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業營改增卡殼 政策可能延至6月1日前后出臺

　　電信業“營改增”卡殼 政策可能延至6月1日前后出臺

　　電信業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時間表再次被延后。

　　今年1月1日起，鐵路運輸和郵政服務業納入“營改增”試點，本應一同納入試點的電信業卻未見蹤影。此后由財政部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預算草案報告稱，抓緊研究將電信業納入“營改增”范圍的政策，力爭今年4月1日實施。然而4月已過去一周，仍沒有消息。

　　中翰(中國)稅務合作組織秘書長王駿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電信業“營改增”改革多次推遲的核心原因還是稅負問題，稅負到底定在多少、稅率如何平衡，一直有爭議。

　　“由于電信業‘營改增’涉及很多細節問題，相關政策也可能不會一次性出臺——可能先出臺政策的框架，規定最基本的問題；更多的操作細則后續出臺。”安永間接稅合伙人梁因樂告訴記者，電信業“營改增”政策最快可能會在6月1日前后出臺。

　　稅率或分兩檔

　　據知情人士稱，財政部門上報國務院的電信“營改增”方案曾兩次被打回。

　　“電信業‘營改增’中很多細節問題不但會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影響‘營改增’結構性減稅的最終目的，同時也可能對行業、民生產生不小的影響，這是相關部門對政策出臺非常慎重的原因。”梁因樂稱。

　　國稅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上月月底對媒體表示：“電信服務業(營改增)什么時候能付諸實施呢？現在看，4月1日大概來不及了。我估計要到5月1日、6月1日、7月1日，反正有關部門在積極工作。”

　　“兩會的財政報告說力爭4月1日實施，但現在看來已經不可能了。”王駿亦對記者表示，現在最有可能安排在6月1日對外公布，如果這個時間點再被推遲，就會影響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的“營改增”步伐。

　　目前電信業一般適用于3%的營業稅。此前一度傳出電信業適用于11%的增值稅稅率，但業內更傾向于“營改增”后實行兩檔稅率，即基礎電信服務適用11%的稅率，增值電信服務適用6%的稅率。

　　王駿就認為，如將電信服務拆成兩部分會比較合理：增值電信服務跟信息技術服務比較接近，建議同樣適用6%的稅率；基礎電信服務因為有設備投入、維護等成本，進項比較多，可適用11%的稅率。

　　基礎電信業務是指提供公共網絡基礎設施(如通信基站)、公共數據傳送和基本語音通信服務的業務；而增值電信業務是指利用公共網絡基礎設施提供附加的電信與信息服務的業務(如視頻電話、呼叫轉移等)。基礎電信業務主要由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商運作，而增值電信業務是競爭性領域，除了三巨頭外，還有2萬多家企業參與。

　　梁因樂表示，如果從電信業上下游增值稅抵扣率的角度看，針對電信行業設置11%和6%兩檔稅率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將出臺的政策很可能朝這個方向走。例如互聯網內容提供商(CP)、移動互聯網服務內容應用服務的直接提供者(SP)等業務的上游企業一般都適用6%的增值稅。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也稱，分兩檔稅率有一定合理性。他同時表示，市場普遍認為電信業“營改增”后稅負會有所增加，而增加的稅負如何處理也是一個關鍵問題。

　　以聯通為例，2013年其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約34億元，比2012年同比增長45%，當年應交營業稅約為7.4億元。對于即將到來的“營改增”，聯通在年報中稱，此舉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及運營管理產生一定影響。

　　中信證券的研報則認為，“營改增”對移動的利潤影響最大，電信次之，聯通最小，但兩年后對三大運營商利潤的影響將逐漸變小。

　　有券商分析師認為，“營改增”對運營商的影響包括：因可抵扣成本占比小，導致利潤下降；贈送終端、服務等被視同銷售，運營商的銷售策略將調整；結算發票開票量增大；會計核算系統將進行調整；IT系統需要升級改造。

　　“電信行業增加的稅負有可能轉嫁給消費者，不過最終能否成功轉嫁還是由市場決定。”胡怡建稱。

　　但從產業鏈來看，電信業“營改增”將為下游產業帶來更多抵扣項，下游企業的稅負肯定會有所降低，“營改增”相當于減少了整個行業的重復征稅。

　　“這將會激活一些上下游小企業的活力。”通信世界網總編輯劉啟誠對記者說。

　　操作難題待解

　　梁因樂去年就曾參與一家電信巨頭的系統改造工作。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三大電信運營商都在全力為“營改增”做準備。

　　與已經納入“營改增”的其他行業略有不同，電信行業的特點在于高度信息化：訂購套餐、使用電信服務(如打電話)、電信服務計數(打了多少分鐘)、計費(匹配套餐計算實際費用)、出賬單、賬單展示、用戶交費等整個流程都是信息系統自動完成的。

　　“這無疑加大了運營商開展‘營改增’過渡工作的難度，畢竟對如此龐大的系統進行改造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尤其目前核心政策尚未出臺，電信業‘營改增’難度最大的系統改造工作還未正式開始。運營商都期盼著政策出臺與正式實施之間能有足夠的過渡時間，以更好地完成這一浩大的系統改造工作。”梁因樂稱。

　　但若對電信業實行上述兩檔稅率，如何在操作中劃分兩類業務也是難題。

　　胡怡建告訴記者，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區分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基礎運營商既做基礎電信又做增值電信。”

　　梁因樂也認為，兩檔稅率在實際操作中會遇到問題。“電信運營商的資費套餐種類極多，將這么大量的套餐全部按照11%和6%的稅率進行拆分，手工做肯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如果按照一定系統邏輯進行系統拆分，能否都得出準確的結果(也難說)。”

　　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個手機話費套餐，里面有多少適用11%的稅率、多少適用6%的稅率，還要看是企業說了算還是稅務總局說了算。

　　此外，有運營商人士對記者稱，跨境電信業務和不同運營商在各個省市的結算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除了上述操作層面的問題，“營改增”之后，電信運營商的一些促銷手段也存在變數，還有一大棘手問題在于發票。

　　“電信行業客戶眾多、網點分布廣、開票量極大，而另一方面增值稅世界里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某種程度上需視同現金管理，‘營改增’的過渡無疑對三大運營商的發票管理水平和風險控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梁因樂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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