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謠言背景下的網絡輿論新格局

　　2013年8月1日，由千龍· 中國首都網、搜狗、新浪微博、搜狐、網易、百度等6家網站共同發起的“北京地區網站聯合辟謠平臺”正式上線。該平臺是北京市開展打擊網絡謠言專項行動的重要舉措。新華社：李明放

　　2013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警方在安慧北里一小區將嫖娼的薛某（男、60歲）和賣淫女抓獲，依法行政拘留。薛某即是有1200萬粉絲的網絡名人薛蠻子。從2010年9月8日開通微博以來，他平均每天發博79條，大多是時事類議論，其中不少是對政府的批評。央視《新聞聯播》節目破例用3分鐘時間，揭露薛蠻子的劣跡。前些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萬戶侯”的微博大V們，驟然走入黃昏。

　　9月10日凌晨，云南知名網友“邊民”被警方刑拘，理由是涉嫌虛報注冊資本。“邊民”在躲貓貓、小學生賣淫案等網絡熱點事件中表現活躍。而2009年初“躲貓貓”事件發生后，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網友調查，掀開了“網絡問政”的序幕。與京城大V不同，“邊民”絕少意識形態的高談闊論，熱衷于質詢熱點事件真相。

　　“邊民”被拘，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前些年，互聯網空間的關鍵詞是“網絡問政”，打撈“沉沒的聲音”。為改變政府工作在網上經常處于被“圍觀”批評的局面，“政務微博”異軍突起，努力回應“網民關切”。

　　從今年8月下旬起，互聯網空間的關鍵詞寫滿了：造謠傳謠，尋釁滋事，揭批大V，治安處罰，刑事拘留。政府化被動為主動，號召開展網上“輿論斗爭”，敢于“亮劍”，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

　　這些熱詞轉換的背后，是從互聯網治理到社會管理，一些新的理念、思路和格局正在形成，將深刻地影響民眾和政府之間的溝通互動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博弈。公權突然發力，用力之猛，讓不少領導干部有收復“失地”的興奮，同時也讓習慣于“吐槽”的網民，特別是近幾年自我感覺良好、刷微博“像皇帝批閱奏章”的“意見領袖”措手不及。

　　公權“亮劍”：體制的邊界

　　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出臺，立刻得到基層干部的熱烈擁護。

　　司法解釋對網絡敲詐勒索罪的解釋沒有爭議。網民關注的，是司法解釋對誹謗罪的構成進行了量化，即“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網上尋釁滋事罪，更引發網民激辯。司法解釋說：“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構成尋釁滋事罪。”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網民不是化外之民，理應受到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約束。針對政務的虛假信息，已經報道不少。但虛假信息不限于時政新聞，借助雪球網、股吧等互動社區，資本市場放空消息獲利已成痼疾，上市公司只能發澄清公告自證清白，但往往為時已晚，損失慘重。不少上市公司、基金、券商呼吁，也要“抓資本市場的秦火火”。中國證監會2012年曾經通報過一些網絡虛假信息擾亂資本市場的案例。《證券法》第七十八條“禁止國家工作人員、傳播媒介從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擾亂證券市場”，但長期缺乏打擊力度，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無疑雪中送炭。

　　對網絡謠言的行政管理和法律處罰，還有幾個突出問題需要規范：

　　一是“獨立調查記者”的合法性。隨著互聯網“大眾麥克風時代”的到來，網民可以發表突發事件現場的見聞，表達利益訴求，從而成為所謂“公民報道者”“公民記者”。如果只是當事人的見聞和訴求，只要實事求是，應予包容。問題是近年來，出現了以“爆料”和代人維權為職業的所謂“獨立調查記者”。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作為新聞采訪資質的記者證有嚴格管理，而他們沒有記者證，卻出沒在各種突發事件現場，缺少傳統媒體嚴格的采訪發稿流程的約束，缺少媒體信譽受發行量、收視率制約的機制，也不受新聞宣傳管理體制的轄制，摻雜了不正當的商業利益。不乏敲詐勒索之徒混跡于“獨立調查記者”行列。

　　二是民間維權網站、輿論監督網站的合法性。2005年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允許新聞單位設立的新聞網站具有與原有媒體一樣的新聞采編權；商業門戶網站只能轉載中央新聞單位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發布的新聞信息，不得登載自行采編的新聞信息。這里的“新聞信息”，是指“時政類新聞信息，包括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道、評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報道、評論”。

　　民間自行創立的維權網站、輿論監督網站，雖然有ICP許可證，卻沒有時政新聞采編資質，而且連商業門戶網站轉載時政類新聞信息的資質也不具備。但它們熱衷于搜羅和大肆宣揚時政類負面新聞和傳聞。維權網站可能真的想幫基層百姓維權，但也可能是有組織的敲詐勒索，招搖撞騙。去年“3·15”期間，曾有媒體報道，一個外地的小伙子在北京辦了兩家維權網站，雇傭員工搜集有關政府和企業的負面新聞和傳聞，在網上掛出，然后給這些政府部門和企業打電話要挾，索取刪帖費，不到兩年時間竟然在北京購房置業。

　　四是網絡反腐的法律邊界。有網友懷疑，“兩高”的司法解釋是想遏制十八大后出現的網絡反腐熱潮。最高法院新聞發言人明確表示：廣大網民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違法違紀行為的，有關部門應當負責任地核實，及時公布調查結果。即使檢舉、揭發的部分內容失實，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或者不屬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而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就不應以誹謗罪追究刑事責任。

　　網絡反腐與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堅強決心是吻合的。但領導干部一旦被曝光抽了一包天價煙，戴了一塊名貴手表，立刻被認定為貪官，面對幾億網民和百萬以上粉絲的大V一邊倒的指控，百口莫辯，卻也不能說是健康現象。網絡反腐容易為商業敲詐和官場惡斗所利用，去年“成都計生委辦公室主任”微博自曝貪腐，事后查明就是官場同僚的嫉妒所為。

　　網絡反腐急需厘清官員、網民和網站各自的權利邊界。官員由于掌握了社會資源配置權，因此需要讓渡公眾以知情權和媒體的監督權，但也要明確一些權利是他人應該尊重和保護的。網友失實爆料與惡意誹謗的界限在哪里？即使主觀無惡意，失實爆料給官員及其家屬帶來傷害，爆料者應承擔哪些法律、經濟和道義的責任？從2010年7月1日實施的《侵權責任法》來看，微博、論壇、社交網站等自媒體平臺方，對網友侵犯他人名譽權負有連帶責任。

　　五是網絡輿論的網下邊界。前幾年，某些“光頭黨”網友，已不滿足于網上“吐槽”，信奉“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威脅社會穩定。

　　網絡問政的力度，只能與整個國家的社會管理體制相適應。即使有新傳播技術作支撐，互聯網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社會文化政治版圖的“飛地”。中國的5.91億網民，特別是經常就公共事務發聲的知識分子網友，是國家信息化戰略的幸運兒。但先“潮”起來的中國人不可產生對國情和體制的錯覺，把中國的微博誤認為英國的海德公園。

　　8月份以來互聯網的變化，把那些長年在輿論風口浪尖上弄潮的網友高高舉起，狠狠地摔在地面上。曾經以為我們已經修建了巴比倫的通天塔，驀然回首卻發現，我們還在現代化的山坳上艱難地爬坡。

　　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早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經奠定，但改革的推進需要鍥而不舍的堅毅和擔當。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中國目前只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這一階段就要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這里的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當然也包括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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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亂象，治理三部曲

　　中國的網絡輿論場，原本是在激烈的表達和抗議聲中登場的，只是其表達的內容，讓人有時歡喜有時憂。

　　內地開設最早的時政論壇，是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創辦于1999年5月9日，北約野蠻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第二天，當時叫作“強烈抗議北約暴行BBS論壇”，6月19日更改為現名。

　　更多的時候，網絡輿論場是針對國內老百姓的民生、個人權益保障問題的“吐槽”，甚至“罵娘”，在嬉笑怒罵的批判性思維和情緒宣泄中，寄托著對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的美好愿景，或一廂情愿。

　　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隔閡，日益凸顯。政府背負著現實國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負擔，而要求立即改變的網民卻總是能占據道義制高點。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復雜性，容易把政府視為美好生活的制度性阻礙，因而網上不利于政府的負面傳聞乃至于惡意猜測總能迅速擴散，引起共鳴。而一些政府部門則容易把有訴求的老百姓視為維穩的潛在對手，對網民的意見表達傾向于管控打壓而不是傾聽化解。這就更加激化了政府和網民之間的對峙情緒。

　　在眾多突發事件和敏感議題上，對于網民的疑問，甚至某些挑釁性的言論，政府首先需要做好新聞發布，力行政務公開。其次需要新聞宣傳部門做好耐心的說服解釋工作。在此兩招無效的情況下，對于某些危害現實社會秩序的違法言行，才需要采取強力措施。如果繞開前兩項工作，直接讓警察沖到宣傳部門前邊，警方可能涉嫌越位，新聞宣傳部門則可能屬于惰政行為。

　　2009年6月，河南杞縣發生過一起鈷60放射源的“卡源”事故，當地政府采取三不政策：不通報情況，不接受采訪，不允許報道。隱瞞了一個多月后，一個謠言瘋傳：放射源將爆炸，一旦爆炸，全縣男人將喪失生育能力。7月17日這一天，全縣群眾紛紛開著汽車、拖拉機、三輪車，逃亡周邊縣市，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杞人憂天”。事后，地方政府宣布“抓獲杞縣鈷60事件5名造謠者”，其中一名曾經轉帖虛假消息的網友被拘留。

　　在杞縣幾成空城的這一天，互聯網管理部門的同志建議人民日報寫評論，批評基層政府未能認真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人民日報的“人民時評”警告道：“看似謠言是引發大規模社會恐慌的主要誘因，但其背后隱含的，卻是當地信息發布的失語和由此引起的公信力缺失。”

　　2011年6月，北京昌平區出現疑似蜱蟲，卻沒有引發社會恐慌，因為地方政府開誠布公地面對公眾質疑，第一時間確認了蜱蟲咬傷寵物的事實，同時澄清并未出現咬人病例，但提醒市民注意防范蜱蟲，并鄭重承諾會持續監測蜱蟲。這樣的表態和措施，完全是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市民沒有理由懷疑政府的誠意和治理能力。

　　今年9月18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求對重要輿情和社會熱點問題，積極回應、解疑釋惑，并注意把人民群眾的期盼融入政府決策和工作之中；使政府經濟社會政策透明、權力運行透明，讓群眾看得到、聽得懂、能監督。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調研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建設時強調：要積極主動應對和引導輿論，重要輿情要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了解、收集社情民意，暢通監督渠道，發揮好社會監督作用。中紀委秘書長崔少鵬在在線訪談中透露：條件成熟時，這個網站還準備開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應用。

　　打通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根本之道是在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上，政府信息公開，減少官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人民日報發表的“人民時評”《靠什么終結“網絡大謠”的神話》，引用傳播學者克羅斯的謠言公式：謠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眾批判能力，表明謠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決于真實信息的透明度，也取決于受眾判斷水平。

　　上海交大教授張國良把謠言公式進一步擴充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狀況模糊性×技術先進性÷權威公信力÷公民判斷力。張教授注意到另外兩個因素：媒介技術越發達，謠言（或未經證實的流言）的傳播力就越強；政府的公信力越低，謠言越有市場。

　　制止謠言，不可能關閉新技術媒介（可能有些官員內心深處的確有這樣的期待），需要做的是大力修復和提振政府公信力。

　　輿論生態：互聯網“植被”

　　觀察評估近一個月來集中打擊網絡謠言的進展和效果，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

　　一是時政類大V將集體退場，專業背景的中V崛起。

　　除文藝體育類明星，微博客時政類大V中，雜家居多，越界發言的居多。像薛蠻子，風險投資專家，帖文內容廣泛，甚少原創，以轉發為主。這類大V可能不失人文關懷，比如薛蠻子參與發起了對白血病女孩魯若晴的救助，但對公共事務的看法更多是直抒胸臆，或信口開河。而社會轉型期很多復雜問題和矛盾糾結，需要專業判斷，理性考量，利益均衡。不能像“方韓大戰”中的“方黑”“韓黑”那樣好勇斗狠。

　　時政類大V作為一個群體退場，從一個角度看，未嘗不是強行擠掉“輿論泡沫”，雖然手法有些粗糙。少數沉湎于浪漫情懷、躁動而偏激的知識分子網友，也需要思考如何能夠推動社會實現平滑轉型，否則，裹挾網絡民意和政府決策，是很危險的。日前，知名網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于建嶸主動奔赴貴州擔任鄉長助理，體驗基層治理的苦衷。這類行動有助于知識分子更為準確地把脈國情，到時再上微博議政，會帶來泥土的樸實和堅韌。

　　今后，有專業背景的中V將崛起。像新聞傳播學領域里的@展江、@杜駿飛、@張志安、@武大沈陽；經濟學領域的@易鵬；政法類賬戶的@廣東政法、@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恩施州中級人民法院；青少年研究專家類的@孫云曉；人文地理和民族學領域的@單之薔、@蔣兆勇，等等，將以扎實的專業背景和學理分析，贏得網民的理性認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樣單單“吸引眼球”。建議公權力對于“專家論政”給予更多包容。守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所奠定的知識分子政策底線。“文革”后，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胡耀邦倡導“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搞現代化，必須尊重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而不是站在其對立面。這也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啊。

　　二是亟須包容和保護草根網友的意見表達。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美學家李澤厚曾感慨：如果抹掉我們這一代學者，不出10年，新一代學者將起來，中國唯獨不缺乏的就是人才。在這次互聯網整治中首當其沖的大V，即使完全消失，對網絡輿論生態的影響也是極為有限的。但草根網友對于輿論生態和整個社會生態來說，更有價值。

　　社會轉型期，法制不夠健全，傳統媒體更重視輿論導向，而輿論監督功能弱化，一些基層民眾在缺乏其他權利救濟通道的情況下，借助互聯網呼救和吶喊。像2009年河南農民工張海超的塵肺病到了晚期，但因原勞動單位拒絕出具證明，始終無法拿到法定機構的診斷結果，被迫活體“開胸驗肺”。此事經媒體報道后，掀起網絡輿論狂潮。最后，張海超獲賠償，解決了低保。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職業病防治法》。這個極端案例提示，互聯網是草根老百姓“吁天權”的實現通道，不僅需要高度重視，而且應存一分敬畏之心。

　　在2009年河南靈寶“跨省抓捕”網友王帥案中，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和“強國論壇”一起組織過4次訪談，促成王帥獲釋。一位網友在跟帖中寫道：“個別地方官吏自以為天高皇帝遠，老子天下第一，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欺壓草民，特別要提醒這些地方官吏牢牢記住：中國老百姓只要鼠標輕點，就跟總書記在一起了。”那種豪邁的感覺溢于言表，至今難忘。

　　經過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政治大局穩定，在此前提下也要看到，各種社會矛盾在累積和疊加，漸漸逼近引爆點。互聯網是中國社會的出氣孔和安全閥。草根網民的呼聲，哪怕是偏激的訴求，釋放出來，也有利于上級政府和全社會發現基層的問題，及時解決，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此三人的暴力犯罪行為必須嚴正譴責，活著的冀中星將受到法律的懲處，但全社會也需要嚴肅反思他們為什么走上玉石俱焚的暴力犯罪之路。在錢明奇爆炸案后，鳳凰衛視主持人閭丘露薇點開自己的微博，赫然發現就在幾天前他曾轉過自己的帖子，“感覺后脊發涼，在那幾千條評論中，我們不會知道有一個聲音是來自如此決絕、預備死亡的他，他一輩子不被聽見”，直到那三聲巨響。

　　比關切大V浮沉更重要的，是保護草根老百姓的網絡表達權，釋放社會壓力。社會轉型期的輿情環境錯綜復雜，民眾對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十分敏感，容易由現實利益問題引發不滿，因社會急劇變革而產生非理性心態。對于社會不良情緒，需要積極進行疏導，釋疑解惑，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平衡心理。政府對民意多一分誠懇和謙卑，我們的體制就多一點彈性和張力。

　　三是鼓勵和保護“微公益”網友。

　　記者鄧飛從“揭黑”的調查報道，轉型做“微公益”，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大病醫保。鄧飛的轉型對年輕網民有重要啟迪。就是從批判社會、批評政府，網絡“憤青”般的憤世嫉俗，轉而以建設性的心態改良社會，與政府合作解決各種基本的民生問題。這對新生代國民性格的塑造，社會心理的優化，有重要意義。

　　四是理解和扶持社會化媒體營銷產業。

　　這次被查處的網絡推手“立二拆四”（楊秀宇），從事的是社會化媒體營銷。他捧紅過阿壩州羌寨的網絡紅人“天仙妹妹”，屬于無害網絡操作；汶川地震后“封殺王老吉”的策劃，還屬于營銷經典。后來迎合網絡“重口味”，包裝“干露露”，捏造虛假新聞，走上邪路。但我們不能因此把借助網絡社區的互動營銷，包括人物營銷、故事營銷、話題營銷，一棍子打死。

　　營銷公司注冊大量馬甲，聯絡大V轉發帖文，與名人廣告一樣，能快速提升產品的知名度，促進產品的銷售，只要不涉及虛假廣告，即使不招人待見，也并不違法。

　　互聯網平臺上的社會化媒體營銷，屬于創意營銷產業、第四產業，不宜用鄉土社會的眼光污名化。如果只是以有組織和以營利為目的界定“兩高”司法解釋中的“非法經營罪”，而忽略其“擾亂市場秩序”的性質，就容易誤傷新興的社會化媒體營銷業。

　　網友“蔥頭不是干部”感慨：“還在上訪的人是相信政府的，還在上網的人是相信法律的。”公權力要善管互聯網，也要善待互聯網。雖然活躍網民并不能代表全體國民的意志，但因為擅長表達，而成為社情民意的某種風向標。

　　善待互聯網，就是愛護社會的“植被”。沒有植被的荒原，人心容易沙化，空氣中能聞到火藥味。在互聯網上包容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在多元雜音中凝聚共識，就是為中國社會活血化瘀，為民族肌體固本培元。學者笑蜀分析：微博時代，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對公共事務進行力所能及的最大關注和最大參與，通過自治與合作，倡導有品質的公民生活，有助于增進整個社會的公共理性，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堅實的社會底盤。

　　網上流傳的一幅鄉村土墻上的標語，道出了部分官員內心的隱秘：“不信謠，不傳謠，政府的解釋是惟一依據。”這種惟我獨尊的心態，與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倡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背道而馳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互聯網就是有序參與、協商民主的平臺。

　　意識形態：舌頭和拳頭

　　在這次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中，各地政府旗幟鮮明，敢于“亮劍”，有效地遏制了互聯網上的惡意謠言和極端言論，但基層執法也出現了某些偏差：網友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報錯，被警方以造謠為由拘留。這邊安徽碭山縣公安局剛剛道歉放人，那邊湖北武當山公安局卻再次出警抓人。

　　河北清河縣女網友發帖：“聽說婁莊發生命案了，有誰知道真相嗎？”即被行政拘留5日。

　　網友請求公布水質檢測報告，湖北建始縣水利水產局網上強勢回復：近期將有“全面真實的報道”，若有人故意歪曲事實，“網絡上的‘秦火火’將是最生動的教訓”。

　　最大的爭議發生在甘肅張家川，在一男子非正常死亡后，一名16歲的初中生上網質疑死亡案有內情，帖文轉載500次以上，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拘。

　　雖然警方后來解釋說，抓人是因為涉嫌煽動游行，但媒體報道稱游行是死者家屬自愿發動，與初中生無關。在輿論的壓力下，警方撤案放人。對于這起“轉發超過500次”而刑事拘留“造謠者”的第一案，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光明網發聲：執法能否做到不玩忽、不構陷、不隨意擴大適用法條的外延、不利用法律作為維穩工具？ 1400萬粉絲的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懇切陳詞：“孩子尚年幼，人生路還長，個案非孤案，寬嚴當有度。”

　　云南省人民檢察院的官方微博建議：在打擊網絡謠言與保護網絡自由之間，應該掌握好一個平衡點，不要從一個極端陷入另一個極端。

　　這里有個要害問題，就是公權要擺正自己的位置，處理好作為治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打擊網絡謠言，不枉不縱，不私不盲，保障公民正當的意見表達和輿論監督，謹防輿論監控技術流入基層政府，被有些素質不高的地方官員用來打壓異己，那樣只會遮蔽矛盾，增加社會壓力。

　　希望網民帖文不要煽動仇官仇富反體制，也希望互聯網治理不要加劇官民猜忌對峙，而是取信于民讓人心回暖。

　　在運動式的強力整頓后，還需要建立互聯網治理的長效機制，把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納入法制和社會建設的日常軌道：

　　——對于網上的雜音，分清娛樂（審美趣味）、道德和法律3個層面，分類處置，精細化管理。例如，你可以喜歡或不喜歡《小時代》和《甄嬛傳》，但政府既不宜用公權來取締，觀眾也不必因為《人民日報》連發3篇批評文章就視為政治打壓。上世紀8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不喜歡朦朧詩，曾到廈門鼓浪嶼登門拜訪朦朧詩人舒婷，兩人在學術問題上發生了一些爭執，聲音很高，甚至“驚動了擔任警衛的當地公安局長”，交談無果而終。但舒婷事后說，“老人姿態很高，并沒有因為發生沖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員那樣，找作家創作上的麻煩。”

　　——對意識形態問題，多用意識形態的方法來解決。對于群眾的思想認識問題，多用舌頭少用拳頭。在中共尚未奪取政權的時候，惲代英辦《中國青年》，韜奮辦《生活》周刊，周恩來領導《新華日報》，團結青年階層、市民階層和民主黨派。成為執政黨后，宣傳鼓動這個看家本領不能刀槍入庫。遇到突發事件和敏感議題，不能只剩下封堵網絡帖文這一招。今天的“筆桿子”就是鼠標，我們要奪回“鼠標話語權”，前進到微博客、BBS和人人網，去喚起網民千百萬，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公權強制和網絡社區自治并舉，互聯網治理需要剛柔并濟。當前采取法律強制，一舉解決互聯網管理多年的歷史欠賬。但互聯網作為網民自組織社區，離不開網民自律，提升媒介素養，還需要網上“意見領袖”增強社會責任感。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與十幾位網絡名人達成的“魯七條”，即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體現了對互聯網的一種柔性治理思路。

　　——“凈網”是不現實也是不科學的，互聯網本是通過信息的自由流動和意見對沖，動態還原事實真相。比“凈網”更關鍵的，是傳統媒體做好網絡信息和情緒的把關人。傳統媒體不可成為網絡帖文的印刷版。與人人皆可發微博、140字流彈滿天飛的局面相比，傳統媒體其實更適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準判斷，對一旦出錯損害職業聲譽有嚴格的行業自律。面臨互聯網越來越大的民意壓力，能否穩步放開傳統媒體，讓新聞專業精神成為互聯網紛亂信息的過濾器、國民心態的壓艙石，構建穩定、開放、包容、理性的多維公共輿論空間？善待、善管互聯網之外，善用互聯網，是一級政府更上層樓的功力和境界。

　　——學會跟不同群體對話交朋友，注意“分眾”傳播。當前出現了不同的社會群體，從海歸、海待到蟻族、北漂，甚至是散戶、“大媽”，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也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要一講宣傳就用新聞通稿包打天下。為不同社會群體量身定制小切口議程，與他們展開互動，切實提高新聞宣傳的針對性和輿論引導的有效性。

　　——搭建官民網絡互動直通車，一對一解決問題。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就是一個很好的網絡平臺創新，網民可以登陸留言板，直接給省市縣三級黨政一把手留言，表達訴求，同時又避免了微博客那樣的公共意見平臺的炒作。自2006年開通迄今，已經有51位省委書記或省長、400位地市級一把手、850多位縣委書記回復網友留言。

　　政務微博也日益重視私信功能，這樣能減少多少錢明奇、陳水總和冀中星的鋌而走險？

　　——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聞宣傳，不僅要會打陣地戰，還要學會打游擊戰。借鑒社會化媒體營銷的某些手法，利用論壇/BBS、帖吧、微博客、微信公共賬號、QQ群、微信朋友圈等，巧妙設置議題，進行信息發布和觀點引導。

　　——互聯網上的“國家隊”，能否打造“聯合艦隊”優勢？黨政機關已有約20萬家政務微博，還有約100家各級黨報和官方媒體的法人微博，但各自為政，極少互動。能否探索某種聯播機制，就一個時期內政策宣傳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實現話題聚焦、題材分享和角度差異化，各顯其能，進行有分有合的輿論引導？

　　今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規劃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打造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升級版”。善待、善管和善用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形成一個有活力、有理性的輿論場，一個有彈性、有法度的體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為政者兼聽則明，海納百川；治理者鎮暴抑邪，調和鼎鼐，治大國若烹小鮮。■　

　　作者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