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銀行與催債公司合作向市民催債不違規

　　據中新社10月29日報道，在2012年度南京市重點行業“向人民匯報”述職評議活動上，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中國建設銀行江蘇省分行、南京銀行等多家銀行，公開承認自己與第三方催債公司合作，就信用卡欠款向市民“追債”。

　　一時間，公眾質疑不斷，但是中國銀監會卻明確授權銀行可以實施“催收外包”行為。那么，銀行委托第三方“追債”，究竟合不合法？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第三方催債并無原罪，“關鍵是要確保催收機構、手段和方式合法，如何細化銀行業相關法規來杜絕上述隱患更有價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表示。

　　催債外包有依據

　　“我們行里應該說是有第三方合作的催債公司，眾所周知，因為催收的業務相對比較簡單，同時工作量又比較大，我們聘請了一些公司。”媒體報道引述的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銀行卡部總經理魏銓的話語，似乎成為點燃公眾憤怒的導火線。

　　“‘催債公司’幾個字太刺耳了，讓人想到黑社會，這種‘聯姻’讓人匪夷所思。”這是在北京某外企法務部工作的葉藝芳，看到新聞后的第一反應。

　　記者檢索發現，早在四五年前，一些銀行采用種種灰色手段催債的新聞就屢見報端。比如，有報道稱信用卡欠款人頻繁接到騷擾電話，有的多達一周幾十個電話，對方在電話中惡語相向，乃至恐嚇、威脅。還有上門催款者“賴著不走”，甚至深夜上門催款。

　　“面對客戶欠款，根據《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和銀行與客戶間的合同，銀行可以通過打電話、上門請求、罰息和法律訴訟等方式追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銀行管理專家何自云告訴記者。相應地，銀行與“催債公司”的合作，則被諸多輿論質疑為“不進法門進歪門”。

　　但在銀行業內部人士看來，與第三方合作催收并非“歪門”。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詢發現，銀監會2009年第60號文件《關于進一步規范信用卡業務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記者注)第13條明確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審慎實施催收外包行為，“選用的催收外包機構應經由本機構境內總部高級管理層審核批準，并簽訂管理完善、職責清晰的催收外包合同。”

　　銀監會2010年頒布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外包風險管理指引》(以下簡稱《指引》——記者注)中也規定，除了戰略管理、核心管理和內部審計外，銀行可以將“由自身負責處理的某些業務活動”，委托給服務提供商進行持續處理。

　　“實際上，‘催收外包’是有法律依據的，在銀行業里也并不鮮見。”某大型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部員工李薇(化名)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由于催收個人信用卡的欠款，單據分散、涉及金額通常不大但數量眾多，而國內大部分銀行沒有建立專門的追債部門，因此，很可能被一些銀行采取外包手段處理。”

　　但李薇強調，根據《通知》，實施催收外包行為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建立相應的業務管理制度，明確催收外包機構選用標準、業務培訓、法律責任和經濟責任等。

　　根據《通知》，被委托的催收外包機構，也須有嚴格的審核批準制度，并簽訂管理完善、職責清晰的催收外包合同。且“不得單純按欠款回收金額提成的方式支付傭金”。

　　“法律在保障客戶信息安全方面，有嚴格的控制措施。因此，能與銀行合作的第三方機構，大部分是有資質的律師事務所或咨詢公司，‘催債公司’只是媒體的通俗說法，由于催債公司本身的灰色性質，很容易造成輿論誤讀。”她說。

　　來自銀行業的反應佐證了李薇的說法。

　　被“曝光”的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中國建設銀行江蘇省分行，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采訪時均稱，報道表述上有欠妥之處，已將有關情況向銀監會匯報。記者致函銀監會求證，截至發稿暫未接到回音。

　　另據媒體報道，3家被“曝光”銀行均表示，由第三方進行欠款催討意味著必須加強監管。如對所有公司進行招投標確定合作公司，并簽訂嚴格的責任保證書；對所有的催款電話進行錄音，并保留三個月甚至兩年，還要進行不定期的檢查；上門催款必須雙人上門，且雙人中一定要有銀行員工。

　　針對目前呈現的銀行催債“亂象”，南京銀行行長夏平的理解是，這暴露出銀行在信用卡辦理初期階段管理上存在問題，“還沒有學會如何對第三方公司進行有效管理。”

　　催債外包，風險幾何

　　銀行為何要采用“外包”催債？在李薇看來，這是一筆經濟賬。

　　何自云告訴記者，雖然從統計數據看，我國信用卡欠款率并不高，僅1%左右，但信用卡基數很大，達到數億張。“這么大欠款量，對銀行是很大的壓力。通過訴訟追回操作性不強，一方面一些欠款達不到法律規定的訴訟金額，即使能起訴，成本高、效率低。就算勝訴了，也得銀行提供債務人的住址信息及資產狀況，調查成本巨大；若是債務人通過轉移財產‘躲債’，更是面臨執行困境。”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副教授吳景明分析說。

　　李薇也證實，這種情況在業內被形容為“打官司拖不起、官司贏了白贏”。

　　銀行外包催收，似乎在法律框架內為銀行“高效催收”提供了一個新思路。然而，在葉藝芳看來，銀行與催收機構畢竟是利益共同體，很難保證手段規范。“在‘迅速收債’的誘惑下，銀行的監管會不會形同虛設？即使第三方機構討債的手段合法，銀行隨意把我的信息透露給第三方，第三方再拿這些信息做違法的事，該由誰負責？”

　　據媒體報道，市場規模小、低端訂單多、風險控制難一直是中國金融外包服務的“三大難題”。

　　銀監會《通知》第14條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持續關注催收外包機構的財務狀況、人員管理、業務流程、工作情況、投訴情況等，確保催收外包機構按照本機構管理要求開展相關業務。

　　“對因催收外包管理不力，造成催收外包機構損害欠款人或其他相關人合法權益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承擔相應的外包風險管理責任。”

　　《指引》第12條也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制定外包活動政策時，應該評估“對外包活動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進行外包活動時，應當對服務提供商進行盡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管理能力、行業地位、經營聲譽、企業文化和服務質量。

　　《指引》同時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外包活動中應當建立嚴格的客戶信息保密制度。

　　但這些規定在吳景明看來，由于缺乏細則，并不能有效把銀行約束起來。

　　“對銀行來說，全程保證‘外包催收’合法并不容易。第三方機構是否合法成立、是否有相關的催收業務，以及全程是否采取合法的手段和途徑去追債，每個環節都有風險。”吳景明提示。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少軍教授也指出，若是委托律師事務所，完全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追債，“手段只能是發函提醒、訴訟，別無其他。”相比非正規的“武催”，這種“文催”監管難，效果也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某些銀行自然會想到動用性價比更好的“灰色手段”。據媒體報道，追債機構甚至能拿到追得款項的50%。因此業內人士認為，第三方機構為了經濟利益，很容易出現“不法催債”的沖動。

　　“而一些欠款人‘欠錢在先、不敢報警’的心理，則令某些第三方機構更加明目張膽。”李薇分析。

　　規范催債只是“治標之策”

　　如何讓“催收外包”不再與灰色手段相連？在趙錫軍和吳景明看來，細化現有法規是必由之路。

　　商務部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世和的想法與此不謀而合。金世和對媒體表示，不管是《指引》還是《通知》，由于并未給出明確的細則，企業很難據此開展工作。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行業監管體系，將范圍、內容、權限和程序規范化；其次，要加強信息安全。”

　　吳景明也表示，既然允許外包催收，銀行必然要向第三方提供客戶個人信息。“能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哪些信息？信息的用途有何限制？如果造成侵擾怎么辦？這方面到現在還沒有明確規定。”

　　趙錫軍補充稱，催收的方式、步驟、手段更應細化。“目前法律沒有相關規定，為了最大范圍內杜絕‘涉黑’催收，應該細化到什么樣的程度、采用什么樣的手段；沒有能力還怎么辦，有能力想當‘老賴’怎么辦，法院判決執行不了怎么辦等各個環節，都要確立合法的方式。”

　　趙錫軍和吳景明都強調，規范銀行催收只是“治標之策”，更重要的是應建立一套可供銀行共享的客戶“個人信用庫”。

　　“催收困境，某種程度上也是銀行近年來‘跑馬圈地’、不嚴格審核客戶資質而濫發信用卡的惡果。一定范圍內，銀行也應該承擔相應的風險和代價。”吳景明表示。

　　雖然銀行業相關法律明確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對信用卡申請人資信水平和還款能力進行盡職調查，申請人應擁有固定工作，或穩定的收入來源，或提供可靠的還款保障。銀行業金融機構對經查在他行已有信用卡授信，但客戶個人償還能力與各行累計授信額度存在較大差距的申請人，應嚴格控制發卡。在信用體系尚不完備的時候就大量發放信用卡，風險不言而喻。

　　“解決矛盾還應從源頭入手，我國信用卡欠款率并不比發達國家嚴重，但沒有像發達國家一樣，有完善的個人信用制度和個人破產制度。”趙錫軍指出，在發達國家，有專門的機構和組織來衡量個人信用，并且可以在銀行間共享。根據個人破產制度，也可以由法院監督未還款之前的行為，保障將除基本生活之外的收入，優先用來還款。

　　趙錫軍認為解決之道，除銀行嚴格發卡外，“個人信用庫”制度值得借鑒。

　　“現在，銀行內部對持卡人誠信有記錄，但‘誠信黑名單’局限于銀行內部。”吳景明建議將分散的墻“打通”，將“個人信用庫”擴展到全社會。

　　何自云也贊成“個人信用庫”聯網，至少信用信息應在銀行、金融服務和保險業之間共享。“一旦某個人有不良信用記錄，銀行就不再對他繼續放貸；其他銀行也可參考使用，謹慎對他發信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