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氣候大會為共同未來博弈 凸顯南北陣營競爭

　　自開幕以來，多哈氣候大會被期待完成的重要使命是“平穩過渡”：上承巴厘路線圖，下接德班平臺談判，既要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德班平臺”等領域取得階段性進展，又需要啟動2020年后全球減排路線圖的工作程序。

　　然而目前在談判接近尾聲的情況下，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和氣候資金援助等一系列核心議題上，談判各方的種種交鋒再次印證了共識形成的艱難。專家指出，在拯救“人類共同的未來”上，南北合作將是推動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重要因素。

　　拉鋸中的南北競爭

　　在多哈會議的談判桌前，此前在哥本哈根、坎昆和德班上演的情形不斷重復：一邊是學者、國際組織官員力證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一邊是各國外交官們為了本國利益不斷在討價還價。目前除形成幾個類似談判紀要的文本外，多哈大會并無實質性進展。《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減排力度和執行長度、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轉讓、“德班平臺”規劃等重要議題的談判進展緩慢，一些發達國家甚至企圖拋棄早已達成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長于宏源研究員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膠著”的氣候變化談判進程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東升西降”的走勢同步。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巴西、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則遭受嚴重的創傷，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當前，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的政治意愿不斷下降，發展中國家所承擔的義務逐漸加重，發達國家正在竭力將其應負的國際責任推卸到新興經濟體頭上。

　　“就目前來看，多哈氣候大會仍凸顯了南北陣營的競爭。”于宏源說，“這次會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新形勢下的中國角色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高度評價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上采取的行動，認為“中國在減排方面擔負起了自己的責任”。

　　在去年的德班氣候大會上，中國在美國、歐盟、基礎四國、77國集團之間積極斡旋，但德班成果也給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出了新的挑戰。

　　于宏源向記者指出，目前有兩大趨勢值得關注。一是發達國家“有力無心”，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意愿嚴重不足；二是中國等新興國家“有心無力”，既面臨著把經濟發展成就轉換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挑戰，也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推卸氣候變化責任的壓力。

　　“在發達國家缺乏應對氣候變化政治意愿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該清醒理智地看到自身在氣候治理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量力而行。”在今后的國際氣候談判及氣候治理進程中，于宏源強調指出，中國應逐漸形成一套成熟的“中國邏輯”，努力推動自身訴求的實現，而不是僅僅在發達國家的邏輯之下忙于“見招拆招”。

　　曲折中前進的氣候治理

　　盡管多哈談判步履維艱，在于宏源看來，國際氣候談判的制度化存在本身就彰顯了某種合作的可能。

　　“其實，每次氣候談判都會有一些成果和進展，既不會無疾而終，也不會大功告成。氣候談判仍舊在曲折中不斷發展。”于宏源指出，事實上，多哈大會已經在細節上帶來了一些改變，比如提升了聯合國機構在執行、監督氣候變化問題方面的能力，加強了綠色氣候基金秘書處的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氣候變化”也不再作為一項單獨的議題而存在，而被更多地與低碳、能源等議題有機結合起來。一個典型例子是，多哈通過馬斯達“零碳”城市近10萬的太陽能面板發電，進行了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嘗試。觀察家指出這傳遞出因石油而富裕的海灣國家日益重視氣候變化的積極信號。

　　全球氣候談判進程無疑將是一個漸進和長期的過程，而每一次談判都是圍繞“人類共同未來”的階段性博弈。“就目前形勢來看，自上而下的政府間談判顯然舉步維艱，而自下而上的低碳環保細節，則具有推動氣候治理前進的積極力量。”于宏源說，“當我們談論氣候變化，我們其實是在談論人類共同的未來。為了實現人們所憧憬的美好未來，訴諸國際合作是不二選擇。”正如在多哈氣候大會開幕式上宣傳片中打出“70億人，1個挑戰”的字幕，盡管分歧猶在，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各方已沒有太多時間猶豫和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