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本畢業生遇“最難就業季” 稱夢想是騙子

　　2013年史上“最難就業季”

　　就業形勢嚴峻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創紀錄的699萬人，遭遇所謂“最難就業季”。

　　相較“211”、“985”和具有研究生學位授予權的本科院校，占中國高校總量80%的二、三本院校及高職高專中的普通院校畢業生們，在整個就業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是受沖擊最大的一部分群體。

　　由于高校定位混亂、學科專業設置不合理，這部分龐大群體的就業受到“985”、“211”高校畢業生以及中職畢業生的雙重擠壓。

　　我們不妨以今年西部地區一所二本院校的畢業生就業情況為樣本，反思高等教育金字塔基座部分的為數眾多的普通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及發展路徑。

　　“再見永川……”

　　6月24日，李煒(化名)在他的微博上，寫下一句話，然后，揮手告別山城重慶，開始了自己新的一段旅程。

　　這個來自北方的高個子男生，今年畢業于一所位于重慶永川的二本院校。7月，畢業季，各大高校的畢業生紛紛收拾行囊，告別舍友，邁出了初涉社會的第一步。可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卻遭遇到“史上最難就業季”。

　　教育部稱，今年全國畢業的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創紀錄的699萬人，比2012年增加19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更加復雜嚴峻，工作任務更加艱巨繁重。”當這批社會新鮮人滿懷期待涌向社會之際，等待他們的卻是“人增”、“崗減”、“薪降”的殘酷境遇。

　　李煒還沒有找到一份自己心儀的工作，更多的“李煒們”正奔波在各個就業會的現場、穿梭于不同企業的人力資源辦公室。

　　相較于“211”、“985”和具有研究生學位授予權的本科院校，占中國高校總量80%的二、三本院校及高職高專中的“李煒們”，在這場就業季中更值得關注。

　　漫漫求職路

　　“像我們這種從普通院校畢業的學生，更多的是在夾縫中生存。” 在一場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組織的沙龍上，剛剛離開學校的李煒說。他畢業于重慶A學院，專業是廣播電視新聞。

　　他的母校是一所二本院校，位于山城重慶的西部郊區，兩個校區，開設49個全日制普通本科專業，專業涵蓋文學、理學、工學、管理學、藝術學、教育學、農學、法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現有全日制在校生19000余人。

　　談及自己的求職經歷，李煒用“艱難求職中”五個字來形容。在過去的一年多，為了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他經歷可謂辛酸：

　　大三的暑假，他曾坐29個小時火車回家鄉，河北省一個地級市，想到這座小城的電視臺謀得一份實習生的職位。滿腔熱情而來，電視臺人力資源部的負責人卻直接告訴他，“你市里有關系嗎，有關系可以找一下，沒有關系，就交五千塊來實習，不能保證實習期結束能留在臺里。”

　　來自普通家庭的李煒，根本沒有財力去支持這個不能給他任何承諾的實習機會，“這次實習對我來說造成的傷害，比以后的求職還要大”。

　　2013年春節過后，李煒開始在網上搜尋工作機會，中國銀行、中國人壽、民生銀行、中信銀行等的招聘，他集中投遞了簡歷，結果無一例外，都被用人單位給拒了。

　　后來，他還報名參加了“國家公務員考試”。據他回憶，那段時間，周圍同學找工作已進入白熱化狀態，看到其他人在考，自己又不想浪費時間，遂有此舉，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李煒所在班級共有54名同學，初步統計，考上研究生的有3人；還有超過一半報考了公務員，大多扮演了“炮灰”角色；有的人在外地媒體實習，未能轉正；有的人找到一個鄉村教師的職位，后發現當地條件實在惡劣，想毀約卻忌憚于合同中規定的3萬塊違約金，猶豫不決中；還有的人家里條件不錯，托父母關系找了家企業辦了接收手續，現在在家待著天天刷求職網站，等著一個更好的職位從天而降；甚至有的同學，為了滿足輔導員要求的6月2日前必須上交三方協議的最后期限，借用同班同學創業時刻的單位公章，蓋滿了全宿舍的同學的就業協議。

　　李煒就讀的廣播電視專業共有三個班級，總共160名學生，在6月底，大部分人都已上交了蓋好了接收單位公章的三方就業協議，這也就意味著，他們都是“已就業”應屆畢業生。也就是這家學校，在去年還被教育部評為促進就業的典型。

　　然而，在實際的求職過程中，重慶A學院的畢業生們，作為普通院校的一員，由于缺少985、211名校的光環護體，在這個被稱作是“史上最難就業季”中，被淪為就業市場中最弱勢的一個群體。

　　李煒清楚地記得去年冬天的一次面試經歷：他從重慶坐火車，到北京參加位于金融街的一所地方公司的面試，這是一場群體面試，一圈坐了12個應屆畢業生，按照畢業學校排序。從第一到第十一，最不知名的是北京的中國農業大學，而畢業于重慶A學院的李煒，理所當然地被安排在最后一個位置。

　　在這個985、211畢業生匯聚的競技場，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學歷”的差距，面試的結果當然沒有給他任何驚喜。

　　“夢想對于我們太奢侈，我現在最反感的詞就是夢想，因為它是一個騙子，”李煒哽咽地說，“我想讓更多人聽聽我們普通院校二本、三本院校還有高職高專同學真實的心聲”。

　　顯然，在今年699萬大學畢業生中，李煒和他的同學們是中國為數眾多的普通院校二本、三本院校還有高職高專院校數目龐大的應屆畢業生的縮影。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原院長胡瑞文牽頭進行的一項國家級課題“大眾化階段的畢業生供求狀況與高等教育轉型發展”顯示，目前中國“985”與“211”大學有100所左右，占高校總數的4%；其他具有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的老本科院校近400所，占高校總數的16%；另有600多所舉辦歷史不長的新建本科院校，占高校總數的26%；其他1200多所為高職高專院校，占高校總數的54%。

　　也就是說，李煒們才是應屆高校畢業生這座金字塔的塔基，他們人數龐大、面目模糊卻真實影響著高校“就業率”的波動。

　　“結構性”就業難

　　李煒最想做的，其實還是記者。

　　回想自己當年高考時選擇廣播電視新聞這個專業，在他看來，更源于自己心底的東西，“想為某個群體說話，記者不是偉大而是需要”。

　　李煒的同班同學也面臨著相似的窘境，學傳媒專業卻很難成為一名記者。“我們班里能進媒體的也就三四個人，有一個還是靠家長的社會關系。”李煒說。他指的是一個老家是太原的同學，畢業后憑借父母關系，進入太原電視臺。

　　其他憑自己面試進入媒體的同學，都在重慶本地的小媒體：有一個在永川區，做了《重慶晨報》一個專刊《永川讀本》的記者；另一個留在了潼南縣電視臺。另外一位女同學，參加了當地烏海電視臺的招聘，畢業前夕剛從內蒙古烏海趕回來，結果不明。

　　在李煒感嘆“進一家媒體到底有多難”的時候，他的另一個同學則在湖南衛視都市頻道的一檔新聞欄目里做實習記者，苦熬等待結束自己漫長的實習期。

　　王平(化名)在年初投了十幾份簡歷給各地的電視媒體，只有湖南衛視都市頻道下屬的一檔民生新聞欄目給了他面試通知。對方在電話里告訴他，“能不能留下來就看你的實習情況。如果沒有準備好，就直接走人。”

　　即便如此，王平還是從重慶趕到了湖南長沙，牢牢抓住這一個僅有的成為電視記者的機會。從年初到現在。王平在電視臺已經實習五個月了，電視臺的考核機制是像他這樣的實習生，每個月必須要達到播發26條新聞的最低考核量，但僅僅做夠26條沒有一分錢的薪酬，只有做到27條，才會有每條100塊總計2700塊錢的工資。

　　幸好電視臺還算關照，給他安排了宿舍，減輕了王平的一些經濟壓力。他現在每天就是拼命工作，賺夠生活費，爭取多發片子，苦熬等待機會。

　　不久前，制片人向他透露，在10月份欄目內部會有一次投票，如果票數過半，王平有望獲得簽正式合同，盡管只是電視臺內部最低檔次的“欄目聘”。

　　即便如此，王平也覺得自己是“幸運兒”，能夠進入到一線媒體去工作。

　　而在胡瑞文看來，王平和李煒試圖進入媒體工作時所遭遇到的艱辛，是因為他們在讀一所普通二本院校這個錯誤的前提之下，犯了第二個錯誤——選錯專業。

　　“你知道現在全國有多少學生學新聞，可以這么說，現在全國高校新聞專業的在校生，如果畢業后都進入到媒體，就能讓現在所有在崗的新聞記者全部下崗。”胡瑞文說。

　　他并非是“危言聳聽”，在其主持的國家級課題報告，可以看到這樣一組數據：

　　1998年全國高校開設新聞系的僅有70余所，總招生人數是5920人。但是到了2010年，全國已有500多所學校開設新聞系，招生人數達75000人。中國的新聞媒體崗位有多少？2000年，新聞記者14萬人，播音主持7萬人，兩者總計21萬人；2010年記者19萬人，播音主持減少到5.6萬人，兩者總計24.6萬人。

　　這也就意味著，十年時間，傳媒崗位增加不到4萬人，可大學新聞系招生人數卻增加了12倍，顯然像李煒這樣的新聞系畢業生很難進入到正規的新聞單位，他們是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學校招生沒有考慮有多少崗位可以供應，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招生的盲目性、專業設置的盲目性，大家一看熱門了就都去設置，”胡瑞文分析說，“這就導致了‘結構性’的就業難”。

　　胡瑞文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老大學生，他記得自己當年讀大學時，全國僅有人大、復旦、武大等4所大學有新聞系，而現在則是新聞系遍地，幾乎所有學校都開設了這個“熱門專業”。

　　李煒所在的重慶A學院也是如此，其就讀的文化與傳媒學院是從2000年才開始招收本科學生，到現在已開辦了包括廣播電視編導、廣播電視新聞學等6個本科專業(方向)，在校本科生規模達1500人。

　　學校就像一座開足馬力的機器，年復一年生產著新聞專業的畢業生，當他們帶著滿腔的新聞理想推開校門走出社會時，馬上會發現，等待他們的不是無冕之王的位置，而是殘酷的就業冬天。

　　而胡瑞文發現，不僅是新聞專業，包括管理、藝術、醫學、教育等國內普通高校熱門開辦的專業，近年來都出現了供過于求的情況。

　　2010年，普通本專科招生總數增長為1998年的6.3倍，但與擴招前相比，12個學科大類中，招生增速超過平均數的有：管理學(11.9倍)、藝術學(11.2倍)、醫學(7.1倍)、教育學(7.0倍)等。

　　具體到學科中類專業，會計學與財務管理專業則是高校專業過多重復設置的典型。

　　調研報告顯示，2010年，全國有568所本科院校、近千所高職院校設置和招生，年招生規模高達50萬人，嚴重供過于求。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2010年全國會計崗位從業人員840萬，比2000年減少了30萬人，但十年間，會計專業招生規模卻增長了12倍，供求嚴重失衡。

　　那些不幸就讀于上述專業的“李煒們”，畢業之際，等待他們的就是一片求職競爭者的紅海。

　　“史上最難”就業季？

　　李煒現在有份臨時性質的工作，在幫高中時的學長組織一個全國性的青少年藝術比賽四川賽區的活動。剛結束的成都賽區的比賽，讓他賺了幾千塊錢。

　　可是對于未來的正式就業，他還想再等等看。

　　對于李煒在就業求職上的猶豫不決，胡瑞文給出了一個令他不禁心寒的判斷：“今年不是最難的就業季，有些學生今年不就業，想等到明年，而再加上每年多出10萬的增長量，這個疊加的過程會使得2014、2015年就業更難。”

　　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數將超過4100萬人，屆時18至22歲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接近或超過50%。

　　“這一數據表示我國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階段。如果這個大環境不去認識它，高等教育培養目標和期望值不調整，就業難還將持續存在。”胡瑞文說。

　　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能讓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帶來的挑戰是，大學畢業生找到合適的理想的崗位將很困難。研究顯示，未來十年，中國大學本專科畢業生增量總計9400萬人，只有一半畢業生能到“白領”崗位就業，剩下一半要到“藍領”和“灰領”崗位。藍領將是大學畢業生新的重要的空間，這是國家的需要，也是個人就業的需要。

　　對此，李煒多少顯得有些坦然受之，“我感覺現在難就是難的，沒有辦法，教育產業化于我受益，于就業不受益。”

　　不過，相對于李煒這樣的二本畢業生，中職畢業的學生的就業率在今年卻略呈升高狀態。

　　陳昕(化名)是北京一所中等職業學校的校長，學校招生對象是在京農民工的子女，經過兩年嚴格的職業培訓后，這些學生都成為用人單位的“搶手貨”。

　　陳昕最近在忙一件事，勸今年畢業的學生“不要挑花了眼”，畢竟總體就業形勢還是嚴峻的。“昨天上午剛剛照完畢業照，很多學生沒有簽勞動合同，是因為他們手頭都有幾個offer，沒有做好選擇跟哪一家簽的決定。”

　　有些用人單位為了留住陳昕學校的畢業生，可以給到每月2500-3000元的底薪，包食宿，還給上社保。

　　陳昕學校的中職畢業生們，在今年的“最難就業季”中，跟“李煒們”求職的艱辛形成鮮明的對比，單純用高校擴招似乎很難解釋。

　　“‘就業難’并不是擴招本身惹的禍，在我看，還是學校自己出了問題。”北京一所高校負責人分析說。過去幾年，國內許多高等學校不安于現有層次，突出表現在學校制定的五年、十年規劃中，將升格和拔高學校層次作為學校發展的首要目標。

　　不少老本科院校爭相更名大學，出現了研究型大學熱、綜合性大學熱、一流大學熱；許多新建本科院校熱衷于申請碩士學位授予權，部分高職高專院校競相升本。

　　長期從事第三方教育數據咨詢和評估機構的麥可思數據有限公司的創始人王伯慶對國內普通高校近年來的一個變化記憶猶新：

　　早在2008年左右，受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影響，全球經濟放緩，中國出口受挫，國內大學生整體就業率曾有過波動，但隨著中央政府出臺4萬億刺激計劃后，就業率隨即出現穩定持續上升。

　　中國的高校開始盲目樂觀，占高校數量80%的新建二本、三本、高職高專院校中，有很多的學校開始大談“博雅教育”，把自己扮成一個北大的追逐者的角色，而忘記了自己學校的畢業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大背景下才能有讀大學的可能性，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了，今年的所謂‘最難就業季’，高校應該反思自己的責任。”王伯慶說。

　　李煒所在的學校，也是擴招后學校升格的產物。這是所重慶市政府主辦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其前身是當地兩所師范專科院校合并而成，2001年升格為本科院校，2005年4月才更名為現在的重慶A學院。

　　而在中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向普及化邁進的新階段，占高校總數80%的普通院校如果繼續照搬985、211的辦學思路，培養人才模式，那么留給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們的就業之路必將越來越狹窄。

　　“現在到了政府主管部門痛下決心，根據人才市場需求，大規模調整高等教育結構的時候了，如果不調整結構，以后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將越來越嚴峻。”胡瑞文說。

　　好在對于這個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教育主管部門亦有體認。在今年年初教育部頒布的《教育部關于做好2013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教學[2012]11號)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優化學科專業結構”。

　　具體而言，要求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要加強就業狀況統計、分析和監測預警，把就業狀況作為招生計劃制定、質量評估、經費投入、專業設置、培養方案調整、班子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據。把就業狀況作為高校本科教學工作評估的重要指標和高等職業學校人才培養工作評估的核心指標。更明確提出，“連續兩年就業率較低的專業，除個別特殊專業外，應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招。”

　　而有知情者透露，在不久前天津舉辦的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上，分管教育的中央領導明確表示，未來將把部分地方高校和應用型高校退回到職業院校序列，年內還將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大會，“李克強總理會出席”。

　　《“被綁架”的就業率》

　　打開電視機，央視的幾位當紅主持人正在做一檔公益節目，主題就是“畢業生就業”。主持人們滿臉熱情現身說法，顯然，他們想讓熒屏前的待業青年們知道，這不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

　　熟悉中國官方文宣手法的人都知道，但凡喉舌媒體猛灌“心靈雞湯”的時候，就是這個問題已成全社會關注焦點。

　　還記得上個世紀末，全力推進國企改革，上千萬職工下崗再就業時，電視臺上最熱播的歌曲是什么？是劉歡聲嘶力竭唱著的那首《重頭再來》。

　　主管部門官員透露，至今年4月19日，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簽約率28.24%，其中研究生36.59%，本科生26.6%，專科生16.84%。而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達699萬，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大學畢業生最多的一年。

　　“年年都說難，今年趕上這撥，學校通知不斷，要對接企業，要發布信息，我們‘壓力山大’啊。”天津一所高職院校的就業辦主任抱怨說。

　　在采訪中，也跟過去熟悉的高校負責人聯系，電話里一開始聊的熱火朝天，可問題一轉到打聽他們所在學校今年就業率的時候，對方馬上口風一變，“現在太敏感了，咱不談這個話題好吧，等過段日子，統計結果出來之后再說。”

　　其實，不僅高校就業辦老師壓力大，學生、家長乃至全社會都處于焦灼狀態之中。

　　前不久，筆者跟北京一所區級重點學校的高三畢業生聊天，他剛參加完今年的高考，理科生，報考的是北京工業大學的計算機系。在得知筆者是做教育政策報道的記者時，這位剛滿18歲的青澀小男生，靦腆卻又非常認真的請我分析： “你看今年大學生畢業找工作那么難，我這個專業不知道以后怎么樣，別一畢業就失業回家啃我老爸老媽吧？”

　　真的已經到了這樣的境地，讓還未讀大學的孩子都開始琢磨大學“就業率”這點事。

　　采訪中，有一位采訪對象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每年畢業時統計高校學生的就業率？拋開一系列高校考核的因素，單純從就業率統計本身，這個時候統計是否科學？”

　　顯然，這是一個好問題，我不知道答案。

　　這位采訪對象進一步跟我講，剛跨出大學校門的畢業生在各國都屬于天然的就業市場的弱勢群體，在歐美國家成熟的就業率統計方式是，在這些畢業生畢業后半年再做統計，往往那個時候的就業率要較前者至少提升30%。

　　“大學生就業是逐漸消化的，可我們很多主管部門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大學‘包分配’的老思路，強調7月1日畢業時的就業率，”這位受訪對象說，“他們被就業率所綁架，也綁架了就業率。”

　　(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