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軍撰文談當年被撤職后生活:圖書館可療傷

　　2009年9月9日，于幼軍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時值中國國家圖書館建館100周年慶典。他把自己在此讀書寫作的地方叫“紫竹書房”　　（李昭淳攝）

于幼軍與黎元江合著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李昭淳 供圖）

于幼軍與黎元江合著的《社會主義從理論到現實》（李昭淳 供圖）

于幼軍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文德分館的留影 （李昭淳 攝）

　　于幼軍：圖書館可以助人療傷治病

　　□于幼軍

　　古今中外，多少哲人賢達盛贊圖書館：集古今一切圣賢遺產之大成，是人類一切精神財富的寶殿，是思想的療養院、精神的糧倉、人生的驛站和加油站，云云。

　　多少有識之士從自己和他人的經歷中，認識到讀書是一種享受，是一種生活方式；讀書能陶冶性情，涵養浩然之氣，使人充實、明智、靈秀，周密、精邃、莊重、思辨，等等。

　　四年多前，我經歷了一場人生沉浮起落，從中深切感悟讀書和圖書館還有一大功用———療傷治病。圖書館能夠幫助人們撫平心靈創傷，擺脫精神困境。

　　1.

　　受到撤職處分后，我過上了“文學與出汗”加清茶淡飯的生活

　　2007年9月，我從山西省調到文化部工作。次月，參加中共十七大后，連續3個多月率隊到文化部下屬10多個單位和11個省、市、自治區調研，形成了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的工作思路和對策措施。

　　我執筆整理調研成果擬出調研報告，經文化部黨組、部長辦公會議多次討論達成共識，報黨中央分管領導和中宣部同意后，主持召開了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做動員部署。

　　正當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準備大干一場之際，突來晴天霹靂，先是被接受調查，半年后受撤職處分。

　　受處分后，我面對現實，在反求諸己、痛定思痛之際，反復告誡自己：“敗走麥城”，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學校、大熔爐。運交華蓋、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變，精神身體不能垮，不虛度寶貴光陰，不白領人民俸祿，利用賦閑待業之機，讀書寫作去也。

　　2008年10月，受處分后十來天，我安慰、安頓好80歲高齡的老母親，來到位于北京紫竹園畔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負責同志商量，在行政辦公樓二樓安排了一間二十來平方米的房間，配上了書桌、書柜和一張床，供我讀書寫作。幾個月后，又搬到五樓一間十來平方米的房間，在此開始了賦閑待業的讀書生活。

　　我每天上午八點多抵達這間“紫竹書房”，讀書、作筆記摘錄至中午十二點多，在圖書館里的員工食堂打點飯菜，吃完休息個把小時，下午繼續讀書至六點多離館。

　　回家后自己動手煮碗蕎麥面、豆面之類，打上兩個雞蛋或丟進一根廣東臘腸，前后十來分鐘連煮帶吃就對付過去了。

　　周末、節假日圖書館的員工食堂不開伙，我就到附近的“慶豐包子鋪”，買上二兩肉包子或餃子，就著茶水吃下去。

　　后來，中國國家圖書館新開了一間為讀者服務的“品諾咖啡店”，每逢周末、節假日讀書餓了，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碟頭飯”，外加10元的素菜湯，倒也津津有味，比吃包子改善多了。

　　晚上我則去散步、游泳或打球，過上了“文學與出汗”(借用魯迅一篇雜文的題目)加清茶淡飯的生活。雖孤寂清苦，卻也樂在其中。

　　每天讀書不輟，漸漸，書讀進去，人走出來了。

　　2.

　　與好友曹淳亮見最后一面。在廣州陪伴年邁的母親并潛心讀書?

　　過了兩個多月讀書郎的生活。一天忽聞摯友———廣東省文化廳長曹淳亮病危的消息，次日即乘飛機回廣州。下了飛機直接趕去醫院，總算與相識30多年的好友見上最后一面。

　　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輕聲說話，我們聊了近1個小時，沒想到第二天他即駕鶴西去了。

　　在亡友的告別儀式上，我見到了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李昭淳，對他說：“我母親最近的心情和身體不好，我想在廣州住一段時間陪陪她老人家。家里來訪的朋友客人絡繹不絕，你可否在中山圖書館給我找一處安靜的地方，放得下一張書桌即可，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讀書？”

　　李昭淳二話不說，當即爽快應諾。

　　第二天(12月30日)上午，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分館。步入館內，但見古樹參天，林木蔭蔽，全無大都市的喧鬧塵囂。樓、院面積均不大，卻歷史悠久，可謂是廣州的文脈之地。

　　北宋紹圣年間，即在此地點建起了學宮，此后數百年屢廢屢建，至明代為廣府學宮御書閣，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

　　館內番山亭前一副對聯，道出了此地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崇廣府千年道統，接學宮一脈書香。”真乃大都市潛心讀書的一方綠洲、一塊凈土。

　　李昭淳把我帶到善本書庫，讓我看一冊新近入藏、已有800年歷史的鎮館之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該善本刻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金代山西民間集資刻印、曾長期收藏在山西趙城廣勝寺的《趙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稱國寶。

　　接著，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樓東南角一約10平方米的房間，已擺放好了書桌、書柜、沙發等，窗明幾凈，陽光明媚。我謝過了李昭淳等人，當天就在那里開始了讀書生活。

　　3.

　　每天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讀書寫作，元旦春節也不曾例外

　　過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邊幾位館長的辦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給我使用的這一間光線最好。這原是一位副館長的辦公室，他臨時騰出來讓我用。

　　細心的李昭淳擔心我整天埋頭讀書太累、太悶，隔三差五的來與我聊會歷史、宗教，送上幫我查找的圖書資料，還囑咐在我“書房”旁邊的毛凌文副館長和張喜年博士等人，協助我及時查找和復印資料，使我得以專心、順利地讀書和寫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樣，每天上下午都準時來到這間“文德書房”讀書、寫作，元旦、春節、節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開玩笑：“你元旦、春節每天都來館里‘值班’，我們應該給你發‘加班費’。”

　　我笑答：“我也沒有給你們交房租，扯平了。”

　　這里十分安靜，且沒有人知道我在此讀書。除黃崧華、劉斯奮、趙軍、張文可數幾位老領導、老朋友恰巧碰上了，與我促膝交談一番，基本無人打擾。

　　這段時間我的讀書效率較高，兩個多月時間，除讀完十多本書，閱讀、復印了一百多萬字的資料，還擬出了五六萬字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一書的寫作提綱。該書是《社會主義五百年》的第三卷。

　　二十多年前，我與年輕時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會主義四百年》時，就常常來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查找和借閱圖書資料。

　　我至今還記得，在寫作第二卷時，我曾委托李昭淳幫助查找蘇聯“肅反”、“大清洗”時基洛夫被刺這一關鍵事件的有關史料。他在本館找不到，就專門致函聯系請國內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華東師范大學的沈志華教授幫忙查找。

　　可以說，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寫作《社會主義五百年》一、二、三卷，讓我與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結了緣。

　　4.

　　完成《社會主義在中國》等書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單位報到

　　2009年3月10日，我離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回到北京，又一頭扎進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紫竹書房”，繼續過著“文學與出汗”加清茶淡飯的生活，并開始了《社會主義在中國》一書的寫作。

　　這時已從文化部調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的周和平和其他館領導，熱情地為我的寫作和生活提供細致周到的服務，安排館內決策咨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詢員張曙光博士，協助我查找、復印圖書資料。

　　我每每開出圖書資料清單，她們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時，我也直接到書庫去查找圖書資料，后樓走到前樓非常方便。

　　爬格子手寫的書稿出來了，文化部文印室和國家圖書館的幾位打字員輪流幫助我打印出來，使我節省了許多時間。

　　每隔一兩個月讀書寫作累了，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時間，到中國近、現代史重大事件發生地、重要人物活動的地方和革命老區去實地察看、收集資料，請教當地革命老前輩和專家學者。

　　我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陜西、寧夏、甘肅、上海等10來個省區市，收獲甚豐，為構思寫作奠定了基礎。

　　如此春去秋來，我閱讀了三四千萬字的圖書資料，復印了幾百萬字的資料，寫下了上百萬字的讀書筆記及資料摘錄，書桌上的書稿也越摞越厚。

　　經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三卷《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初稿，又著手把一二十年前與友人合著的第一、二卷中由我負責“切塊包干”寫作的部分進行修訂。

　　我重新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閱讀、吸收了國內一批專家學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整理了一批國內外的新史料，對原著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訂，增補了許多新史料、新論述、新感悟，每卷各增寫了10萬字左右。

　　終于，在2010年12月25日，我校對完畢并簽發了送往出版社的一、二、三卷全部書稿清樣，總算做完了一件事情，頓覺如釋重負。

　　非常湊巧的是，那天上午，我剛托人把書稿送出，下午就接到中組部負責人的電話，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單位報到。也許是蒼天有意給我兩年多的時間讀書寫作，一旦我完成了書稿，連一天也不讓我休息。

　　5.

　　出書后忐忑不安地觀察學界的反應，感恩中山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

　　2011年5月，《社會主義五百年》一、二、三卷出版面市。我懷著丑媳婦見家公婆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觀察學術界和市場的反應，等待著讀者的審判。

　　所幸的是，該書出版半年多的時間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深圳特區報》和《科學社會主義》、《中國改革》、《學術研究》、《粵海風》等國內幾十家報紙雜志紛紛發表了書訊和書評文章，或連續數月選載了其中若干章回。

　　國內幾大網站也發表了書訊、書評或連載，數萬網民在微博、跟帖上發表了令我心暖、心動的話語，其中也有幾段不同意我書中的一些觀點。

　　幾十位熱心讀者給我來信，在對拙著肯定、贊揚的同時，指出了書中若干需勘誤之處。

　　許多革命老前輩及其后人、著名的專家學者給我來電來函，贊同我秉持的“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自己良知負責”的寫作態度及書中對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熱情鼓勵我要繼續寫下去。

　　中宣部領導同志肯定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事情。

　　國家出版總署柳斌杰署長讀完全書后對我說，你這部書在國內出版物中創了兩個第一：以五百年的歷史大視野，把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源起發展及艱辛曲折梳理清楚并說清楚，在國內出版物是第一部；以文學的體裁、文學的筆調寫作嚴肅的政治理論和重大的歷史題材，在國內出版物是第一部。

　　這一切，將成為我人生的寶貴財富，給了我今后學習、思考、研究和寫作的啟迪及動力！

　　該書出版一年已三次印刷，第一、二卷發行了各十多萬冊，第三卷則發行了二十萬冊。《社會主義在中國》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組織評選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2012年資助出版項目，將被翻譯為英文版在世界發行。

　　我在感恩社會、感恩讀者的同時，自然會感恩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因為這本書是在這兩個圖書館懷胎十月呱呱落地的。

　　更重要的是，這兩年多在圖書館的讀書生活，使我得以冷靜下來，全面反思我們黨和國家走過的道路、當今中國的社會信仰和道德建設的狀況、當下種種令人喜憂參半的經濟社會現實問題等，系統清理了自己的思想，想得很多很多……

　　———本文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建館100周年征文活動約稿而寫。

　　(作者為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于幼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