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神病協會(APA)本周末正式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在第三章關于“網絡游戲成癮章”中,首次全盤采納中國醫學教授陶然制定的《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由于國際上對于精神疾病的認定非常慎重,DSM-5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近20年來的第一次重大更新。
昨天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網癮治療室,該院成癮科教授、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主任陶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這意味著美國青少年治療網癮,可以納入醫保福利體系了。”
而對于中國醫學界來說,這標志著中國人制定的標準,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診斷領域被國際認可,填補了“非物質成癮”領域的空白,確立了一個新病種,更為所有青少年科學治療網癮提供了科學依據。
8年研究5500多個病例
成就網癮9條國際標準
專訪>>>
北京軍區總醫院成癮科教授、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主任陶然
被美國精神病協會認定的網癮診斷標準,雖然只有9句話,但它的形成,是一個歷時8年、從無到有的漫長過程。
“2005年以前,接到網癮的孩子,有人就質疑這是病嗎?”陶然教授昨天對本報記者回憶道:通過8年對5500多個臨床病例的治療和研究,我們的團隊踏遍全國各地,與當地醫生共同研討分析,終得出這9句話。
“沙里淘金” 數以萬計臨床數據統計半年
陶然教授告訴記者:“2005年我們團隊接收了200多個沉迷網絡游戲的孩子,通過臨床實踐,才慢慢發覺這是病。因為很多孩子玩網絡游戲不上學,這在生物學叫做社會功能受損,是一種疾病。最嚴重的是不上學,不工作,友誼、人際交往也沒有,日常生活不規律。這是判斷疾病的核心標準,還有就是給自己或他人帶來痛苦。只要具備這兩條就可以進行研究。”
于是,從2005年開始,從事毒品等成癮行為醫學研究20余年的陶然,全面投入了網癮的研究。
“我們做了1200個樣本,將1200個病人的各種臨床表現記錄下來,然后統計癥狀,看哪個詞出現的頻率最高。凡是高于50%的癥狀都保留,最后過濾出目前的9條診斷標準,它們是網癮患者最具有共性的癥狀,出現頻率最高。”
陶教授介紹,《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的第一條是“渴求癥狀(對網絡使用有強烈的渴求或沖動感)”,在接受我們臨床治療的患者中,達到了90%多。
2005年,陶然教授的團隊針對1200多個病人,使用6臺電腦對數以萬計的臨床數據逐一統計了半年。在做過第一輪癥狀排列統計后,為了保證可操作性,還得進行有效性檢驗。“1000多個病人有400多個病人由兩個醫生問,每位醫生單獨問詢,重合度最高的詞再統計一次,看看出現的頻率是否與原先的一致。”陶然說,“一致性越高,對癥狀的檢驗性越高,表明標準的可操作性越強。”
不僅在北京做檢驗,為保證研究的準確性,陶然教授還走訪了5個省市。“2005年我們還去了湖北、湖南、西安、天津、山西,和當地的醫生再進行一致性檢驗,好在,這些結果都是極其相似的。”
樣本量大 戰勝14家國際同行
標準出來以后,陶然團隊面對的第一個難題便是命名。
在第四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沒有“非物質成癮”這一章,國際社會也沒有這一疾病類型。
“這些讓我們陷入窘境”,陶然回憶道:“有人建議可以歸入‘使用網絡沖動控制障礙’中,但是我堅持稱之為‘非物質成癮’。因為患有‘沖動控制障礙’的孩子,往往從小有多動癥,但是現在很多網絡游戲成癮的都是大學生,從小很有自制力,所以不能說他是沖動控制障礙。”
“在命名上,我們不愿意隨波逐流。不管國際社會認不認可,我們還是得做自己的研究,沒現成的帽子也沒關系,我們就自己命名為‘網絡游戲成癮’,叫‘網癮’”,對于當年的堅持,陶教授頗感得意。
標準有了,但是要得到國際承認也并非以易事。陶然說:“國際上研究網絡成癮標準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比如荷蘭、法國、臺灣,這次我們至少面臨14家國際競爭對手。之所以最后確定選用我們的,第一是我們的樣本量大,第二比較科學。2008年11月份,當時美國精神病協會的主席還親自來到北京,考察我們試驗的可靠性,與患兒交談,此后我還去美國進行了兩次答辯。對于網絡成癮疾病診斷標準的制定,國際社會也經歷了一個認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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