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重建，汶川給日本上課

　　3月的日本東北，天空仍紛飛著純白的雪花。雪花之下，觸目所及一片蒼涼。倒灌海水的平原上，倒塌的房屋框架和成堆的垃圾隨處可見。耳邊唯一熱鬧的聲響，便是推土機和挖掘機迸發的隆隆噪聲。

　　3年前，海嘯和地震撕扯了這塊土地；3年后，重建工作的成果無法讓人心安。當年，日本專家團曾給出意見協助汶川地震重建，但為何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腳步卻緩慢了許多？

　　安置房滯后

　　地震的損失到底有多慘重？英國雜志《經濟學人》曾用損失價值排序的方法，衡量出人類歷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20起自然災害，前5起中有三場地震。排名第一的是東日本大地震，排名第二的是日本神戶大地震，排名第五的是中國汶川大地震。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蕭瑟暗淡的星期五，一場毀滅性的8.9級地震使日本受到重創。當時的場景令人撕心裂肺，整座整座的城市化為廢墟；房屋被夷為平地或者被沖入大海；洶涌的海浪不僅卷走了汽車、卡車和樓房，而且使人們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在美國國務卿克里的講話中，東日本大地震帶走了震區人們幸福生活的一切保障，事實也正是如此。

　　青森、巖手、宮城、福島、栃木、茨城、千葉、新澙和長野9縣在建筑、基建、農林漁業上損失慘重，頃刻間約16.9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36萬億元）的資產化為烏有。1.8萬人死亡，47萬人流離失所。

　　當年的菅直人內閣信誓旦旦要在最短時間，完成地震重建，安置受災民眾。然而三年過去，日本內閣換了一波又一波，地震災區依舊滿目瘡痍。“重建工程進展緩慢”，“項目資金隱含貓膩”，“兩黨利益爭奪不斷”等負面新聞報道層出不窮。

　　雖然道路、河堤、鐵路、排水設備和自來水等公共基礎設施的重建，在三年內完成了90%。與汶川大地震震后三年94.34%的重建項目完成率基本持平。但日本政府在災民安置、震區產業恢復方面卻暴露很大短板。

　　地震之后，共有47萬日本民眾流離失所，時至今日，這一數字仍然維持在26.7萬高位。他們中，有在海嘯中失去家園的，也有因第一核電站核泄漏，出于對身體健康考量而被迫搬離原住所的。這些人中的25.2萬，都只能居住在條件簡陋的臨時安置房內，只有少部分人投靠親戚或租住在特別公寓里。時至今日，日本政府公共住宅修建完成率卻僅僅只有可憐的3%，就算是災害公營住宅修建率也僅有15%。

　　與這兩個可憐的數字相對，當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四川省在一年之內就完成了災區住房的加固工作，重建工程也都在兩年之內開工。汶川地震三年后的重建工作報告中，已解決“540多萬戶、1200多萬城鄉居民住房建設”問題。

　　產業復蘇緩慢

　　除了最為重要的災民安置問題，東日本大地震災區經濟復蘇也表現得差強人意。

　　拋開核輻射影響難以在短期內根除，日本政府在生產資料的恢復上，速度也慢得驚人。

　　農地耕種和水產貿易是災區9縣最主要的經濟來源，要實現災區經濟復蘇，復耕農地和修建碼頭便是第一步。

　　但3年以來，即使是最簡單的“水產加工設施”也只恢復到震前水平的74%。由于海水沖刷和核輻射影響，今春的災區農地復耕率僅為63%。宮城、福島等太平洋沿岸6縣更少，只有36%的農田能夠復耕。漁港重建速度更為緩慢，至今只完成36%，其余部分因為資金短缺或建設難度大而遲遲未見成效。

　　不僅如此，旅游業復蘇所必需的道路保障，復建情況也不容樂觀。震區交通港灣僅恢復了52%，交通道路也只修繕完成37%。這樣的重建水平，難怪東北地區旅游業久久不能復蘇，旅客留宿率僅有日本全國平均水平的1/3。

　　與之相對比，汶川地震3周年，重建情況卻是截然不同的欣榮之景。在全國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省農業增加值實現4.4%的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也達到12.9%的年均增長率。都江堰、熊貓基地等受影響的旅游景點，僅用了兩年時間就超越地震前水平。據都江堰市旅游局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都江堰接待游客827.3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33.33億元，景區門票收入1.6億元。2010年，都江堰接待游客1159.3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50.9億元，門票收入1.74億元。

　　態度千差萬別

　　顯然，與中國高效有序的震后重建工作相比，日本的重建效率明顯相形見絀。不是因為技術難度，而是兩國政府對“災后重建”的態度截然不同。

　　我國在汶川地震發生后，倡導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用舉國之力幫助受災地區重建復蘇。政府壓倒性掌握社會資源，可以迅速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應對困難。但日本，由于在野黨的私心，他們不希望看到執政黨通過賑災重建工作增添政績，因而在國會表決時大唱反調，不顧民眾危難，執政黨也只能陷入“有錢不能用，有力不能使”的尷尬境地。

　　汶川地震發生僅僅13天后，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做出了“建立對口支援機制，舉全國之力，加快恢復重建”的決策。相比之下，日本震區重建工作所需的資金卻經過了冗長的審批程序，特別是要經過國會的批準。為了籌集資金，政府官員甚至提出過開征“重建稅”的設想。

　　另外，兩國民眾對災區民眾的態度也具有明顯差異。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19個省市以“一省幫一重災縣”的對口支援原則，以不低于各自1％的財力對口支援了重災縣市3年。集各方之力，基本實現災后恢復重建規劃的目標。

　　但在日本，當受災東北三縣向全國另外44個都道府縣提出“協助處理垃圾”的請求以后，卻只有8個縣表示可以協助，其他都以“可能有核輻射的危險”拒絕。根據《讀賣新聞》民調結果顯示，日本其他地區對受災地區民眾的同情也日益淡薄。受訪者中回答會“在受災地展開志愿者活動”的為5%，回答“沒有有意識地做什么”的卻高達22%。

　　針對種種震后重建工作的不如意，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國家強韌化”，希望日本全國在福島重建問題上“全國一體”。但其結果也不過是讓安倍的支持率又增加一些，震區復興依舊路途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