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竊聽丑聞墻倒眾人推 新聞集團帝國部分坍塌

　　新聞背景

　　種種跡象表明，傳媒大亨默多克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從當前看，默多克傳媒帝國的未來顯得不可預測。長期以來，默多克被稱為“三大洲的權力掮客”，通過媒體撬動政治獲取更大利益，被認為是默多克傳媒帝國的“深謀遠慮”之術。

　　如今，昔日不可一世的默多克傳媒帝國正在“部分坍塌”。

　　接受本報采訪的專家們認為，頗有個性的“媒體商人”默多克，恰恰是在傳媒帝國的擴張中忽略了傳媒作為“社會公器”承擔者的一面，過分強調傳媒的商業利潤，忽略職業道德建設，才最終導致了“墻倒眾人推”。

　　更為嚴重的是，不健康傳媒勢力的長期膨脹，正使得西方傳媒深陷“誠信危機”，這起持續發酵的丑聞經過時間的沉淀后，或許會將更積極性的一面載入傳媒史冊。

　　帝國之罪

　　強化商業運作忽略社會責任

　　南京大學的杜駿飛教授認為，默多克的確是一個媒體巨人、強人，甚至說是媒體“軍閥”，但他顯然不是媒體“偉人”。杜駿飛指出，作為一個頗有個性的媒體商人，默多克現在面臨如此大的困境，可以說是他的傳媒帝國多年來在各國的不斷擴張、強化媒體的商業運作、忽略承擔社會責任和媒體道義的必然結果。

　　“墻倒眾人推”局面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看穿默多克傳媒帝國的人大有人在，借助這起“竊聽丑聞”抨擊其所作所為，也就在所難免；第二，此前對新聞業日漸趨向于低俗、娛樂化、缺乏社會責任局面有所警惕的批評者，如今，恰好可以在新聞集團竊聽門的衣鉤上掛上了專業主義批判的衣服。

　　武漢大學的單波教授則指出，西方一貫標榜新聞自由，標榜媒體的知情權，但媒體知情權的濫用化、極端化，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社會開始對西方傳媒不信任，民眾認識到傳媒日趨淡化為公眾的服務，只為強化自身利益的現實。

　　監管之惑

　　只靠自律不夠意義載入史冊

　　單波教授認為，到底誰來監管媒體報道？的確是一個新問題。過去以來，西方媒體一直抵制對其內容、工作方式乃至道德的審查，媒體報道最多靠自律。比如，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在這起竊聽丑聞之后，也被批為只為“裝點門面”。長期以來，英國傳媒以獨特、完備、成熟的新聞自律機制，成為包括我們學習的榜樣，但如今看來，北歐尤其是發跡于瑞典的“公評人制度”倒是另一條規范媒體的路徑。

　　杜駿飛認為，默多克傳媒帝國所犯下的錯誤不可饒恕。但這起丑聞風波對于重新審視對媒體行業監督，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他認為，這起丑聞經過時間沉淀或許會將更積極性的一面載入傳媒史冊。

　　點睛語

　　默多克的確是一個媒體“巨人”、強人，甚至還可以說是媒體“軍閥”，但他顯然不是媒體“偉人”。默多克現在面臨如此大的困境，可以說是他的傳媒帝國多年來在各國的不斷擴張、強化媒體的商業運作、忽略承擔社會責任、忽略媒體道義的必然結果。

　　—— 杜駿飛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網絡傳播學會會長

　　西方一貫標榜新聞自由，標榜媒體的知情權，但媒體知情權的濫用化、極端化，引發社會問題。長期以來，英國傳媒以獨特、完備、成熟的新聞自律機制，成為包括我們學習的榜樣，但如今看來，北歐尤其是發跡于瑞典的“公評人制度”倒是另一條規范媒體的路徑。

　　——單波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副院長

　　媒體作用

　　傳媒社會公器無人可替

　　在西方社會，媒體扮演著挖掘真相的職能，只不過大報在調查真相時做法往往很嚴肅，小報則存在很多違法的做法。

　　這次以艱苦的深入調查，揪出“竊聽門”真相的，恰恰是來自英國嚴肅大報《衛報》的記者。

　　單波教授解釋說，被西方稱之為“第四權力”的傳媒，一度被認為是西方社會良性發展的“利器”，一貫被認為是“政府永恒的敵人”。但新聞集團與英國政府、英國警察撲朔迷離的“曖昧”關系，顯示了兩者之間很可能存在利益交易，這是民眾所無法容忍的。

　　杜駿飛教授表示，過去20~30年以來，西方傳媒的跨國化、傳媒資本的大肆收購很普遍，媒體發展高度商業化，導致更嚴肅的、“公器”性質的新聞報道呈現逐步弱化的趨勢。

　　盡管一部分小報的低俗做法損傷了媒體的公信力，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無論如何，社會始終需要媒體這樣的社會公器存在，以確保民眾盡可能多的獲得知情權。

　　反思之道

　　竊聽門是重建發展契機

　　專家認為，“竊聽門”風波對傳媒而言也是一個契機。如果傳統媒體能夠借此完善和規范新聞調查模式，規避過度“娛樂化”，則有助于保持未來媒體的“生態平衡”，使社會依然存在一支有能力挖掘事實真相的專業媒體力量。

　　在西方，一直存在“小報”與嚴肅報紙“兩大陣營”的區分。類似“竊聽門”丑聞很多時候只發生在“小報”身上，說明“小報”文化存在很大問題。

　　杜駿飛教授解釋說，默多克遭遇“生死劫”的現實，是西方傳媒所處的時代文化屬性決定的，這是一部分西方媒體過分追求“娛樂化”結下的惡果。

　　他表示，現代媒體的主要發展方向就是高度“娛樂化”。有數據顯示，現代媒體對嚴肅內容的報道平均減少了20%，這還只是一個平均數，對有個性的“小報”來說，過分渲染、過度煽情的情況比之前30年更明顯。

　　杜駿飛分析說，“小報”的黃色新聞風滿足了某些大眾閱讀市場的需求，但從發展上看，它們忽略了專業主義的制約，因此，倫理危機問題屢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