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論全球網絡空間秩序：網絡管理需多邊民主

　　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網絡安全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11月的巴以沖突，互聯網儼然成為“第二戰場”；伊朗的政府網站則在近幾年頻遭 “投毒”；美國去年出臺了《網絡空間行動戰略》，計劃打造北約“網軍”……圍繞“第五空間”的博弈，誰將笑傲江湖？中國在應對網絡安全威脅方面，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參與構建未來網絡空間安全秩序？對此，本報記者專訪了兩位網絡安全領域的資深學者。

　　權力分野“北強南弱”

　　記者：在構建全球網絡空間秩序方面，存在“西強東弱”的不平衡態勢。應當如何看待互聯網治理的全球權力博弈？

　　楊劍：信息技術和網絡社會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國際關系和社會治理也因此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網絡在科技上是各國競爭的平臺，在經濟上是財富匯集的手段，在文化上是相互影響的工具，在安全上是彼此防范的“戰場”，在政治上是大國博弈的場所。鑒于互聯網等網絡空間已發展為全球經濟運行的平臺、人民交流的場所，因此，維護網絡空間的安全與穩定也成為全球的共同責任。

　　網絡空間的全球博弈是一種競爭與合作并存的博弈。從合作方面講，互聯網等網絡空間是各國將本國網絡基礎設施作為共享品與全球連接建構而成的。各國人民都可以通過網絡效應獲益。因此應當鼓勵建立具有全球共識的網絡治理機制。各國都應本著擴大共識、縮小差距的愿望積極參與網絡治理機制的建設。從競爭方面講，由于網絡空間具有獲取資源和拓展影響力的功效，因此全球各種力量都試圖主導或影響全球網絡秩序的建立。網絡治理落后于網絡技術的發展，因此網絡空間中存在著“先入為主、先行為法”的法則。美國作為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發源地，擁有重要基礎設施的所有權，控制著主要信息產品的生產，掌握著互聯網地址資源和根服務器的管理，因此具有不可比擬的控制權。但這種控制權也面臨著三方面的挑戰，一是私營公司權力的膨脹，影響到美國政府對網絡的控制，二是網絡空間的黑客行為，挑戰了網絡秩序，三是世界其他國家要求網絡空間公平發展的主張。

　　網絡空間的國際治理主要圍繞著維護網絡安全、防治網絡犯罪、消弭數字鴻溝、促進網絡公平發展、網絡管理的國家責任和網絡開放度等問題展開。在網絡治理問題上出現了網絡中心國家、網絡化國家和網絡邊緣國家的分野。與其說在全球網絡秩序建構方面存在著“西強東弱”，還不如說存在著“北強南弱”的問題。在今年10月于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全球網絡大會上，美歐作為中心國家主導著會議的主題，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新興大國代表提出了新的倡議，而廣大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尚未派代表出席。這是國際間財富和權力不平衡發展在網絡空間的映射。

　　網絡管理需多邊民主

　　記者：中國對網絡全球治理的態度如何？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參與網絡治理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楊劍：中國的發展得益于信息化和全球化，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網絡的依賴度很大，因此，中國主張建立公正合理、安全有序的網絡秩序；重視在知識產權保護、打擊網絡犯罪、促進網絡權利方面進行國際合作。中國在網絡全球治理的主要主張包括：網絡主權原則，一國境內的互聯網屬于國家主權管轄范圍，各國的互聯網主權應受到尊重和維護；國際合作原則，平等互利，責任共擔，促進互聯網的有序發展；平衡原則，網絡安全與信息自由流動的平衡，網絡使用者權利和義務的平衡，不可偏廢；和平利用原則，各國不應利用網絡技術和資源對他國實施攻擊，危害他國安全；公平發展原則，主張建立在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民主的國際管理機制，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消除數字鴻溝。中國的主張獲得了新興大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發展中國家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網絡空間中權力和財富的嚴重不公平。發展中國家主要關心的問題是消除技術貧困、獲得援助發展信息技術的基礎設施、提高政府和民眾使用信息技術的能力。而西方發達國家則將關注點放在強化知識產權、擴大西方價值觀上。西方發達國家主張撇開聯合國另起爐灶建構西方版的網絡秩序，這實際上讓很多網絡落后的國家缺席了網絡治理的討論。

　　沈逸：中國應當用更清晰和更易為人所接受的語言闡述中國關于網絡全球治理的主張：網絡空間應該服務于所有國家，不僅僅是少數國家的工具；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需要民主化，從關鍵基礎設施民主化入手；信息自由跨界流動必須以尊重和維護國家安全為前提，主權國家不應以任何方式資助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標或者拒絕接受所在國法律管轄的非政府組織；對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必須納入聯合國框架并遵循國際電信聯盟模式，鼓勵國家在自愿基礎上的開放性合作；為了實現這種合作，美國應該釋放出更多的網絡空間關鍵基礎設施，置于國際機構的管理之下。

　　網絡難成“民主”工具

　　記者：全球性“網絡戰”會爆發嗎？應如何認識一些國家想把網絡作為一種 “民主輸出”工具？

　　沈逸：全球性“網絡戰”有爆發的可能，但其爆發不太可能是某一或某些國家蓄意控制的結果。事實上沒有任何國家具備足夠的能力保證去控制這樣一場戰爭的后果與邊界，并確保自己從中獲益。如果單一國家憑借自己的情報就認定他國在操作或指使代理者進行網絡攻擊，并借此進行網絡反擊，必定造成過度報復。因此，通過聯合國等權威機構認定攻擊的性質是防止國家間網絡戰發生的關鍵。

　　互聯網天然地對民主、扁平化、信息流動、透明化等屬性有親和力，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把它作為推行“民主”的工具，因為這些國家的“民主”是服務于其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工具，因此一定是雙重標準的。除非那些非政府組織能夠確保該國網民愿意以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作為自身的切身利益，否則，一定會失控，并出現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結果。

　　中美“錯肩”加速競合

　　記者：圍繞網絡空間安全秩序構建，中美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楊劍：如果將網絡空間安全秩序建構放在中美關系的背景下來討論，那就存在著三種安全，一種是美國人考慮的網絡安全，一種是中國人考慮的安全，還有就是共同的關于全球經濟平臺的網絡安全。

　　美國的網絡安全措施最完善，技術最先進，同時還把持著互聯網的管理權。因此，它的網絡是最安全的。但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和軍事對網絡的依賴也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因此，它也是脆弱的。網絡安全具有不對稱性，網絡只要有一個漏洞就可以給襲擊者以機會。美國在戰略信息方面嚴加控制，防止挑戰國掌握；在商業信息方面強化知識產權，保證美國企業能從信息網絡技術中獲得最大利益；在價值觀方面將網絡作為武器，影響別國政治或削弱他國政權。

　　中國考慮的安全是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防止外國勢力借用網絡進行顛覆活動。因此，與美國的許多網絡治理主張有差異。中美之間在網絡治理方式上的斗爭將會長期進行下去。特別是中國與美國處于戰略的錯肩期，美國防止中國崛起并挑戰美國的戰略意圖十分明確，相互信任還有待加強。

　　在維護作為全球經濟平臺的網絡穩定運行方面，中美之間存在著共同利益，相互之間的國際合作也在深入進行之中。在打擊網絡犯罪、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技術援助方面，中美之間有許多合作面。說到底，互聯網是人類文明智慧的結晶，是各國經濟發展依賴的共享平臺。美國作為信息技術核心國家應當釋放出更多的管理權力，應當降低貧困地區人群進入網絡的門檻，減少利用網絡優勢干預他國內政事件的發生。讓網絡持續、穩定、安全、平等地為人類的共同發展服務。

　　沈逸：中國和美國之間合作與競爭都有，目前來說，競爭更大；中長期看，競爭會加劇，合作也會逐漸提升，因為日趨衰落的霸權會選擇網絡作為壓制中國崛起的廉價方案；遠期，當中國整體實力與西方主導大國接近時，合作會取代競爭。青年是網絡的未來，中美之間應當建立青年論壇，更加坦率地討論爭議和沖突，澄清認知，然后探討相應的合作。(張全)

　　(楊劍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副院長；沈逸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