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女犯拐賣男嬰19名 口口聲聲稱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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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讀】記者探訪廣東省女子監獄，采訪因拐賣兒童入獄的女犯，讓人驚心的是，被采訪的犯人均認為自己是“做好事，替人傳續香火”，法律意識極度淡漠。

　　 ?拐賣兒童犯罪曾讓無數家庭陷入絕望。2009年4月至2012年底，公安部共摧毀約1.1萬多個拐賣兒童犯罪團伙，解救5.4萬余名兒童。去年3月8日，《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13—2020年）》發布，提出要完善集預防、打擊、救助和康復為一體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該行動計劃出臺一周年之際，記者走進廣東省女子監獄，采訪因拐賣兒童入獄的女犯群體，從犯罪人的角度審視拐賣兒童問題。這里的150多名女犯犯罪情節觸目驚心，更讓人驚心的是，被采訪的犯人均認為自己是“做好事，替人傳續香火”，法律意識極度淡漠。

　　“職業媒人”申建花：“他們沒仔生，我只是做好人”

　　4年倒賣19男嬰?獲利一萬四

　　《刑法》第240條規定，拐賣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兒童的行為之一的行為。其中，出賣行為是定罪關鍵。哪怕參與部分環節，犯罪嫌疑人即可以拐賣兒童罪論處。資料顯示，警方調查出從人販子到買家的利益鏈條最多可達十幾環，即一個被拐兒童可經十幾個人手才能到達最終買家手中。

　　現年55歲的申建花對這十幾環中的“中轉”一環特別熟悉。申建花生長于云浮郁南，與廣西蒼梧、岑溪交界。從1998年10月到2002年7月近4年間，她和16名同案人一起，時分時合，與廣西人販子相勾結，共拐賣剛出生的男嬰34名，并造成3名男嬰至今無法解救。其中，申建花參與拐賣男嬰19名，案發后她被判死緩。

　　1998年，“沒田耕”的申建花在街邊的腸粉店打零工，偶遇熟人向她抱怨“沒仔生”，并打聽哪里有小男孩可以抱養。申建花向“認識較多人”的朋友打聽，得知這名朋友在廣西有熟人，手上有合適的男嬰。

　　那是一個1歲多的男孩，“生父生母都已經不在了”。在申建花的牽線搭橋下，廣西的“熟人”抱著孩子來到郁南，將他送到“想要兒子”的夫妻手中。作為感謝，這對夫妻給申建花包了500元的紅包。也是從這時開始，申建花和廣西的人販子搭上了頭。

　　之后，申建花能找到小男嬰的消息在郁南縣城暗暗傳開。時不時有“沒仔生”、“想要兒子”的夫妻找上門，申建花就直接或間接地向廣西那邊傳達有人想“抱兒子”的信息，人販子找到合適的孩子后，送到郁南完成交易。

　　“窮地方，小孩沒東西吃，他們的父母就愿意把小孩‘送人’。”申建花操著極不順暢的普通話回應“為什么可以找到這么多男嬰”的問題。這個蹩腳的說辭是當年人販子告訴她，再由她告訴買家的。

　　申建花在拐賣利益鏈條中扮演的角色有個專門的名詞，叫“職業媒人”。職業媒人是買方特有的環節，通常是人販子和買家完成交易的最后一環。這些職業媒人消息靈通，對當地各家的家庭情況非常了解，多為上了點年紀的女人，負責交換買家需求和販賣信息。大多數的交易，最后是通過職業媒人完成的。職業媒人通常通過拿紅包獲利。

　　生意做熟絡之后，申建花發展了自己的下家，由下家去找買家。申建花說，很多被介紹來的買家她都不清楚身份，“談好了價錢就行”；那些小孩最后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不到4年間，有19名男嬰和父母親分離，經申建花之手進入另一個家庭。她透露，一個男嬰起價8000元，她通過拿紅包共獲利14300元，平均每個男嬰753元。在申建花的同案人中，有人參與拐賣23名男嬰，獲利4300元，每個男嬰僅187元。

　　即使在獄中過了十余年時光，申建花仍強調她沒有賣小孩，“我只是拿了個紅包而已”。入獄前育有兩子的她說，在郁南，一個家庭一定要有兒子，要“傳宗接代”。“我只是做件好事，幫人延續香火。”

　　農婦周紅：“幫人傳香火是積德”

　　幫失足女賣子?5年拐賣7兒童?

　　先后拐賣7名兒童的周紅對自己的行為也抱著這種認知。現年53歲的周紅和同案犯結成6人團伙，于1999年到2004年間先后在河源市連平縣等地拐賣兒童。案發后周紅被判無期，于2005年1月入獄。

　　1999年底，同村熟人找到在東莞賣衣服的周紅，說自己生不出孩子，托她幫忙抱養一個。周紅后找到了一對生養四五個小孩但無力撫養的夫妻，這對夫妻讓她帶走了自己3歲的兒子。牽線成功后，周紅得了同村人四五百元的紅包。

　　這個未進過課堂、當時生有兩女一子的婦人先后幫失足懷孕的打工少女、孩子6個月大但養不起的湖南夫妻賣掉了自己的孩子。“都是同村的沒有生育的人找到我，不幫他們，情面上過不去。”當時周紅覺得自己是幫人“傳香火”，是積德的事情。直到被抓才知道自己犯了法。

　　周紅談起自己的三個孩子，忍不住流下了淚水：“最對不起的就是他們。”疼惜孩子的母親和拐賣兒童的女人，兩個角色在她身上共存著。

　　這種狀態，常見于廣東省女子監獄150余名因拐賣兒童入獄的犯人身上。據統計，這些女犯年齡30歲以上的占90.8%，絕大多數入獄時已為人母。她們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小學以下含文盲的人超過七成，法律意識淡薄。她們多生長于貧困地區，“傳宗接代”的傳統倫理思想在當地有很大話語權。

　　媽媽李玲：“他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是拐賣呢？”

　　感情破裂后?賣掉親生兒

　　據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4單位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的，以拐賣兒童罪論處。

　　在廣東省女子監獄中，出賣親生子女的犯人有6名，生于1994年的李玲是其中之一。籍貫廣東普寧南徑鎮的李玲自小沒有父母親，由奶奶撫養長大。2012年底，她與丈夫羅斌（化名）相識并擺酒完婚。2013年春節后，李玲與丈夫感情開始出現裂痕，此時她已懷孕4個月。因兩人爭執激烈，李玲搬回娘家。她想過打胎，但被奶奶勸阻：“第一次懷孕就打掉，以后就很難懷上了。”

　　沒有工作的李玲試圖讓羅斌支付一部分撫養費用。她打電話給羅斌說：“要散可以，你準備怎么賠償我？”聽到“賠償”的羅斌之后再也沒有跟她通過電話，即使路上碰到，羅斌也當作沒看見她。

　　跟羅斌肯定要分開，自己也沒有工作，李玲便萌生了在孩子出生后將其賣給他人撫養的想法。她通過叔父聯系上一對想抱養孩子的夫妻。2013年7月17日，李玲產下一子。5天后，抱養嬰兒的人給孩子做過體檢后，與李玲現場談妥了嬰兒的價錢72000元。李玲從中拿出4800元給抱養的人，說是給孩子的奶粉錢。事后她還拿出2000元，酬謝自己的叔父。

　　羅斌知道此事后，立刻報案。孩子被追回交給父親撫養，李玲被判刑三年。入獄不到3個月的李玲接受采訪時，心情仍未能平復。“孩子去別人家，會比跟我過得好。他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是拐賣呢？”

　　記者手記

　　生命尊嚴?不容踐踏

　　促使我去進行這次采訪和寫作的，是一位父親的回憶。兒子剛不見的時候，這位父親到處瘋找。他說：“當地有個風俗，人死后不是埋進土里，而是揀些骨頭，放在缸一樣的大罐子里，蓋上蓋子；再砌個小屋，把一家人的罐子放在一處。”而當時山上那些罐子，他說他幾乎全都一個個打開過，往里邊看，用手摸，生怕小孩被人藏里邊。兒子失蹤第一年，他的妻子精神失常，后兩人變賣家產，買了輛小面包車到全國各地尋子。

　　我是想說，孩子是這些家庭捧在掌心的寶，失了就是難以承受的傷。在拐賣人的眼里，孩子不過是貨物、是商品。而那些出賣親生子女的父母親，則將子女當作私有財產，可以隨意變賣。

　　拐賣兒童在某些地區成氣候、屢禁不止有很多原因：傳統倫理思想落后、法律意識淡漠、預防和打擊力度不夠、利益驅動等，但不容忽視的是，不少人缺乏對兒童生命尊嚴的承認和重視，忽視了生命不能買賣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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