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為上百名官員拆竊聽器：曾一周拆40多個

　　北京地鐵擁擠的人群里，齊紅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條條深深的刀疤。人們瞅著他，立即躲向一邊。傷痕是23年前留下的，盡管這樣的目光多年來已司空見慣，可還是激起了無可奈何的傷感。他沒法和別人解釋，就像一生所經歷過的無數事情，總是始于理想，終于荒誕。

　　齊紅，1米85左右的塊頭，不說話的時候，是一副嚴肅而戒備的神情，而當他開口說話，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過一則登在《南方周末》頭版的報道知道他的，在那則報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聲稱開創了“醫患關系第三方管理”)打擊患者、欺世盜名、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齊紅糾正我。在山東一座城市里，我和齊紅聊了幾天，其中很多內容沒法在這時告訴你們。這次僅僅要說的是，他從上百名官員的汽車、辦公室或是臥房拆出三百多個竊聽偷拍器材的事情。這發生在2011年。

　　竊聽成風

　　雙腿一軟，癱坐地上，久久不能說話——齊紅清晰地記得，他第一次為官員拆出竊聽器時，對方面對結果的反應。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沒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場上傳開了名聲。

　　熟人才是通行證。官員們紛紛通過熟識的朋友來找他檢測，拆除竊聽偷拍設備。出于保險起見或是覺察到某種異常——比方說，妻子得知某個秘密行蹤，領導講話“話中帶話”，他們都會找到齊紅。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個。

　　這段神奇的經歷起源于一次飯局。一名來自山西的官員帶來了“官場竊聽成風”的信息——官員們廣泛使用間諜設備，彼此刺探，抓對手把柄，由此副職立刻升為正職……

　　“現在我們見面都要擁抱，趁機摸摸對方身上是否帶設備，重要談話得去洗浴中心，”他說。這讓在座的人震驚，在山東一帶，這樣的現象前所未聞，他們紛紛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齊紅思慮得更多，“公務員隊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將會帶來什么后果？”他還對朋友們說：“我要對你們的安全做個檢測，我想想辦法，你們等著吧……” 沒過幾天，他就找到一套檢測儀器。

　　檢測工作先在朋友圈中進行。“焦點”人物會成為優先考慮對象，就像這一位，手握審批權力而又鋒芒外露的處級干部。

　　“萬一我私生活被發現，老婆不讓我回家了怎么辦？”聽到齊紅提出主動排查，這位“處級”還一臉輕松開玩笑。但很快，他就嘗到了沉重的滋味——兩個竊聽器、一個針孔攝像頭，藏在了辦公室的空調里。

　　“臉頓時煞白了，直勾勾望著天花板”，他的兩三個小時后才緩過神來對齊紅說，不可能是家人裝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靜之后是應對。接下來一周，他頻繁拜訪上級，給他們送禮，終于得到“點撥”——某副手能力超群，應該調去更富挑戰性的崗位。他豁然開朗，將副手調離。

　　憂心忡忡

　　間諜設備來自他們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競爭對手。在查出前二三十個竊聽偷拍器時，齊紅忍不住想：朋友們待一塊時，各抒己見，指點江山，談起腐敗還同仇敵愾。回歸官場后，他們是怎樣的形象？又是如何成為“腐敗一員”的？

　　起初，他還帶著了解中國官場、窺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當漸漸深入他們的隱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尷尬。

　　他談到一位朋友，一個總是風度翩翩、侃侃而談并且見解深刻的廳級官員，他打了個比喻——“像國家領導人”。一次閑聊中，對方調侃著說：“怎么不幫我檢查檢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來，又是一串轉折。齊紅果真在車上查出了插卡式竊聽器，還看到了一張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臉，“突然間給你的感覺是皮膚都皺起來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輻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齊紅，嚴肅地說：“我承認，我有兩個情人。我馬上終止交往！”

　　可是，他為什么要特意向齊紅交代呢？我想齊紅也會有這個窘迫的疑問。在其他場合，有人沖他驚呼，老子沒有貪污！有人還得表演出冷靜。但齊紅并不是愚蠢的觀眾，他當時就想，為什么你的反應變得遲鈍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風度翩翩的朋友，他記得自己只是難為情地回答，“這是你的私生活問題，如果她們讓你感覺很美好，或是充滿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繼續……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過我這個朋友……”齊紅嘆了一口氣，補充說，“那是他的自由。”又繼續講起了一名局長的故事。

　　與“廳級”不同，這名局長迅速接受了結果，并斷定：情人裝了竊聽器。隨后他和情人果斷分手。

　　“太厭惡了，”再提起此事時，局長仍咬牙切齒。聽多了石榴裙下栽跟頭的故事，他甚至懷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誰安插在身邊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壓抑和不安之感，長久籠罩著他。

　　此后，齊紅看到了更多。當場大罵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臟病發作而惶惶不可終日的……齊紅趕到醫院，看對方可憐巴巴的樣子，卻不能主動發問，也不能勸導，誰也不愿把問題戳破。

　　那些沒檢測出問題的幸存官員呢，能松一口氣吧？可不！他們憂心忡忡，成天懷疑，是不是檢測設備不夠先進啊？

　　“要不要告訴他呢”。慢慢地，當齊紅檢測到竊聽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猶豫一番—— 不說，不知他們會走上哪條路？我不愿看到凄慘的事發生。說了，看到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還得去安慰他們。但安慰的話也沒法說，總不能問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還有隱約的懷疑眼神——你這樣給我們檢測，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慘的事情”發生了。查出竊聽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主任)，因涉嫌受賄，被雙規了。

　　在齊紅的描述中，這位主任講原則，待人和氣，厭惡虧欠他人，是吃頓飯都要搶著買單那種人。他提出幫他檢查檢查。因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壞勢力同流合污，又處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勢力包括他的上級很難通過他來獲得更多利益”。

　　當時，齊紅就對他說，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險的異己分子，一塊利益集團的絆腳石。對于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強調“原則”的重要性。

　　然而，與這反應不相匹配的是，當看到齊紅從辦公室的臺燈揪出竊聽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憤怒而是沉默，”齊紅用盡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實也沒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復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見到了他。

　　那時“主任”已經在監獄了。“只收過一次錢，就出事了！”他憤怒又哀怨地斷定，竊聽是一個預謀，行賄是一個陷阱，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齊紅說，那次見面，他得知，僅在拆出竊聽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還說主任之所以受賄，是因頂不住壓力，是因他意識到一直都沒與局長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讓上面和下面的人順暢地“辦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賄，而是“與其這樣，還不如早早墮落，和他們一塊。這樣能不能查出我還很難說，因為大家都會互相掩蓋”，他說。

　　齊紅曾為此感慨良久，隨后他發現，“主任”并不是孤島，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學校長，也被安上竊聽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長是惟一保持冷靜的人(但齊紅又懷疑也許是演技太好)。校長只笑笑說，誰能對我這樣呢？是黨在考驗我嗎？還是單位其他的同事在觀察我呢？

　　“誰對他使用這些東西？意圖是什么？如果這樣的一個人被搞掉了，另一幫人上來了，這個單位會是什么樣？在我們官場互相斗爭當中，這樣的手段擴大化以后，會普遍引起官員們一種怎樣的心態？是能約束住他們做事，還是使他們更加狡猾？如果它們來自官場的惡勢力，那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齊紅的思考還未找到答案，他又發現，竊聽或是偷拍并不一定來自對手或是“惡勢力”。即便踏在同一條船上，他們也要接受來自同伴的考驗，以確保共同利益的安全與穩固。

　　“被查出設備后，他們要第一時間排查是不是紀委所為，并通知同伴以尋求共同的安全和保護”，齊紅說。他將提到的這名官員，也像大部分人的反應那樣，在查出竊聽器后，盡可能冷靜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鏈條，往各種渠道確定威脅的來源。

　　“就像做錯事害怕受罰的小孩需要去討好。他當即變得謙虛起來。”經過一番討論和縝密調查，這名當事人確定竊聽器來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們，最終加強了“忠誠意識”，鞏固了聯盟。

　　“沒事，自己人，”再次和齊紅見面時，這名官員已恢復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飯。

　　無論如何，總得為自己辯護一番。他們大多訴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齊紅舉例說，言辭大致是這樣的——

　　“像我這樣的人，在工作中絕對沒有重大問題，但是你說，小小的問題怎么可能沒有？“現在的工作哪能那么嚴格呢？人家送了點禮，過生日送了點錢，你說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像焦裕祿同志一樣拒絕呢？這是不行的。要是這樣做的話很有可能影響你的工作。只能說，這是一種必要的交往、一種交流，現在的情形下，要是不這樣就沒法工作了吧？”

　　應對之道

　　大多數時候，他們會積極尋求應對的方案。齊紅由此見識人性的豐富多彩——有人終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認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強信息保護；有人要求給對手反裝竊聽監視器；有人意識到結成聯盟尋求庇護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權”以壯大自己人馬；有人則想到，不如為自己找一個“代理人”……

　　飯桌上，齊紅聽到一名局長說：“現在嫉妒心這么重，又安竊聽器，又裝偷拍機，說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蹤；我躺在床上，說不定就有一個人的眼睛在我頭上看來看去。干脆這樣，我也不掌權了。但是你說，我當局長，辭職也不實際，還涉及到整體利益，還有上級安排的問題呢，不是那么簡單的。那怎么辦呢？為了減少嫉妒、減少別人的攻擊，我把權分了，就沒人恨我了。”

　　“這不過是自我掩飾”，齊紅說，飯桌上的人都聽出了怨言，“沒有權力，還怎么腐敗？”

　　隨著檢測的深入，他開始對這一切習以為常。重新建立是非標準，用以區分人群。

　　他說，對于“明顯的壞蛋”，他會堅決拒絕幫其檢測的要求，雖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有一次，他幫一個官員在車里查出竊聽器后，對方不愿接受事實，當場爭辯說：我是優秀共產黨員，不可能安裝在我這的，因為我從來不說任何違反黨的要求的話。

　　“你能做到嗎？你別狂，我會讓你不再這樣說話。”齊紅和他爭執起來。

　　“你要使用竊聽器嗎？”他反問。

　　“我不用這么初級的辦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種場合私密環境下說的話拿出來給你聽。但是你絕對不允許告我，咱倆簽一個協議，敢不敢試一試？”

　　齊紅看他轉著眼珠沉默了，便接著說：“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黨內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聽罷，這名“優秀”官員哈哈笑起來，稱自己在開玩笑。

　　另一名局長則在看到拆出來的竊聽器后，輕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裝的。“他覺得自己在單位太受歡迎，不會有人監督他的，因為全單位都被他帶動起來搞腐敗，每個員工都得到很多好處”。

　　齊紅提醒他，國家還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們單位，就我說了算！我說的就是規章制度！”

　　這些時候，齊紅總會感到一種厭惡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發現自己對這件事完全喪失了興趣。他曾對朋友們努力分析竊聽偷拍現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過檢測竊聽器，起到提醒并讓其懸崖勒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當有人勸他將此發展為職業，他選擇了遠離，將器材都送給了別人。“這是一樁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興曾看到這些官員各種痛苦驚恐的反應。無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經說明了一切，” 齊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