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高’比做老板來錢快多了!”
本報記者了解到,此次鄭菊珠拖欠款項涉及百余戶人家,總金額約3億元,其中現金1億-2億,票據約1億元。這些債主的一個共同點是,“聽說鄭菊珠賺錢有道,信譽極佳。”隨后他們就把錢“放”在她那里,這其中有一部分是貨款。
“我聽說最多的被欠了1000多萬”,前文提到的維修店店主說,“還是個上歲數的人。”
“做‘老高’比做老板來錢快多了!”在溫州采訪期間,本報記者不止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假如放出去100萬,按照月息5分來算,一個月利息就是5萬,一年下來就是60萬,”溫州市市場營銷協會副會長、溫州市誠鼎房地產營銷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良溪告訴本報記者,這樣的來錢方式,比一般做實業“要快得多,高得多!”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年毛利潤率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
按此推算,投資100萬做實業,企業毛利至多10萬,而且還需要“費心打理企業,處理各方面關系”。
所以,盡管明知道風險巨大,很多人還是樂此不疲,“利息會隨著資金的倒手,越變越高,只要鏈條不斷,參與其中的人都會穩賺不賠,何樂而不為呢?”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本報記者。
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大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
像“炒樓”一樣“炒錢”?
9月8日,溫州天氣依舊悶熱不堪。
盡管接二連三遭遇老板“跑路”,這里的民間借貸似乎仍未降溫。徐良溪對此顯得很是擔憂。
“溫州人都很精明,凡是能發財的機會,都會被他們發現,”徐良溪告訴本報記者,“這次的民間借貸,跟溫州人以往‘炒房’類似。”
“溫州炒房團”全國聞名,他們的典型做法是,將手中巨量資金投入某地,一次性購置大量房產,然后“等升值后再借機拋售”。
這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某種程度上也是“炒作”的結果。
“民間借貸最基本的分三部分,”徐良溪說,“借款人、放款人和擔保公司(或擔保人)。”其中,擔保公司(或擔保人)起著重要作用。
“一般都是擔保公司或擔保人將一些人手中的錢組織起來,再統一放出去,”徐良溪說,“可能貸的時候5分,再放出去就變成1毛了。”
值得注意的是,擔保人身份并非一成不變,借款人、放款人隨時都可能變身“擔保人”,這樣,最終結成一張密密麻麻的“借貸———放貸”網。
如果將網上的每個節點都看做一個一個的投資者,貸款最終還是要落到實體公司身上。
“他們最需要錢,但付出的代價卻可能最高。”有知情人士如此分析。
“甲以4分月利息把錢貸給乙,乙再以8分利息貸給丙,丙繼續以1毛利息貸給丁……”當這筆錢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時,“已經不知道倒了幾手,利息翻了幾番了。”徐良溪解釋說,就這樣原本利息不高的貸款,一步一步成了高利貸。
“說白了,就是把錢當做一種‘商品’,一級一級地進行‘熱炒’。”徐良溪說,很多人都只顧著“炒錢”,而不顧后果,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很可能導致“多米諾”效應,連環受害,最后倒霉的是實體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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