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官員集體參與電影拍攝 副縣長飾演任弼時

　　《通道轉兵》劇照。任弼時（右二）的扮演者，為時任通道縣常務副縣長的楊少波。圖/制片方提供

　　將于8月上旬上檔的電影《通道轉兵》里，一群地方官員集體“觸電”：通道縣一名副縣長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長扮演了國民黨將軍；另一名副縣長楊少波，則率領商務局一名副局長、縣政府辦一秘書“投入”紅色陣營，分別飾演任弼時、項英和紅軍軍械科長。

　　這是一部建黨90周年獻禮片，講述的是紅軍長征期間轉戰湘西南邊城“通道”，面對危機，及時改變策略，順利進行轉兵并擺脫困境的故事。

　　它更是一部地方政府參與投資的地方形象片，針對性地呈現了地方風土人情，被當地政府視為旅游推廣計劃的一部分。

　　在湖南，參與拍攝電影的地方政府，還有永州市、懷化靖州縣、邵陽洞口縣、益陽南縣、湘西保靖縣和龍山縣等地。岳麓山和靖港古鎮等幾處景區管理部門，則選擇了定制電影。

　　或許是看中了這種新型的推廣模式，或許是《非誠勿擾2》成功營銷形成的蝴蝶效應，地方政府“觸電”成為一種“時尚”。它們有著怎樣的期待？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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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電影當名片推廣旅游

　　花這么大代價拍這部片子，一方面是為了重現那段歷史，另一方面，影片本身也成為通道旅游推廣計劃的一部分。”

　　2010年12月26日，電影《通道轉兵》開機。

　　為將這部當地原創劇本搬上熒屏，通道縣政府進行了多方努力，一度將其列入政府年度計劃，后與瀟湘電影集團合作，并爭取到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譚仲池的支持——譚后來成為劇本作者之一。

　　通道縣常務副縣長楊少波是制片人之一，他介紹，影片共投資800萬元，政府投資占了很大的比重：湖南省委宣傳部、省旅游局和懷化市政府各出資100萬元，通道縣政府出資150萬元，縣內企業和黨政機關融資100萬元。

　　在這個國家級扶貧開發縣，250萬元是當年全縣財政收入的四十分之一。

　　“花這么大代價拍這部片子，一方面是為了重現那段歷史，另一方面，影片本身也成為通道旅游推廣計劃的一部分。”電影里，楊少波飾演的任弼時，連續抽了大半包煙。

　　幾年前，通道縣就確立了“生態立縣、旅游立縣”的發展戰略，“紅色旅游”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紅軍長征“通道轉兵”會議會址“恭城書院”，已經被改造成一個紅色旅游基地，內設紅軍長征展覽館、放映廳。未來，電影《通道轉兵》將通過大屏幕24小時滾動播放。

　　影片著力刻畫了當地風光和民俗，甚至有意將縣名植入了毛澤東的臺詞：“心不通，何來道。”

　　導演周琦也認為：“片名有‘通道’二字，隨著影片在全國播出，這將成為一張很好的地方名片。”

　　通道縣投資的另一部電影《我們的嗓嘎》，也帶有濃厚的地方營銷色彩。影片2010年上映，獲得第16屆美國洛杉磯國際家庭電影節“最佳外語音樂獎”，講述了一個侗族家庭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新的煩惱，特別是幾代人對學習侗族大歌所呈現的不同態度——侗族大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9年，導演韓萬峰主動上門尋求合作，提出的方案引起當地政府不小的興趣：影片采用全侗語對白，穿插大量侗族民歌，而且可將當地著力打造的幾個旅游區風景植入其中。

　　在協助影片拍攝的通道縣文聯主席楊旭昉看來，縣里主推的兩個旅游概念：侗族文化、自然風光，正好與影片的主題暗合，“這部電影將成為一個很好的宣傳載體。”

　　在楊的引薦下，韓萬峰與通道縣達成了合作。

　　通道縣為這部影片投資了8萬元，并提供拍攝場地，所有演員都是從縣內選出，楊旭昉飾演了片中一個民族文化村的老板。

　　在靖州和龍山兩縣，韓萬峰執導的另兩部電影，也同樣得到了投資。

　　其中，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政府向苗語電影《鍬里奏鳴曲》投資40萬，占影片總投資的40%。

　　影片講述的是靖州旅游業的重要元素——國家級民族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苗族歌鼟”的故事。

　　此外，南縣參與攝制了《廠窖慘案》，永州則參與攝制了《永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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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與制片方的妥協

　　縣里不同意直接投資，他提出的將鄉里兩種拳頭產品植入片中的要求，遭到了制片方的拒絕，制片方甚至不打算讓取景地的地名在片中出現。

　　望城縣(現為望城區)靖港鎮等地，則選擇了目的更明確的定制電影，純粹為宣傳靖港古鎮而制作的數碼短片《小鎮物語》，已進入后期推廣階段。

　　湘西保靖縣則采取了“出人、出場地、管食宿，但不出錢”的合作方式，這種模式也被邵陽綏寧縣等地方政府套用。

　　今年3月封鏡的電影《女兒蠱》，以保靖縣夯沙鄉呂洞山景區為主要取景地。

　　讓鄉黨委書記王勝感到遺憾的是：縣里不同意直接投資，他提出的將鄉里兩種拳頭產品植入片中的要求，遭到了制片方的拒絕，制片方甚至不打算讓取景地的地名在片中出現。

　　但王勝覺得，片中呈現的山水、民俗，對推廣當地旅游有積極作用，所以雙方仍能維持合作。

　　“我們提供了免費的拍攝場地，組織群眾演員，并承擔了一部分食宿。”王勝記得，導演告訴他，“如果這部片子在收費的景區拍攝，花銷可能會翻一倍。”

　　對于影片的內容，當地政府也提出了要求。蠱，音同古，相傳是一種人工培養而成的毒蟲。放蠱，是一種古老的神秘巫術，使對方遭遇不幸，另外也有使對象逢兇化吉的。

　　原劇本對“放蠱”的情節描寫較多，王勝向制片方提出，盡量把“仇恨、報復”改寫成“無奈、掙扎”，“不要把湘西人民刻畫成陰狠狡詐的形象，也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處處都‘放蠱’的地方，那樣誰還敢來旅游啊？”

　　當然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參與的影片，都顯現出明確的地方營銷訴求。

　　邵陽市洞口縣拍攝的《村支書》(后更名為《大學生村官》)，就是一部以組織部門選調生為題材的主旋律影片，湖南省委組織部是名義上的制片方之一。

　　洞口縣政府提供了少量資金，縣四大家領導和部分縣委常委參與演出，“主要目的還是弘揚主旋律。”洞口縣委宣傳部肖部長說。

　　該片制片人、洞口籍作家謝樂軍認為，它類似于與祁東縣政府合作的另一部影片——以汶川地震犧牲教師譚千秋為原型的《最后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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