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推銷“利比亞模式”是一種危險的游戲

　　3月6日，利比亞盛產石油的東部地區昔蘭尼加宣布“半自治”，呼吁在利比亞施行聯邦制。此舉被視為一個重要信號：它既是對利比亞統一和主權完整的巨大考驗，也是對利比亞政權全國過渡委員會權威性的直接挑戰，反映了政治強人穆阿邁爾·卡扎菲倒臺后，利比亞重建和政治轉型面臨的巨大風險。北約軍事干預制造的“利比亞模式”究竟能給利比亞帶來什么？

　　內部張力根深蒂固　日益凸現

　　利比亞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僅有半個多世紀。1951年12月24日，由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三個具有半自治地位的省組成的利比亞聯邦制國家。利比亞社會構成復雜，部族眾多，相互之間的利益需求差異較大。與此同時，各地區之間的歷史及發展水平也有著明顯區別。在經濟地理分布上，最富的是擁有石油的昔蘭尼加，而最窮的是遠離海岸的費贊。的黎波里塔尼亞約占全國面積的20%，昔蘭尼加占48%，費贊占30%。歷史上，利比亞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三地之間的聯系遠不及它們相鄰的地區，各自形成了具有不同歷史和文化特點的區域。從文化和地理角度看，的黎波里塔尼亞與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接壤，是馬格里布的一部分；昔蘭尼加處在利比亞東部，歷史上與埃及關系密切；費贊則處于南部內陸高原型盆地，它同撒哈拉以南非洲聯系緊密，而同馬格里布聯系較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利比亞擺脫殖民者占領，取得統一。以反抗殖民統治著稱的塞努西運動傳人賽義德·伊德里斯成為國王(1951—1969年在位)。伊德里斯的貢獻在于締造了統一的利比亞。

　　從獨立之初，利比亞就貫穿著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斗爭，地方傳統部落勢力強大。伊德里斯國王利用其威望，通過修改憲法等途徑，削減地方自治權，1963年實現了從聯邦制向單一制王國的過渡。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推行民眾國制度和世界第三理論，強化政治整合。但是，利比亞傳統社會并沒有完成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部落仍然是利比亞重要的社會形態，部落傳統、部落觀念依然延續，部落是地方勢力的依托，地方政權往往是部落利益的代表。同時，卡扎菲長期獨裁統治以及對石油財富分配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不平衡和社會成員之間貧富分化，導致在盛產石油的國度，失業率超過了30%，從而激起民變，爆發內戰，最終在北約軍事干預下政亡人息。卡扎菲的政治整合進程由此而中斷。

　　重塑政府權威　艱難復雜

　　北約軍事干預推翻卡扎菲獨裁統治是一回事，重建利比亞則是另一回事。重建利比亞的關鍵取決于：利比亞政府的權威性和治理能力；民眾認同、效忠以及地方勢力的支持。作為現政權代表的全國過渡委員會是借助于北約軍事打擊推翻卡扎菲政權走上權力頂峰，全國過渡委員會成員來自于反對派不同陣營，其內部異常復雜，往往立場相左，各自為政。隨著共同的敵人卡扎菲敗亡后，全國過渡委員會成員之間圍繞權力及利益分配，致矛盾公開化，進而分道揚鑣。尤為嚴峻的是在反卡軍事斗爭中，一些地方武裝力量崛起，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不聽命于全委會，直接威脅著現政權的權威。因此，要樹立政府的權威性是極為困難。在全國過渡委員會成員中，缺乏有感召力的人物，也缺少治國理財能手。另一方面。利比亞是個部落社會，民眾心目中普遍存在著部落意識，對部落的效忠往往高于對國家的效忠，部落利益和部落意識直接影響著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另外，利比亞戰爭中的血腥沖突和肆意報復，進一步加劇了部落之間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的仇恨，也加深了地區之間和部落之間的隔閡與裂痕。因此，此次，昔蘭尼加宣布自治不過是這種問題的公開化，它是利比亞走向分裂的前兆。

　　“利比亞模式”經不起考驗

　　利比亞戰爭實際上是西方與卡扎菲的一次“算總賬”，并非真正為民主和人道而戰。利比亞戰爭是西方新干涉主義的又一個“杰作”。如果說，西方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以“民主改造”為幌子輕率啟動伊拉克戰爭，最終留下的是伊拉克人民深重的災難的話，那么，在第二個十年，借“阿拉伯之春”進行了利比亞戰爭，制造了又一個軍事干涉、武力改變政權的“神話”。它留給利比亞的既有仇恨的種子，又有四分五裂的局面。歷史上，當一個強人政權轟然倒塌后，要么會出現又一個強人政權取而代之，要么會陷入無政府狀態。而在一個民族關系或部落關系非常復雜、矛盾尖銳的社會條件下，推進民主必然誘發分裂——不同民族或部落在“自治”的旗號下走向分裂。可以說，北約通過“利比亞模式”締造民主政權，其困境正在于此。這恰恰表明，民主的推進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其中，民眾的政治認同和政府的政治權威之間相互促進，才能順利實現民主。卡扎菲政權垮臺已半年有余，執政的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仍未實現對各地的有效控制，許多地區都處于“半獨立”狀態，說明其權威性并未建立起來。戰爭的血腥程度很難消弭已經形成的新仇舊恨，戰后，報復和仇殺事件屢發，所謂的“包容性”仍然是一種奢望，停留在紙面上的一個倡議。此次，對于昔蘭尼加宣布“半自治”的決定，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賈利勒公開回應將“動用武力”維護國家團結，利比亞境內民眾也出現集會反對施行聯邦制。但是，戰后的利比亞，地區之間、民眾之間裂痕不斷加深，企圖以軍事的手段根本無法消弭這種裂痕。

　　50年前，賽義德·伊德里斯依靠個人威望實現了利比亞由聯邦制向單一王國的過渡。而今，歷史似乎又回到了裂痕的原點。在圍繞“半自治”以及“聯邦制”的較量中，利比亞的戰后重建和政治轉型充滿懸念和風險。同樣作為阿拉伯國家的敘利亞，當前國內危機日益加深，血腥沖突加劇，西方對敘干預之聲不絕于耳。此時，利比亞東部宣布“自治”的舉動實際上警示人們，推動政權更迭的“利比亞模式”是經不起考驗的，推銷“利比亞模式”更是一種危險的游戲。(王林聰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西亞非洲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