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收入分配改革應保證富不過三代

　　■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十四 　對于媒體和社會大眾而言，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并不陌生。

　　劉勝軍是“微博控”，幾乎每天能發幾十條微博。他在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劉勝軍改革”。他對自己的定義是“公共知識分子”。在他的微博簡介里這樣寫道：吳敬璉：中國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其實，改革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愿不愿意’的問題。正所謂，孟子云：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為也。”他說，“中國社會改革到今天為止，我們主要的障礙已經不是意識形態的障礙，而是利益的障礙。”

　　在中國諸多經濟學家里，劉勝軍最尊敬吳敬璉，因為他認為吳敬璉是中國經濟的良心，能夠拋開個人的利益，從對國家經濟負責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并且把這些話說出來。“以吳敬璉為代表的這些可敬的老人，仍為改革呼吁奔走，代表了一代人‘歷史深處的憂慮’，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望。”劉勝軍說。

　　今年8月，劉勝軍發表博文《致郭樹清主席的公開信》，呼吁證監會應下決心來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進行制度性救市。

　　十八大召開之前，記者在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見到了劉勝軍。

　　“如果說，過去十年是“聚精會神搞增長”的十年，下一個十年則必須是“重啟改革的十年”。”他說，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重組，意味著巨大的阻力。而中國改革出現困局的一個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經成為核心問題，要政府自我改革、放棄過大的權力，這也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

　　劉勝軍表示，當前正在面臨經濟增長的轉折點，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要重視GDP增長與保護環境的平衡。改革至今，一些過去的提法已經變得不再合適，甚至是誤導。但是如今如果只有口號但缺乏行動，或者打著改革的旗號擴權，是最危險的傾向。

　　十八大之后，劉勝軍發微博闡述了“我的未來十年十大心愿”，迅速被廣泛傳播。這十大心愿包括：不用再到海外買嬰兒奶粉；能在大超市買到安全的食品；白領不再淪為房奴；環境污染不再惡化；貧富差距不再擴大；企業家不再忙著移民；裸官不再增多；股市從圈錢機器變成價值創造場所；不再“拼爹”，機會公平；對公權力的約束取得顯著進展。

　　在他看來，這“十大心愿”都是需要切實改革、改變的實際落腳點。

　　核心觀點

　　解決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要保證兩點：第一是機會公平，第二個，要保證“富不過三代”。這里所說的“富不過三代”是指這個社會結構不會固化，這樣才有奮斗的動力。怎么做到富不過三代，就是遺產稅。

　　一分為二看“刺激”

　　新京報：有種說法是宏觀調控帶來了一個新型的“經濟周期”，你怎么看？

　　劉勝軍：過去歷史經驗表明，比如說西方唱衰中國的時候，中國總能夠絕地反擊把經濟再救活，我想中國還是有這個能力。

　　但是對調控的負作用確實要重視。以2008年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為例，你不能對它要求完美。從當時的情況來看，4萬億計劃確實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為什么4萬億計劃會引起這么大的爭議？很多主流經濟學家持反對或者批評的意見。其實是大家沒有把這個問題區分開看。區分開就是講在做一個決策的時候，不僅要考慮要實現的效果，還要考慮到決策會引起的連鎖反應。

　　新京報：經濟刺激會引起什么樣的連鎖反應？

　　劉勝軍：最大的連鎖反應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0萬億的刺激計劃。

　　我們知道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最難解決的問題是體制性的問題——“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就是因為社會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義上市場經濟主體，比如說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包括我們原來在90年代的銀行也不是真正意義的商業銀行。這種情況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慮后果，就會導致我們經濟過冷或者過熱，這是我們經濟周期起伏的一個體制性的根源。

　　原本以為通過這么多年的改革，已經解決了這個體制性的問題，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連三的萬億級別的投資計劃告訴我們，這個體制性的隱患還是存在的。地方債的問題從根子上講還是銀行的配合，因為地方政府是沒有錢的，這些錢都是銀行的信貸。在這一輪擴張中，你看銀行信貸的增量圖，2009年、2010年突然爆發。再看這兩年外資銀行的信貸情況，貸款規模不僅沒有增長，有的還在收縮，和中資銀行形成了鮮明對比。

　　“花錢”常伴隨著尋租

　　新京報：外資銀行的信貸投放能說明什么問題？

　　劉勝軍：外資銀行是以風險為導向，知道在這樣大的刺激過程中，可能會有很多低質量項目出來。中資銀行考慮問題不一樣，中資銀行做事情保證這件事情是“政治上正確”的，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每一次經濟刺激計劃，對于一些地方政府、國企、銀行而言，就是一次花錢的機會。花錢的機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腐敗的機會。每一次花錢的過程，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國企掌握這個資源，投資的效率和體制損耗非常大，這里面尋租空間是巨大的。這是我們目前經濟面臨挑戰的根源。

　　新京報：當前經濟增長放緩與經濟刺激存在因果關系嗎？

　　劉勝軍：“花錢”失控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通貨膨脹上來了，地方政府債務失控，房價再度飆升。在這種情況下，又倒逼決策層采取急剎車，例如一些高鐵項目暫停，銀監會開始整頓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房地產調控……這一輪組合拳下去，通貨膨脹是下去了，但是經濟也下來了。

　　為什么經濟會下來？這就回到我們中長期問題，中國經濟是高度依賴投資的。中國投資率在2010年達到49%，也就是投資占GDP的比重。這么高的水平在全球世界經濟史上都非常罕見。因為這么高投資率，加上這一輪急剎車又是在打擊投資，所以我們經濟開始下滑。

　　在政府投資中，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經濟資源總是稀缺的，經濟學研究的就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假設政府有10萬億，在短期內應該怎么去花這個錢。不是說修地鐵、高鐵應不應該，而是說有沒有更應該花的項目，如教育、醫療、養老。

　　第二，任何一個事情都要考慮它的成本。例如高鐵項目，如果以市場方式去做，成本會不會更低一些？當然，我只是假設，因為沒有辦法去驗證。但是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經濟轉型需先打好基礎

　　新京報：我們常說“經濟轉型”，你認為要如何轉？

　　劉勝軍：其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中國經濟2030》，對中國經濟做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診斷，提出了非常可行的藥方。

　　經濟轉型意味著什么？簡單而言，就是兩句話，從投資到消費，從制造到創新。

　　我們先看看從制造到創新。企業家為什么不去創新？政府手上掌握資源太多了，政府能夠控制項目的審批、控制IPO、控制很多產業的補貼、控制大量土地資源。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更多是關系導向、資源導向或者機會導向，而不是管理和創新導向的企業家。這個問題不能怪企業家，要怪我們的市場環境出了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主要體現在土地、資金、勞動力、環境，這些價格都被扭曲了，都被壓低了。

　　比如說資金，尼古拉斯·拉迪做過一個計算，從2004年到2010年中國一年期銀行存款的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是負的。這意味著誰貸款誰占便宜，所以企業就去拼命借錢投資。此外，環境污染的成本很低，勞動力價格或者說勞動力保護的成本也被忽略了。這意味著中國企業享有扭曲成本優勢。

　　很多企業訴苦說匯率升值了，國外形勢也不好，日子很難過。在我看來，這些日子難過的企業，十年前就應該被淘汰。因為它沒什么技術含量，有的就是通過污染環境來降低成本。轉型意味著優勝劣汰，這些靠污染環境、扭曲成本優勢生存的企業不應該存在。

　　經濟轉型第二個問題就是從投資到消費。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先解決“分蛋糕”的問題。我們的蛋糕越來越大，但是留給老百姓的份額是在逐年下降的，這個就是擴消費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一方面要鼓勵老百姓消費，一方面把錢都拿走了，老百姓怎么去消費。所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是在未來十年經濟轉型中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

　　推出遺產稅刻不容緩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是當前的一個熱點，你怎么看？

　　劉勝軍：收入分配失衡要解決的關鍵就是房價問題。現在白領基本上出現貧困化的趨勢。一個社會要想穩定靠什么呢？要靠中產階級。但是我們現在的趨勢就是中產階級的赤貧化或者白領的貧困化，很多中產階級在大城市，買不起房、結不起婚、養不起孩子、看不起病。為什么會有這個問題？其實很重要就是房地產的問題。

　　此外，解決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要保證兩點：第一是機會公平，第二個，要保證“富不過三代”。這里所說的“富不過三代”是指這個社會結構不會固化，這樣才有奮斗的動力。如果永遠奮斗都不能成為有錢人，那還奮斗干嘛？怎么做到富不過三代，就是遺產稅。

　　美國的遺產稅率是45%，這樣遺傳三次，到后代那里已經剩不下多少了。政府拿到這個錢又可以幫助窮人，還可以提高大家創業的積極性。我們看到美國很多企業家主動把錢捐出去，因為他知道我不捐也要被收走，還不如把它捐掉。看一下我們的企業家，他們都把財產給自己子女，股份都已經轉移了。這個財富是非常驚人的，這些財富如果都逃掉45%稅的話意味著什么？我們失去了非常好的糾正社會收入分配失衡的機制。所以說出臺遺產稅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行政手段難抑房價

　　新京報：剛才講到房地產的問題，能深入談一下嗎？

　　劉勝軍：中國房地產的問題怎么產生的？第一個原因是貨幣政策。中國M2的增長速度是驚人的，中國M2占GDP的比重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在2008年到2011年全球新增M2當中，中國就占了50%，你可以想象這么多錢砸下去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要么通貨膨脹，要么資產膨脹。如果把通貨膨脹壓住了，這個錢去哪里，錢要去炒樓市和股票，因為它沒地方去。一方面到處撒錢，一方面又說這里不能漲價，那里不能漲價，這是不符合貨幣經濟學的常識的。

　　第二個問題，房地產的問題是一個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這就意味著通過行政性的打壓措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目前的措施導致大家陷入觀望，帶來的后果是房地產市場凍結，結果是沒有人去建房子了。這樣一個政策只能是臨時性的，因為它不可持續。然而政策一松動，需求又回來了，因為錢沒有走，只是在觀望，但是你房子沒了，因為這兩年沒有新的項目。接下來房價會再次拔高，沒有辦法，因為錢沒有地方去。我們目前解決問題都是靠硬性去壓，而不是去疏導，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要管住貨幣，另外一個辦法就是要實現社會分配相對合理。一方面是拼命的蓋房子，另外一方面我們蓋了房子被一些官員藏到自己懷里去了，這個房價能打下去嗎？

　　改革動力來自民眾進步

　　新京報：你的微博名稱中有“改革”兩個字，你期待下一輪經濟改革怎么改？

　　劉勝軍：政府體制本身的改革是下一輪改革的核心，看起來是央企改革，但是央企我們知道它不是企業，它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說很多下一輪經濟改革的核心，都是一個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實改革就是利益的重組，就是如何切蛋糕，但誰也不愿意成為利益受損，所以這樣改革體制的設計就會非常復雜。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我們也有積極的一面，改革到今天為止，我們主要的障礙已經不是意識形態的障礙。在今天，中國民眾的思想已經有了非常大的進步，特別是說我們在這樣一個信息化充分開放的互聯網時代，這些因素都是社會改革或者前進的積極動力。

　　■ 同題問答

　　新京報：中國諸多經濟學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劉勝軍：吳敬璉。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會選擇他。因為吳敬璉是中國經濟的良心，他能夠拋開個人的利益，從對國家經濟負責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并且把這些話說出來。

　　新京報：2012年經濟運行到現在，有沒有讓你覺得有意外的地方，為什么？

　　劉勝軍：經濟的持續下行。

　　新京報：在市場層面，你認為最近哪一項改革比較值得期待？

　　劉勝軍：我覺得政府應該做的馬上就可以做的就是減稅。我們說每年年底財政突擊花錢就超過1萬億，與其浪費不如把錢花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去消費。另外一個，就是打破壟斷。

　　新京報：未來十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具有投資前景？

　　劉勝軍：很難說到太具體每個行業，從大的角度來講，醫療產業的前景會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