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細節:河南代表12年從未對兩高報告投反對票

　　3月1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一位早早進入會場的全國政協委員仔細翻閱當天的會議文件。本報記者鄭萍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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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政協小組會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一位委員記下的筆記。本報記者鄭萍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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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和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本報記者陳劍攝

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尹卓接受媒體采訪，一位記者用手機拍攝。本報記者鄭萍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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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安門廣場不見游人、廣場南側的毛主席紀念堂閉門謝客“例行維護”時，中國進入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

　　與外界對于人民大會堂里動輒“掌聲雷動”的印象有所不同，兩會的多數時候其實是聽不到掌聲的。

　　掌聲通常只在開幕、閉幕等全體大會時出現。

　　同樣，近3000位全國人大代表和20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兩會時間，基本不在莊嚴肅穆的人民大會堂里，而是在各自的駐地，在只有十幾人或者幾十人的小組里度過。在這些小組會上，他們分別完成對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等工作報告的審議或討論。

　　會議簡報呈現出的，多是只言片語的“干貨”。從中不難找到“非常贊同”和“完全擁護”的表態，雖然會前就要求代表委員不做“一般性表態”，但實際很難杜絕。

　　絕大多數政協委員的每次發言，會被濃縮成一二百字，幾乎不會超過6行。人大代表發言有的稍長，但也高度凝練。而在這6行字之外，是熱氣騰騰的會場。

　　僅就中國青年報記者目力所及，“搶話筒”是常有之事，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發言會先說一句：“終于輪到我了！”

　　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形容，如今流傳著許多調侃代表委員的順口溜，比如“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就他所見，遠非這么簡單。開會時熱到一定程度會“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極端情況下的‘擦槍走火’，我也曾親眼目睹”。

　　今年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評估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樊蕓，在全團大會上提出了一個有關農村社會組織的問題。當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的面，她事先聲明：“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不過我們上海團是思想最解放的、言論最自由的。”

　　去年，具有專業背景的樊蕓從預算報告的字里行間捕捉到，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的執行數比預算數多了3600億元，這筆錢比有些省份的全年財政收入都多，卻找不到它的去向，游離于人大監管之外。全社會關注的“三公經費”，也零星散落在報告各處“捉迷藏”。

　　這位代表不客氣地說：“這有點挑戰人大代表的智商。”

　　聽會的財政部工作人員立即打電話給部里，試圖解答她的疑問。次日財政部又派來一位司長與她交流。

　　后來，樊蕓對記者說：“我不希望財政部再來跟我作解釋—拿出數據來就行了，拿出用途去向來就行了。”

　　兩會上，有些代表委員慮及所談問題之“尺度”，會提示在場的記者或記錄員：“這個你們就不要寫了。”

　　有一次，在談起一個復雜的民族問題之前，一位政協委員環顧四周，小心翼翼問了一句：“記者們都走了吧？”

　　也會有人強烈要求將自己的某句發言“寫進簡報”。去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顧也力委員表示自己面對一份報告“真是振奮不起來”。他用了很長時間嚴肅地批評某些改革成績較差，當場提出，希望這個意見“能夠寫到簡報里去”。

　　這番發言引來了掌聲。顧也力說：“說得不對，大家批評—我覺得這個平臺就要講。我覺得這是代表全國人民的。”

　　今年政協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指出，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

　　“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隨后成為很多人發言時喜歡引用的依據。

　　中央及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到場聽會，是兩會的一個慣例。每當此時，政協就舉行較大規模的界別聯組會議，人大代表團則舉行全團大會。

　　今年，大會秘書處安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務院三峽辦副主任、國家郵政局副局長等領導列席政協民進界別的會議。據朱永新透露，得知名單之后，委員們感覺“不過癮”，以“安排部委負責同志列席小組會要充分考慮民進的界別特點”為由，向大會秘書處提出緊急建議。通過國務院辦公廳協調，教育部、文化部又派來了幾位司長。

　　許多官員同時兼任代表或委員，一些獨特的現象也由此產生。有一次，中國氣象局的前任和現任局長都是科技界別的政協委員，而前來列席的中國氣象局領導是一位副局長。委員們開玩笑說，難道現任局長、老局長給副局長提意見，然后副局長再帶著這些意見回去，請示局長怎么解決？

　　這種情況并不奇怪。很多人還記得，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的一次專題詢問中，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嚴以新問到科技部打算怎樣切斷科研經費與科研人員灰色收入的關聯時，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首先回答他：“感謝你提出的問題，也給我一個機會報告一下。”

　　在那一刻，他們之間無上下級之分，只有人大與政府的職責之別。

　　在一些代表委員看來，更值得黨政官員來聽的是小組會。清華大學教授孟安明委員就覺得，小組會上的發言更“深入”。聯組會的時候，“記者比較多”，而且“對領導要尊重”，大家講話會“溫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關部門派人到各個小組旁聽，否則大家在小組里就是“各說各話，自說自聽”。去年，他在小組會上追問，財政部每年都派人來，并且解答大家的疑問，“我們的教育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年，在政協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教育部門專門派6位司長來聽了教育3個小組的討論。

　　在小組會上，那些官至省部級的代表委員—無論曾任或現任，有時會放得很開，痛斥所在領域的弊病。比如，針對國家衛生計生委要求醫療機構和住院患者要簽署《醫患雙方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的新規，全國政協委員、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今年向醫藥衛生界別的同行明確表示，作為醫生，自己絕不會簽這個協議，因為此舉非常可笑，無法根治紅包問題，同時對醫生的尊嚴造成了傷害。

　　“您這么說不怕得罪衛計委的領導嗎？”中國青年報記者問他。

　　他答：“我倒是不怕，我講的是心里話，你們知道我是在講真話。”

　　代表委員發言的質量有高低起伏，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引人入勝。百無聊賴時，有人會走出會場散步。一些學者會打開電腦，聚精會神讀學術論文。

　　葛劍雄指出，由于部分委員照本宣科，又缺乏含金量，導致有些同組委員寧愿在走廊里喝茶聊天。如此，以至會場空位較多，工作人員不得不督促他們回到會場。

　　今年的一場聯組會議，有位部長列席。按照規則，每位發言者不超過8分鐘，大家爭分奪秒，以極快的語速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其中一位委員卻令原本安靜聽取發言的場內響起竊竊私語聲。她一開口就進入“舞臺腔”，首先自我介紹，包括某“辦公室主任”等幾個兼職頭銜，某年“以優異成績”考入某某中學，曾在某國做訪問學者，又在某國做過幾個月的研究，甚至提及自己年輕時參與拍攝的電影。這位委員的發言總共歷時5分多鐘，開場白用時大約一分半。

　　在兩會上，官員與代表委員之間的角色，頗值得關注。高層領導到團組開會，主持人會特地介紹他們的身份為“代表”，然而總有人無法忘記他們的職務。

　　2012年是十一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最后一年。在告別這個舞臺之前，時任政協委員的原電監會副主席邵秉仁說，利用最后的機會，自己有個想法要“一吐為快”。

　　他說，有領導到場時，很多人發言就必稱“尊敬的領導”—“誰都尊敬，就不尊敬自己”，“少點官話套話好不好？”

　　邵秉仁還指出，高層領導來列席時，發言者需要事先寫好稿子，以供審查，此舉也毫無必要。“既然相信這些人有資格做政協委員，為啥不能想說啥就說啥？”

　　同一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岐山到山東代表團，聽到地方官員要“匯報”工作，當場勸對方“另外找時間”。

　　據記者所見，至少在最近兩年，客套話難免，但“尊敬的領導”明顯減少了。

　　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院士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時，曾就科研經費使用問題寫過一個提案。他很快接到電話，有人希望撤銷這個提案，“您的提案太‘敏感’了”。他還是交了自己的建議，并幾次在會上說起此事。讓他填寫建議辦理意見，他填的是“不滿意”。

　　結果，建議涉及的相關部門“很緊張”，“總是找到不同級別的領導”，希望這位科學家能改成“滿意”。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玉鳳曾在2011年全國政協會議上說，自己上一年有關教育和人事的兩份提案，一份沒有得到答復，另一份的答復讓她很不滿意。而她發現，教育部居然聲稱“與提案人及時溝通”，“得到了提案人的肯定”。

　　她將此事公開后，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分別派人與她聯系，表示鄭重道歉。

　　中國青年報記者當時問她：“你公開在會上說這件事，會不會讓政府官員感到沒面子？”王玉鳳回答：我覺得沒有什么“面子問題”。他們向我道歉，回答了我的詢問，彌補了之前的漏洞，恰恰是在給政府形象增光。

　　前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曾總結會上遇到的“尷尬時刻”，包括審議報告眾口一詞“求真務實，很受鼓舞”，有領導在場時就爭相匯報政府政績或企業貢獻，當著上級領導的面頌揚領導。

　　代表法規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但王全杰的體會是，不少代表似乎不愿行使這份法律賦予的“言論豁免權”。

　　而擔任了多年政協委員的葛劍雄說，委員們講話要自由得多。

　　全國政協曾收到一份提案，建議參照代表法，讓委員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不受追究，消除他們履職的后顧之憂。因為委員參政議政，難免會觸及地方、部門和集團的局部利益，可能受到打壓。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程津培曾任科技部副部長，做過人大代表，如今是政協委員。他注意到，代表在會上說的很多話都被記下來，最后由本人審閱修改，說得越多，改稿時間越長，“人家都上車走了你還得寫作業”，因此有的人不愿多言。相形之下，政協的討論容易發散，但是這些意見怎樣形成成果值得研究，“總不能只是把自己平時的怨氣或者別人的怨氣一起帶到會上來議論”。他建議發揮好政協界別的作用，針對一些真問題做調研，提建議。

　　今年兩會后，據全國政協統計，共接收5875件提案。中國科協原副主席齊讓委員說，幾乎人均3件，數量太大、太散，其實可以像科技的重點項目，做好一些重點提案。

　　這是政協會上的老話題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黃其勵這樣形容，每人3個提案是好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芝麻太多，西瓜太少，“炮彈還不夠”。

　　“嘩嘩數量上去了，不講質量，有多少真正能夠落實的？”程津培說，自己在科技部任職時辦理過提案，“都明白怎么個路數”。辦復率很高，但實際上有的只如“蜻蜓點水”。

　　關于提案，不難見到這樣的景象：各地媒體會紛紛報道，當地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地方發展問題聯名提出了多少建議。今年兩會，多地出現了“聯名呼吁”建設自貿區的聲音。某省的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懇請國家盡快批復一個工程項目，另一地的委員則聯名提案呼吁，將當地的生態保護發展區，納入首批國家示范區。

　　有些時候，此類提案屬于“高空聯名”，在赴京開會的飛機上簽署。一位委員坦言，其中不排除“被聯名”提案。大家受到了地方官拜托，“讓你簽字，你能不簽嗎？”他呼吁：“別把地方的會搬到北京來開。”

　　有關兩會會期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有觀察者認為目前會期太短，對于決定國家如此之多重大事務的討論甚至辯論，可以更長一些。也有人覺得它過長，可以效率更高。

　　一年一度的“國家賬本”是代表委員們十分關注、同時表示很難看懂的報告。今年，財政部等部門專門編寫了圖文并茂的導讀手冊。

　　但朱永新指出，預算報告在政協的討論往往是一帶而過，因為大部分人看不明白，一般人又有誰能夠發現問題呢？“在許多國家，預算是議會討論的最重要事項之一。”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天鴻代表認為，審查預決算的時間太短，應該推進“形式審查”走向“實體審查”。

　　幾乎每年都有人建議，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不應只是書面材料，應設置專門環節，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大會上口頭報告。

　　北京市副市長楊曉超代表建議，可先由專門委員會對預算進行審查，然后在人代會上將審查意見與報告同時發給代表。

　　與此同時，很多人希望壓縮會期。嫦娥三號探測器系統首席科學家葉培建今年的一番計算，得到同組很多人的認同。他說，政協總是下午開幕，這樣當天上午就沒利用好。每天上午的會議完全可以從9點提前到8點，下午也可由3點改為兩點。政協期間舉行3次大會發言，可以改為視頻發言，這樣能夠減少去人民大會堂的次數，降低成本，也減少擾民。目前的日程，壓縮以后7天就可以完成。

　　齊讓委員則認為，大會發言的聽眾應該有所變化，既然是給政府提建議，就應該請政府相關部門的代表坐在會場里聽一聽。有時候，光派一個副部長沒用，最好是處長也能到場。“甚至我覺得他們坐一樓都行，咱們上二樓也可以。”

　　從會議本身來看，兩會在很多方面都在改變。前幾年，有代表委員形容，每一年的兩會，都是“拉動北京市餐飲業和GDP的重要商機”，很多人利用這個時機請客吃飯，聯絡感情，“跑部錢進”。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后，兩會提出了很多改進會風的具體要求，希望代表委員“張開建言的嘴，堵住吃喝的嘴”。

　　從去年開始，葛劍雄就注意到，會外的聚會或聯誼活動全部停掉了。很多部級領導家在北京，一般不到駐地，現在也都改到駐地集中乘車去大會堂。餐廳里的啤酒和紅酒也消失了。

　　今年，各代表團會前就傳達了指示：不給代表發放紀念品，代表和工作人員也不要相互宴請或贈送禮品、紀念品、土特產。餐廳提供自助餐，刷卡就餐，不擺放煙酒，代表團不要自帶廚師或食品。賓館的卡拉OK、棋牌室等娛樂設施也不開放。

　　要求還包括，會場內不能做與開會無關的事情，比如玩手機、發微博等。當中央領導到場，大家不要去跟中央領導合影。原則上一屆5年，只照一次合影就可以。

　　在會外，各代表團原則上不要安排集體活動，確有必要，應提前報大會會務組審批。未經批準不能組織代表參加無關的活動，代表也不能到有關部門洽談具體工作。

　　據葛劍雄介紹，以前上海團有個傳統節目，為慶祝“三八節”組織上海的代表委員聚餐。有些企業家也會趁機請客，常是“山珍海味”。從去年開始，“傳統節目”取消了。

　　他注意到，在駐地餐廳吃晚飯的人也多了，有一天他去得晚，發現餐券已經領到了500多號。

　　代表委員們能夠得到的一個“優待”是，在駐地可以讀到《參考消息》大字版，紙張和字體都較普通版大了一倍，年定價也翻了不止一番。有的駐地賓館會在閉路電視系統開設“大會頻道”，晚間播放《國徽》等電影。

　　新一屆全國人大和政協對于出席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請假必須履行手續。

　　一位新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透露，自己去年第一次參加常委會時，會場里有幾個空位。張德江委員長當時就提出了批評：既然當了常委會委員，就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此后，每次人大常委會都會公示出席情況，哪個委員不來，原因要“寫得清清楚楚”。

　　在步入人民大會堂的那一刻，任何人首先看到的，將是屏幕上自己的面孔。對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大會堂的電子屏幕還有一項功能：即時顯示出勤情況。

　　今年3月3日下午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開幕式，2229位政協委員中實到2175人，缺席54人。請假最多的是“特別邀請人士”界別，共有6人請假，其次是文藝界別，5人請假。

　　幾天后的第二次全體會議，缺席者升至149人，其中文藝界145人中請假17人。

　　81歲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李世濟隨身攜帶放大鏡。引起記者注意的是，她喜歡手持放大鏡仔細檢查出勤表。有一次小組會，她所在的小組，48名委員里有17人的桌簽處“只有空氣”，缺席的就有喜劇明星趙本山。

　　政協的文藝和體育界別是那些“追星”的記者喜歡光臨的地方。今年，文藝界別第一次小組會前，由于到場記者過多，工作人員不得不臨時用發號的方式維持秩序，引起了哄搶。

　　事實上，在一年一度最大規模也是最高規格、討論決定國計民生重要事項的政治會議上，明星們并無特殊之處。

　　此前多次缺席會議的田徑明星劉翔委員這次在小組會上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改革，體現了深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報告還明確要出重拳防治污染，作為政協委員應從自身做起，倡導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

　　另一位體育明星姚明發言時提到，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運用市場化的思維和方法謀劃體育工作新思路。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黃玉斌則建議，“繼續堅持和完善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引人關注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指出，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電視電影，都需要寬松自由的創作環境和無束縛的想象力。但有時看到、聽到很多編劇、導演、演員顧慮作品通不過審查，修改了很多精彩的部分。

　　文藝界別的不少人提起了限制文藝晚會對演出市場的影響。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林文增說，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行為，影響到國家藝術劇團的演出，前段時間連歌劇《江姐》也“不敢演了”，一刀切的政策不利于文化繁榮。

　　這些嚴肅的發言有時會被打斷。不顧對會議秩序的干擾，一些記者甚至工作人員，開會時也會去找明星索要簽名或合影。

　　相對來說，分散在代表團里的歌唱家廖昌永、吳碧霞、演員奚美娟等要清靜許多。

　　對于人數既超過人大代表也超過政協委員的3000多名中外記者來說，兩會確實是一個難得的場合。在這里，整個國家的各界精英云集。

　　一旦被認出，他們就會被圍得水泄不通。在艱難的圍追堵截之后，站在外圍的記者們收回錄音筆，會互相打聽：“這人是誰？”

　　政協經濟界別是記者需要提前排隊才能進入的熱門區域。有一次，工作人員甚至提議，讓記者們分批進入，聽10分鐘再換一批。這個提議遭到了抗議，有記者說：“你們不是反對斷章取義嗎？只聽10分鐘，怎么能不斷章取義？”

　　年過八旬的厲以寧委員格外受關注。除了記者的提問，甚至同組的很多委員也會就一些問題“向厲老師請教”。

　　一位重慶的女記者能講出許多諸如在廁所門口堵住厲以寧的故事。她說，自己報道兩會多年，年年都要來聽聽厲以寧說什么。她不無夸張地形容，沒采訪過厲以寧的記者，就算沒來過兩會！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有次被幾位記者發現，為他解圍的是一位突然沖出的女記者。該記者打斷同行的問題，向陳德銘提出合影。陳德銘與她照了張相，然后趁機脫身。他開玩笑地說：“這（照相）是免費的，回答問題是比較困難的。”

　　3月13日，在8天半的會議之后，全國人大代表們按下表決器，各項報告依次通過。這是兩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環節。

　　神秘的表決器就像交通信號燈一樣，分為紅黃綠三色，分別表示反對、棄權和贊成。極少數代表會作出第四種選擇：不按表決器。

　　相較而言，對“兩高”報告亮“紅燈”的代表最多。

　　68歲的河南金龍銅管集團董事長李長杰代表說，他一直在思考“兩高”報告失票較多的情況。12年來，他對兩高報告沒有投過一次反對票。

　　他說，代表們不應僅憑個人好惡來投票，應該高屋建瓴來看待兩院的發展。

　　李長杰說，2005年他所在的企業被南方一家企業盜取了商業秘密，他們起訴后，河南法院、上海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難壞了”，因為我國沒有商業秘密保護法，缺乏判案的標準。直到今年，案件才在上海審結。他說，近10年時間過去了，一個知識產權案拖了這么久，很顯然有些滯后，“如果我情緒化地來看我們高院的工作，我就給它投反對票”。但作為人大代表，他又理解，這類案子長期缺乏判案標準。

　　對于那些投反對票的代表，李長杰同時表示理解。“只要實事求是給我們兩院提出了鞭策和意見，都沒問題。”但他認為，代表們“有的情緒化一點，有些理性化一點”。

　　“我們在最基層直接接觸到老百姓，他們反映的聲音，可能會影響到我在大會堂里按按鈕。”上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曾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但他也表示，在按下表決器的時候，自己會考慮全局作出總體評價，而不是考慮個案。他解釋說，有些事情自己的打分是80分或60分，如果投反對票，就不太公平。而投贊成票也不意味著百分之百滿意。“我贊成，但是我對你不是沒有意見。”

　　當過多年全國人大代表的寧波市政協副主席范誼已經卸任，但他履職期間，幾乎每年開會都有反對票和棄權票。他對記者說，不贊成“一輩子從沒投過反對票”，“那些人不明白，我投反對票，更體現了我的忠誠”。

　　今年，中信錦州金屬股份公司總經理齊牧代表在會上說，把權力關進籠子，人大應該發揮更大作用。他的一個建議是改革代表選舉制度，例如人大代表選舉時有沒有可能進行演講，讓選民和代表認識，誰都不認識如何選舉？

　　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委員今年試圖用另一種方式向外界介紹自己的履職生涯。她在3月4日出版的《人民政協報》上通過近5000字長文、4幅照片的“專版”，介紹自己過去6年里建言獻策的工作。

　　其中提到，李小琳6年間提交了25份提案，涉及電力改革、新能源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等多個領域，其中一份《實施發電優化、促進節能減排》的提案，曾獲上屆全國政協頒發的“優秀提案”獎。

　　這就是兩會。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上，是人們常見的景象：裹著紅大衣的服務員，英姿颯爽的警察，各種姿勢的拍照，以及人民大會堂的背景。而在那些需要經過人工、儀器、警犬安檢才能進入的會場內，各種聲音、各種選擇交織在一起。

　　每當舉行全體大會，人民大會堂一樓的衣帽區就會掛滿代表委員們的深色大衣。總理做報告時，人大代表在一樓會場，列席的政協委員在二樓會場。一位委員說，此時實際上最搶手的位置是上海廳、廣東廳等分會場，那里無需正襟危坐，而且提供電視現場直播。有些委員喜歡拿著報告到回廊里漫步或喝茶，或在《江山如此多嬌》畫作前拍照留念。一樓的代表有時也會到二樓照相，從這里可以俯瞰會場。

　　樓上有時會有外賓受邀觀禮。他們中的一部分端著小望遠鏡，從這里眺望中國政治。在一樓的西大廳外一側有臺極小的電視機，穿著黑衣的安保人員工作之余，會筆直坐成兩排，默不作聲，從屏幕里打量這個近在咫尺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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