定的工資；逢年過節還給我們補助金，每次都有二三十元——在上世紀50年代，這已經是一筆很大的錢了！我上初中后住校，學校每月還發給2元助學金。街坊鄰居對我們一家也很關照。可以這么說，當時如果沒有政府和鄰居的幫助，我們一家是活不下來的。現在，我們夫妻都有退休金，女兒也都工作了，我想我應該報恩了，再不報就沒機會了，何況，能夠幫助別人，對我自己來說，是很幸福的，幸福的事，為什么不做呢？”(董扣新 鄒建豐 朱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