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美國政客不應為大選將中美經貿議題政治化

　　2012年美國大選的核心議題雖然是在美國國內經濟和就業等問題上展開的，但是不少政客又像以往一樣，抱著抵觸甚至抱怨的情緒遷怒中國，不斷將中美經貿議題政治化。

　　我們已經看到，在總統選舉過程中，代表民主黨的奧巴馬和代表共和黨的羅姆尼兩人都早早地祭出了所謂的“中國議題”。如在發表被視為謀求連任“集結號”的2012年國情咨文時，奧巴馬就曾五次提及中國，指責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炫耀自己政府“正從中國搶回就業崗位”的業績。羅姆尼的涉華言論走得更遠且更為尖刻。身為金融投資業出身的政治人物，羅姆尼卻一改昔日倡導自由貿易的理性立場，宣稱“上任第一天，就要把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并將借助WTO等國際機制制裁中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在經濟議題之外，羅姆尼還不忘在軍事和人權領域批評中國，向選民承諾他將帶領世界進入下一個“美國世紀”而非“中國世紀”。

　　我們同樣看到，在國會選舉中，兩黨候選人也出現了在對華態度上的“示強競賽”。在經濟與就業形勢相對嚴峻的中西部五大湖地區、中西大西洋地區、東南部地區以及西海岸等地區，這種指責中國、歸咎中國的情況非常普遍。事實上，早在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之時，根據《紐約時報》的不完全統計，就已有超過100個選區、250個電視廣告以中國為噱頭，至少29名兩黨候選人負面操作了中國議題，其中甚至包括當時連任堪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里·里德等重量級人物。從今年的國會選舉來看，經濟的低迷使美國民意思變，隨著“茶黨”運動、“占領”運動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的持續抬頭，國會選戰中呈現出明顯的“反在任者”風潮：為了挑戰資深議員，新的候選人基本上都采取了較為激進甚至極化的選戰策略，而中國議題恰恰也就成為這些挑戰者的“上佳選擇”。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與國會選戰中的高調炒作形成了頗具戲劇性反差的是，國會在立法程序上對中國議題的處理相當低調：自今年1月3日第112屆國會第二會期復會以來，兩院均未產生新的直接而消極的涉華提案，不但2012財年撥款法案中沒有再多涉及中國事務，而且去年10月初在參議院通過的人民幣匯率法案也沒有在國會眾議院中被再次提及。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理性對待中國事務在華盛頓也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炒作造勢是競選政治的需要，與中國合作更是明智的選擇。

　　其實，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統計，自2000年以來，美國所有435個眾議員選區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對華貿易。這一事實說明，無論是總統、議員還是地方政府候選人，為了競選而抹黑中國、進而間接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穩步推進制造有形或無形的障礙，從根本上講是犧牲了其口口聲聲“代表著”的美國選民利益的，是選舉政治扭曲下的短視行為。

　　美國選舉政治中對中國議題的負面炒作貽害不淺，顯示出美國各個層次候選人對中國在全球戰略能力的增強而產生的極度焦慮。這種針對中國的負面宣傳和消極造勢已經在聯邦、各州甚至地方政壇上形成了某種氣候，無助于兩國經貿交流、金融合作的順利開展。

　　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證明，一場選舉無法扭轉雙邊關系的整體走向，但是，任何因為選舉政治而造成的細小曲折都可能為兩國帶來巨大的政治、經濟以及外交上的損失。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美國還有許多人在大選中紛紛呼吁美國不應過高估計中國與美國合作的意愿，強調在貿易、匯率、知識產權甚至朝核、伊核等諸多問題上，中國的讓步不能滿足美國的預期。特別是在經貿領域對中國提出種種苛求，將美國對華貿易失衡、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直接與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中國技術創新政策等國內政策問題掛鉤，認定中國不斷違反世界貿易規則和入世承諾。

　　我們當然明白，選戰中對中國議題的政治化炒作，是“美國反對美國”特質的一個體現。一方面，這種炒作所帶來的短期影響與長期后果將損害中美兩國關系的穩步發展，并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炒作又成為美國國內各層次政治人物實現“選票最大化”、煽動選民、迎合某些特定利益的有效途徑之一。美國急切要求追究本國政府經濟政策失誤、希望激活本國經濟的“民粹主義”傾向為參選的政治人物操縱中國議題創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中美負責任的理性決策者應該共同努力，主動而積極地降低選舉年對中美關系發展的損耗效應。中國要繼續加大與美國的政治與軍事對話，加大對美投資力度，加深對美公共外交。同時，要正本清源，為美國民眾提供更為客觀、真實而理性的選項，認清并區分對待某些政治人物在選舉周期中的工具性、黨爭性表態。對于美方而言，我們真誠希望美國有識之士能夠從大選中的經貿去政治化做起，力爭排除國內選舉政治的紛擾，跳出選舉周期的影響，把“美國歡迎中國的強大繁榮和成功”落實到負責任的言行，真正領會兩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精神，確保美中雙方各領域各層次的交流與互動。

　　應當說，自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兩國國內圍繞中美關系的定位與走向，針對彼此的戰略設計進行過多次大的爭論。現在，兩國關系要實現從避免冷戰式的沖突和惡性競爭向基于共同利益的后冷戰式大國間良性競爭與積極合作的跨越，就必須共同努力，一起尋找和諧競爭的新型大國相處之道。值得欣慰的是，作為由中美兩國元首達成共識而創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以制度創新的形式，不僅建立了兩國政府部門之間廣泛的對話和溝通渠道，更培養了兩國官員相互合作的習慣，成為中美戰略性、前瞻性、長遠性議題的最重要對話論壇。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開創了當代國際關系歷史上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先例，不僅是兩國近年來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更為降低戰略猜疑、有效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打下了良好基礎。(孫哲作者為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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