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彩票店內,財神爺被供上香煙。
一些彩票站打出吸引彩民的標語。
4月27日,一名彩民正在聚精會神看開獎。
4月28日,一名農民工彩民買了一整本刮刮卡。
700萬問題彩民,43萬重度問題彩民。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彩票研究中心“中國彩民行為網絡調查”數據一公布,隨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雖然有學者對網絡調查方法和數據提出爭議,但一個共識是,我國彩票年銷售已突破2000億,而對于彩民的關注和研究滯后,問題彩民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近期,本報記者走訪北京數十家彩票投注站,采訪百余位彩民,低收入的打工者已成為購彩主體,且有的癡迷程度很高。一些彩票站違反《彩票管理條例》,進行誤導性宣傳。
按照《彩票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發行機構還應該張貼警示標語。記者走訪數十家彩票站,沒有一家張貼有警示標語。
段斌的生活費又不夠了。
2月初辭掉工作后,除了租住的地下室,偌大的北京城,他只去一個地兒:彩票投注站。
彩票投注站里,段斌消耗了整個春天以及一萬多塊錢。
一萬多塊錢,對于1990年出生的段斌不是個小數目,17歲剛來北京打工時,每月工資是600塊錢。
現在,段斌不覺得一萬多塊錢是個大數,“彩票站里,比我玩得大的有的是”。
3年前,他開始接觸彩票,當時工作地點在一家投注站隔壁,“同事們都玩,我就跟著玩。”
至今段斌仍懷念當時的好運氣,第一個星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靈感,先后中了一個4000元、一個2000元。
但之后,好運氣再沒有來過。
彩票站里“祥瑞”與“喜中”
4月15日,朝陽安貞橋附近的一家彩票站。
推開門,段斌先跟彩票站老板胡立君調侃:“胡哥,我又給您上供來了。”
開了七年多的彩票站,胡立君跟常來的彩民很熟,“財神爺們,錢不歸我,都給國家做了貢獻。”
對于彩民,這只是一句玩笑,沒有人會真正關心。
“腦袋里都是發財夢,除了中大獎誰管別的。”胡立君說,國家發行彩票支持公益,但幾乎沒有彩民買彩票想到過公益,“跟他們一點兒關系都沒有”。
彩票站內跟公益沾邊的也很少,唯一印有公益字樣的宣傳畫最近也要被一張“3D福彩”走勢圖取代。滿地開過獎的彩票上也難找公益的字眼,背面都被電動車、麻辣燙、廢品收購等廣告占據。
3張方桌,7把矮凳,兩臺彩票機,不足10平方米的彩票站內,彩民們或是盯著墻上張貼的號碼走勢圖,或是拿出報紙琢磨。報紙上都是中獎消息和各路“專家說法”。
財神像在彩票站是必不可少的,一張貼在彩票機正前方,一張貼在門框上方。
彩民們對財神畢恭畢敬:選號或者開獎時,總會有人虔誠地喊嗓子“財神爺保佑”,門框上的財神像,還卡了五六支香煙。
記者走訪北京數十家彩票點,都掛著或擺著“祥瑞之物”,除了財神,形象還有招財貓、大象、貔貅、咬著錢的蟾蜍等。
“買完這把就收手。”彩票站內,這句話段斌一天要說數十次。每次開獎一剎那,身體會不自覺地前傾。又是沒中,他把一沓彩票紙向上扔出,“再買一把就不玩了。”
段斌喜歡玩“快樂8”,單注2元,每5分鐘一開獎,“很刺激,中沒中一下子就知道”。
一個下午,段斌花掉了2000多元,他不關心這些錢去了哪,將來用到何處,只是不停地抱怨“今年太背了”。
段斌坦言,抑制不住買彩票的欲望,“一路過彩票站就邁不動步了,特別是看見那些中大獎的標語。”
類似“本站喜中×××萬”標語,刺激著彩民們的欲望。
七圣路一報刊亭內的彩票點,地方太小,老板干脆把“本站喜中876萬”打印到紅色的A4紙上,掛在最顯眼的位置。
豐臺區馬連道南街上的一家彩票站,墻上密密麻麻貼滿已經開過獎的刮刮卡,個別卡片字跡太小,老板干脆在后面附一張白紙:本站喜中20萬元。
按照今年3月1日起實施的《彩票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紙質即開型彩票的廢票、尾票,應當定期銷毀。
記者調查,無論是城區內還是郊縣,“本站喜中”成了彩票站統一的宣傳語。
東城體育館路一家彩票點,還打出了“什么都漲價,彩票不漲價”的標語。
早在2009年,《彩票管理條例》就規定發行機構不得進行誤導性宣傳。但對于什么是誤導性宣傳,并未給出明確界定。
按照《彩票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發行機構還應該張貼警示標語。記者走訪數十家彩票站,沒有一家張貼有警示標語。
中獎700萬成“瘋狂的賭徒”
30歲的李嚴興沖沖地推開彩票站的門,擠開胡立君,自己“啪啪”幾下把寫在手心的數字敲到彩票機上。一邊等待出彩票,一邊自說自話:剛才堵車,記了幾輛車的尾號,說不定就是今天的大獎號。
段斌也是整天絞盡腦汁想著彩票上的那幾個數,他也知道不工作天天買彩票不好,“但中了大獎,就能翻身了。”
“中獎如同中雷。”老袁,這名中過300萬大獎的資深彩民,并不認同段斌的想法,“我們這群人,真正過得好的,很少”。
北二環的一處老式的兩室一廳,家具擺設很難與數百萬的身家聯系起來,最醒目的是一尊約50厘米的觀音像,頂端寫著“有求必應”四個字。
老袁說,很多人以為中了大獎的彩民都會買房、買車或是投資,“咸魚翻身過上好日子”。但實際上這些彩民更多的還是買彩票,“更瘋狂地買彩票”。
老袁描述中大獎那一瞬間,“不是你們想的高興,是亢奮,失去理智的亢奮,會迷信下一次中更大的獎”。
自己開著彩票點的老袁,自稱是中大獎彩民中比較理性的,他的一位朋友買彩票中了稅后近700萬的大獎后,“生活都被毀了”。
朋友曾是一名老板,接觸彩票后,經常一次數萬元買彩票。中了大獎后,變成十幾萬十幾萬地買,最瘋狂的一次投注80多萬元。
700多萬全投進去了接著買,大房子換成小房子接著買彩票,夫妻離婚還接著買。老袁掰著手指算著說,幾年下來這位朋友輸掉的錢,“至少4000萬。”
記者多次聯系老袁的朋友,對方以“太丟人,不愿說”婉拒采訪。
“都說彩票用于公益,但誰會把彩民當做公益的人?”老袁說,開彩票站近20年,見多了形形色色的彩民,不管是有錢的還是沒錢的,一旦癡迷其中,就是旁人眼中的標準賭徒,“別人看不起的。”
胡立君的彩票站,7年當中也出過好幾個一等獎。和老袁的描述一致,“他們(中過大獎者)依舊買彩票,錢多了,買的更兇了,哪會停下來?”
胡立君曾遇到過一個人拎著35萬現金來買彩票,一個號碼下幾萬塊的注,“就是孤注一擲”。
小伙“想翻盤”詐買彩票被捕
李嚴的“堵車尾號”還是沒中,這名每月收入三四千元的房產中介,每月至少五六百元花在彩票上,有時一兩千元。
他現在就怕3歲的女兒翻自己衣兜,“閨女一發現彩票就會到她媽跟前晃。”只要面額10塊以上的彩票被妻子發現,免不了一場爭吵。
彩票站老板胡立君對此已見怪不怪,“這和打麻將一個樣,除非兩口子都玩兒,不然肯定會吵架。”
彩票也讓家住順義的牛玉蘭絕望,癡迷彩票的丈夫在去年曾經一次購買3萬塊的“快樂8”。家里控制了丈夫的資金,他就跟朋友借錢買彩票,爭吵幾乎成了家里常態。
在彩票圈里摸爬滾打了近二十年的老袁坦言,對于買彩票上癮的人來說,“個人控制不住,家庭勸服不了。”
每每聽到別人說買彩票上癮,夫妻吵架影響家庭,一臉青春痘的段斌愛接話,“我買彩票,就不用煩這些”。
19歲的彩民王強也愛玩“快樂8”,他的經歷足以讓段斌警醒。
王強沒有正當工作,被警方控制前,也想著中大獎一夜暴富。
今年3月16日,西城一家彩票站,揣著200元現金的王強,玩起“快樂8”彩票。
200元,隨著5分鐘一開獎,很快花沒了。
“他想翻盤掙回來。”彩票站程姓老板回憶,王強懇求記賬賣彩票。欠了一萬元時,程老板向王強催錢。王強借程老板電話,當場給家人打電話,說讓送3萬元過來。
信以為真的程老板繼續給王強打彩票。快到3萬元時,見無人來送錢,程老板主動打電話催問,這才發現電話是假號碼。
此時,19歲的王強“心一橫”,直接用程老板的手機撥打110,“110嗎?我打了三萬元彩票,然后沒錢給了。”
王強對趕來的民警說,自己越輸就越想翻盤。彩票店統計,王強詐買彩票418張,共計29580元。目前,王強因涉嫌詐騙罪,已被西城檢察院批捕。
北師大彩票研究中心調研稱,問題彩民就是買彩票上癮,想停停不下來,不買難受,不能自我抑制的彩民。
段斌、李嚴都不認為自己是問題彩民,胡立君也不認同“問題彩民”的說法,“這樣的人多了,也沒看到誰出事”。但他們認同,買彩票本身就是賭博行為,“買彩票肯定是會上癮的。”
彩票站“賣得越多掙得越多”
豐臺馬連道地區聚集了大量打工者,馬連道南街上兩家彩票站都異常火爆,每天傍晚都是人滿為患。
其中一家彩票點幾乎囊括了2004年至今所有市級或區級“優秀投注站”稱號,彩票站的老板透露經驗,商場開在越繁華的地方越好,但彩票點要開在“窮人扎堆”的地方才能賺錢。
胡立君也證實,他的彩票站也是外來打工者為購買主體。
河南財經學院彩票研究所所長馮百鳴稱,最近研究所在深圳做了一個調查,選了五六十個彩票投注站點,找了500多個彩民樣本。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外來務工人員是購買彩票的主力,而且有的非常癡迷,“這種購買結構肯定是不合理的”。
“中國彩民行為網絡調查”主持者、北師大心理學博士陳海平表示,調查顯示,問題彩民的主要人群,有“18歲到45歲,高中和大專學歷,月收入1500元到3000元之間”等特點。
北京多家彩票點的老板坦言,類似于“本店喜中大獎”這樣的標語,對于外來打工者最有誘惑力,宣傳也最有效果。
“我們是有最低銷售額的。”閑談中,胡立君道破彩票站的玄機。他介紹說,每臺福彩機器每月的銷售額不能低于4萬,體彩不能低于2.5萬。而且彩票銷售額直接同投注站的收入掛鉤,“賣得越多,掙得越多”。
昌平一投注站的老板告知,彩票銷售也有“末位淘汰”,如果單月的銷售額一直上不去,“上面就會有人來調研,或者關閉,或者換地方。”
“這是唯GDP邏輯在彩票領域的反映。”北師大心理學博士陳海平認為,這種不加限制的售賣方式制造問題彩民的同時,也喪失了彩票的公益性。
“被綁架的彩民”和滯后救助
跟一般彩票點的老板不同,老袁主張對彩民加強關注,特別是那些上癮的彩民,“彩票綁架了他們,根本停不下來”。
他坦言,自己辦彩票點也想多掙錢,但是看到的悲劇多了,覺得起碼應該有機構為問題彩民提供專業的疏導和救助。彩民為彩票事業、公益事業做了貢獻,但他們出了問題,“羊毛被扒光了,就沒人管了”。
順義的牛玉蘭為勸阻丈夫借錢買彩票,曾向“彩民服務中心”熱線求助。
這個設在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熱線,開通五年來接到過2000余次的電話,有的是詢問中獎號碼的,有的是哭訴家庭因買彩票破碎的,有購彩成癮無法自拔自責不已的。
“我們起碼告訴他們彩票是隨機性的,不可能預測。”一位熱線人員坦言,對于上癮的彩民,很難僅通過電話疏導說服,“我們在電話這頭勸他不要相信預測,可他身邊有一百多個彩民在預算走勢圖,這就像在拔河,我們的勸導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陳海平表示,國內對于彩民的研究滯后,更別說專業的疏導和救助機構。
國外強調“責任博彩”,針對“問題彩民”有系統的預防救助體系。比如有的國家規定,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機間須有一定距離,防止彩民過度沉迷而造成經濟損失。對于已經出現的“問題彩民(賭徒)”,經過相關鑒定會,就有規定強制投注站不能對其出售彩票。彩民個人、投注站、彩票發行機構都有責任避免問題彩民的產生,“多人少買”,以此保證彩票公益性。
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是彩票管理條例草案起草審查工作的直接參與者,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嚴格守法利善兼求,二是加強對問題彩民的跟蹤研究,三是設立專門的問題彩民救助基金,四是加大支持社會力量關注度和解決問題彩民的力度。
(彩民及家屬姓名均為化名)
政府應重視對問題彩民干預
■ 對話
【對話人物】
馮百鳴 河南財經學院彩票研究所所長
【對話動機】
作為彩票研究專家,馮百鳴不認同北師大調查的“我國彩民約兩億人,問題彩民約為700萬”的數據。他認為,這些數據樣本全部來自網絡,彩民中究竟有多少人上網?網民中究竟有多少是彩民?
他稱,中國的彩票發展指數已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水平,但對于彩民、問題彩民的研究和干預遠落后于西方。建議政府和彩票發行機構應該拿出一部分資金,支持大學或NGO的研究機構對問題彩民進行專業研究和干預,就像研究網癮一樣。
彩票發展指數已達高線
新京報:你認為現在有多少問題彩民?
馮百鳴:2006年和2007年,中國福彩和中科院心理所曾經通過投注站做過關于福利彩票的彩民調查,也涉及了“問題彩民”,當時沒有把這4%確切稱為問題彩民,只是說這部分彩民對彩票有較為嚴重的依賴傾向。
統計數據顯示,問題彩民大概占統計總數的4%左右。學界估計,我國彩民總數在1億到1.5億之間,如果據此推算,問題彩民大概在400萬到600萬之間。
新京報:問題彩民應該怎么界定?
馮百鳴:問題彩民的研究首先應該定一個問題彩民的標準,這個標準目前學界已在做。我認為應該從這些方面去制定這個標準,比如購彩金額,花費的相對時間,個人的心理依賴程度,對個人身心造成的危害,對家庭關系、社會關系帶來的影響,造成犯罪等。
新京報:問題彩民意味著什么?
馮百鳴:彩票發展指數是國際通用指標,一個區域內彩票發行總金額與本區域內GDP的比值,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間,中國已達到高線,超過了0.5%,西部地區一些省區,彩票發展指數幾乎達到1%,這是很荒唐的。
彩票的一個基本理論是,發行彩票可以辦一些公益事業,幫助更窮的人。現在存在一個悖論,購買彩票的人多是中低收入者,幾乎都是窮人買彩票。如果窮人成為購買彩票的主力,甚至成為問題彩民,發行彩票的正義性和倫理性就會受到質疑。
不能只喊中獎不提風險
新京報:國外也有問題彩民嗎?
馮百鳴:國內外發行的彩票性質基本一樣,設計時都是公益性占最重要位置。但國外彩民比重比我們要高,國外大多數人都買彩票,無論窮人富人,是典型的“多人少買”。人家當成游戲玩,我們老是那一撥彩民在買,還買太多,甚至影響生活。
國內外發行的彩票,大致都是將發行額的50%對彩民進行返利,35%用做公益項目,15%是發行費用。國外會從15%的發行費用中拿出一部分,對問題彩民進行干預。
國內除了大學,政府和彩票中心沒有針對問題彩民的研究機構和干預機構。學界一直呼吁,對問題彩民的研究,不能光由大學研究所做,彩票發行機構和政府應該拿出一部分錢,一年發行2000多億,1%就是20個億,撥出來百分之零點幾就夠了。
新京報:對問題彩民應如何疏導救助?
馮百鳴:首先是彩票發行監管機構的責任,跟彩票品種和博弈性強弱有很大關系。國際通行的彩票事業倡導“多人少買”,無論國內外,人們買彩票夢想發財,一夜暴富這很正常,但彩票發行機構不能以增強賭博性來助長這種“夢想”。設計彩票的游戲時,不要發行太快,要考慮彩票的博弈性的強弱,彩票的公益性必須要放在首位,只要發行量很容易出現問題。一般來說,返獎率越高,開獎速度越快,彩票的賭博性就越強。
還要注意引導宣傳,不能只是宣傳誰一夜之間中了多少萬,而要多給彩民做風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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