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子政策制定者呼吁除少數民族外全面開放“二胎”

　　3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五期北大博雅公法論壇，本期論壇主題為“家庭、生育自由與計生政策”。法律學家、社會學家、人口學家和統計學家在會上就我國未來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從不同學科的視角，進行了觀點鮮明的辯論。絕大部分與會專家都提出，我國應盡快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提出者田雪原建議可以“限三生二”。

田雪原：可不加條件放開二胎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原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是上世紀70年代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提出者，也是政策制定的參與者。

　　他在會上表示，當年參與生育政策決策選擇的很多領導現在大部分已經作古了，所以他有責任要把當初制定政策的細節講清楚。“因為當初確定的是政策執行最多不超過30年。”

　　田雪原提出，控制了一代人的生育率后，人口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人口增長的勢能大為減弱。“現在人口零增長的一天好比大海上的航船，已經看到了它的桅桿。估計2030年以后就會實現零增長。”

　　因此，田雪原提出“限三生二”的建議，“除了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之外，保證大家不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可以不加條件地放開生育兩個的限制，（因為）放開生兩個問題也不大。”可由各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常務委員制定具體的生育政策。

易富賢：生育的“爬蚤心態”令人擔憂

　　《大國空巢》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提出，我國占絕大多數的主流家庭只有平均生三個孩子，才能維持生命的世代更替。如果不讓生、不愿生、養不起三個孩子，則標志著失去了可持續發展能力。

　　他認為，30多年計劃生育，多數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態”。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長期適應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變成了爬蚤。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等地的試點就是如此，放開二胎生育率也很難跳起來了。

　　易富賢直言，即便現在停止計劃生育政策，也難阻止我國人口銳減,“到本世紀末也只有6億人口，以后要鼓勵生育會非常艱難。”

　　“治大國如烹小鮮，人口政策不翻就要燒糊。”易富賢提出，停止計劃生育不僅可緩解就業壓力和老年化壓力，“孩動力”更可驅動經濟持續發展，并可緩解今后因性別出生比率較高而導致的光棍問題。

湛中樂：要對生育權重新解讀

　　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立法咨詢組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指出，“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入憲法，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在之前的2001年出臺的。這意味著中國人權觀念、法治觀念發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改變。”

　　我國民法和刑法都對生育的相關權利進行了保障性的規定，但在憲法領域中卻討論得比較少。湛中樂表示，北京大學曾向全國人大提出建議，生育自由屬于基本人權，應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所講的“公民有生育的權利”和一系列國際聯合國公約文件結合起來，對我國公民的生育權和生育自由做出重新解讀。

　　湛中樂認為，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依法治國理念深入人心。“現在特別強調行政決策模式是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相結合，因此更要注意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

揭秘一孩政策制定細節

　　田雪原在會上回顧了中國提倡生育一個孩子決策的出臺過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上有一些鼓勵一胎制的輿論，比如河北省出臺規定，“鼓勵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

　　1979年11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成都召開全國主任會，提出今后要提倡每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

　　1980年3-5月，中央書記處委托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5次座談會，對人口問題進行討論。當時正式出席會議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領導25人，自然科學家19人，其余的是社會科學的專家。最后根據會議起草的文件作出了“一個孩子”的決定

其他觀點

　　決策時要考慮各種利益、各種需求的平衡，對于生一個好還是兩個好這個問題，要給大家講話博弈的平臺，要讓大家充分辯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行政法學家姜明安

　　北京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139位，阿根廷、巴西人口密度很小但比北京更擁堵。北京之所以擁堵，不是人口問題，而是城市街道規劃的失誤。

　　——原哈佛大學助理教授、統計學博士黃文政

　　我本人主張計生政策要與時俱進，及時告別一胎化。非獨家庭沒有生育第二胎的權利，這不公平，所以及早走向自由生育。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中國人要理解自己的問題，我國的農業文化鼓勵多生，因此，不能再以單純的、個體自由的角度去探討計生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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