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網5月27日消息 IMF總裁卡恩因性丑聞下臺后,誰將接替他執掌IMF,即成為構建未來國際金融秩序的一件大事。許多外國主流媒體提到了中國官員的名字,比如筆者看到,美聯社、《華爾街日報》都曾將周小川、朱民列為總裁候選人;一些中國專家也認為,IMF總裁最佳人選在中國。
但西方媒體的猜測,在筆者看來,不過是追求“眼球效應”的一種手段:中國是許多國際新聞中的熱詞,這么大的國際金融事件,若無中國參與,怎么能吸引讀者?如此看來,這又何嘗不是在調侃中國人?而中國一些評論員的樂觀,更像是不切實際的自我拔高,因為在這次總裁爭奪戰中,中國不會是“主角”,不管是周小川還是朱民,他們成為IMF總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并非否認兩人的工作能力,但這是現實國際政治的必然結果。首先,即使周、朱有意競選,他們也會受阻于當前國際金融領域的“潛規則”。潛規則有二,一是西方的阻撓,二是其它國家的猜忌。
談及西方的阻撓,這就必然要提及IMF的重要性。在未來的國際金融格局中,IMF職權將大大加強。可以說,誰掌握了IMF,誰就在未來金融秩序中占據主導地位。
這一點,其實中國人更有感覺———在當前西方對人民幣匯率的攻勢中,IM F就起著重要的幫襯作用。美國財長蓋特納就曾表示,IMF就應該擔任金融“警察”的角色,“這也是IM F存在的目的”。《紐約時報》則有文章分析說,美國現在已無法單獨逼迫中國做事,于是,就形成了對IMF的“新依賴”。
如何依賴?實質就是借助IMF,向中國施壓,迫人民幣升值。剛下臺的前總裁卡恩就曾多次宣揚人民幣被嚴重低估。據內部人士透露,卡恩當初曾一度同意美國的建議:如果人民幣不升值,就不增加中國在IMF的份額,但他的觀點也遭致廣泛批評而不得不放棄。對于這么重要的職位,西方自不會輕易地拱手讓出,更遑論將其送到中國人手中。
再談其它國家的猜忌。在當前國際金融秩序改革中,形成有兩大陣營。一是西方世界,二是新興國家。新興國家中,尤其是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問題上,立場接近,都要求加快改革,都要求提高新興國家的份額,都要求打破歐美對IMF和IMF最高職位的壟斷。
在與西方國家博弈時,至少是有時,新興國家可以看作一個整體;但如果關起門來,它們在不少問題上也存有分歧。比如在IMF領導權上,這些新興大國也都有類似推舉自己人的打算,因此即使中國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也未必會得到其它國家的支持。
其次,中國人還難以入主IMF,還有自身原因,那就是我們缺乏能為國際廣泛接受的有經驗、有威望的高級官員。縱觀以前的IM F總裁或世行行長,雖被歐美包辦,其一般都有擔任相關國家內閣級官員的資歷;此外,作為國際金融組織領導人,其本身都有資深的專業背景,并熟練掌握英語的聽說讀寫。對照這兩個基本要求,可發現我們的財經官員大都站在門檻之外。
因此,當前IM F總裁爭奪雖很熱鬧,但中國卻只能是“配角”。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袖手旁觀。對中國來說,既然本國官員不具有競爭力,何妨支持其它新興國家人選;考慮到其它新興大國的諸多利益瓜葛,中國更可傾向于支持一些獨立的新興小國的候選人。另外,如果希望歐洲能知恩圖報,也不妨支持一下歐洲候選人,只是不要因此犯外交錯誤,疏遠了新興國家的朋友。
但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在關鍵性的國際金融領導職位上只能成為“看客”,這多少有些讓人感到尷尬。尷尬之余,我們更應該是反省:一,這可能正是中國在國際金融格局中的現實地位,中國要取得與實力相匹配的國際規則制定權,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二,中國的國際人才儲備太缺乏了,須知“朝中有人好辦事”,中國要想為崛起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就必須為本國、也為世界,不拘一格選好人才、用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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