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探索世界經濟全面復興之路

　　在經歷了長達5年的危機后，世界經濟并沒有實現多數經濟學家所預期的復蘇。繼《新結構經濟學》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發展政策提供一個反思的框架后，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行原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另一本專著《從西潮到東風》中，又系統地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源作出了深入分析，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復蘇提出了系統性的建議，并就如何避免同樣的危機在未來再次發生倡導了他的獨到主張。

　　世界不同發展階段經濟體的復蘇之路何在？在普遍唱衰中國經濟的背景下，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從2008年起還有20年左右高速增長潛力背后的邏輯是什么？未來改革發展之路在哪里？就這些問題，《第一財經日報》近日專訪了林毅夫。

　　以“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為結構改革贏得空間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并不代表潛在增速的趨勢性下降，而主要由全球性經濟周期衰退所導致。您這幾年一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對發達國家走出衰退有何系統性建議？

　　林毅夫：發達國家出現危機后，需要實行降低工資和福利、淘汰沒有競爭力的產業、減少政府赤字和金融機構去杠桿等結構改革，經濟才能恢復動力和正常增長。

　　但結構改革是收縮性的，至少在短期內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降低經濟增速，提高失業率。而危機國家本身失業率已經很高，急速推行這些結構改革難免會觸發社會和政治動亂。國際上類似例子不少。危機國家向國際社會申請援助時承諾的結構改革，往往不會付諸實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去救助危機國家時有三個政策。前兩個是實施結構改革，以及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和就業為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這兩個措施見效都需要一段時間，因此通常會輔助以第三個政策，即提供短期貸款和援助。

　　目前這個策略基本不可用。陷入危機的歐元區國家沒有自己的獨立貨幣，無法實施貶值帶動出口、增加就業，為結構改革創造空間。盡管歐洲可通過歐元整體貶值方式達到全面刺激出口的效果，但卻受制于美日，因為，歐元區國家出口的產品和美日相同，歐元區增加出口、創造就業的代價是美日減少出口、增加失業，但是，美國、日本也同樣因為懼怕失業增加而尚未推行結構性改革，因此，歐元區或美日想以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都會遭到其他國家以競爭性貶值來對沖，而無法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所需的空間。

　　由于這次危機是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其GDP總和占全球很大份額，因此，目前來看發達國家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而真正走出危機。表面上的一些復蘇是很脆弱的。綜合GDP和就業以及勞動參與率等指標的情況看，大的反彈并沒有出現。

　　因此，我認為發達國家走出危機，必須想出一個與貨幣貶值有同樣效果的辦法，以便為結構改革創造空間。2008年時，很多人認為危機很快過去，但6年之后的今天仍未見起色，所以我在2008年危機剛發生時提出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為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和為發展中國家的持續增長消除瓶頸的雙贏建議，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日報：倘若上述刺激措施能使發達國家走出衰退、由發達國家帶動的全球經濟增長態勢尚未能重新確立，那么，對過去一段時期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而言，下階段新的發展動力何在？這正是本屆論壇的主題。新結構經濟學對這個議題有什么主張？

　　林毅夫：外需相對疲軟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當然要轉向內需。內需包括投資與消費。前段時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轉向消費拉動的增長方式。但從新結構經濟學框架出發，我不主張這種政策。消費當然很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不斷增長，否則就得舉債。發達國家危機很多正是過度消費造成的。

　　收入持續增長有賴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生產率提高又依賴于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交易費用不斷下降。其中，交易費用下降相當大程度決定于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因此，增加消費是邏輯鏈條的終端結果，而這個鏈條的起點則是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完善上的高效投資。

　　從發展中國家來看，這些有效投資的空間非常大。此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財政狀況較好，民間儲蓄高，外匯儲備多。利用好這些條件的話，我國維持在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軌道是沒有問題的。

　　深挖后發優勢 推動中國未來20年高速發展

　　日報：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的奇跡式增長獲得了普遍關注，但近期唱衰中國的聲音再次浮現，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林毅夫：近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大部分觀點認為是中國體制機制的內在原因造成的，而改革體制機制又很難，因此他們認為增長不可持續。唱衰中國的聲音和中國崩潰論一直都有，主要是因為中國一直未按西方的主流理論去進行改革。我們確實有很多問題。但唱衰論調沒有看清增長放緩的原因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

　　我近期參加的很多國際會議上，許多人說中國經濟放緩是體制機制的問題。但為什么在我們經濟放緩的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和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如印度和巴西，以及東亞那些表現很好的新興高收入經濟體，增速也在放緩，而且放緩程度比我們還大？因此這種同步放緩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

　　我們在聽國外人士發表看法時，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例如，美國QE3退出造成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大量資金外流，給它們的宏觀經濟管理造成很大困難，印度的中央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首席經濟學家拉祜·拉賈要求美國的貨幣政策不能只照顧美國自己的利益，而應該顧及全球的影響，但美聯儲最近發表文章提出了“脆弱性的六個指標”，認為QE3退出時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出現的問題是他們自己的經濟脆弱性造成的。印度、巴西、印尼等國這6個指標都很差，但中國的卻很好。

　　而這6個指標中外貿盈余多、外匯積累大、儲蓄率高在過去則都曾被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來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是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但在這次的脆弱性評價中卻變成了中國被稱贊為經濟穩定強健性高的原因。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所以，不能簡單地根據發達國家或是國際機構的說法跳舞，發達國家品評我們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知道我們在做什么，為什么要這么做，這么做的結果如何。

　　此外，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速減緩才能推動改革。我認為這種思路并不完全對，因為經濟增速放緩，再加上原有體制機制的一些問題，政府很可能就變成“救火隊”。改革必須要有一定的增長速度才能從容開展，如果疲于“救火”，根本無法做長遠規劃和改革。因此維持一定增速是必要的，尤其在下滑由外部條件造成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而且，我們現在有維持一定增長速度的條件，這點和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不相同。

　　日報：那您對未來中國發展潛力有何具體看法？

　　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看，我相信中國從2008年起還有20年高速增長的潛力。潛力就在于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差距所決定的巨大后發優勢。利用好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很多，相應的投入和風險也都小于發達國家。

　　目前有兩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一種觀點認為東亞奇跡不過就是20年，中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放慢是必然的。另一種觀點認為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按1990年G-K國際元）的時候，增長速度就會放緩。我們將很快達到這個水平，所以必然會放緩。

　　但這些說法并不準確。衡量一個國家后發優勢的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因為人均收入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平均技術水平和平均產業附加值水平。

　　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08年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臺灣1975年、韓國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這些經濟體分別在那些年份之后，利用后發優勢實現20年左右8%~9%的增長。所以，中國從2008年開始也應該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潛力。

　　日本人均GDP超過11000美元時，人均收入已超過美國水平的65%了，后發優勢已經比較小。按照我的測算，我國人均GDP在2015年前后會達到11000美元的水平，但屆時我們人均收入只是美國的30%，潛力還很大。

　　所以我認為，歷史經驗不能機械地照搬，必須理解它背后的機制是什么。

　　改革新路徑：由雙軌制走向單軌制

　　日報：“雙軌制”在中國以往發展進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也被認為是目前發展的制約。回顧中國經濟以往35年的發展歷史，您對這一轉型路徑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轉型中國家一定有制度扭曲。對比標準模型來看，這些扭曲必然帶來效率損失，這個必須承認。但改革必須從實際出發，條件成熟時才可以改，而且必須改。我向來反對簡單地拿發達國家經驗、體制以及盛行的理論作為標桿，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情形。

　　20年前我和蔡?P、李周一起合作著作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當時世界上主流看法是華盛頓共識，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前者向后者過渡應采取大爆炸或休克療法。最糟糕的是雙軌制，如果不是一次性消除原來的制度扭曲，那么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還糟。

　　在那本書中，我們認為轉型國家要同時實現穩定和快速地發展，必須采取漸進雙軌的方式。我們與主流看法最大的不同是，指出了原來的制度扭曲、價格扭曲等，是內生的，內生決定于上世紀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不是如休克療法者所認為的外生的政府干預。

　　當時我們提出“自生能力”新概念。含義是：有著正常經營管理水平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如果不依靠政府保護和補貼能夠存續，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則就沒有自生能力。

　　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重工業企業是違反比較優勢的，是沒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國家必須給予保護和補貼比如說壟斷和低投入要素價格包括利率和資源價格等，才能經營下去。這當然會影響效率，但在轉型過程中將這些補貼都立即取消的話，會造成大量破產和失業。更何況那些企業即使到現在也被認為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石。

　　當時圍繞國企改革問題，我與國內外許多學者進行過爭論。當時的主流看法是，因為這些企業是國企，所以才給予保護補貼。但我認為保護補貼的原因是，它們沒有自生能力，卻因為就業或國防安全的考慮，而必須存在。倘若這種背景下將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私有化，必須給他們更多補貼。因為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國有的時候，員工都是國家雇員，頂多只能多吃，多拿就是犯法，這就對補貼有一定限制。而私有化之后，多拿是合法的，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因此，私有化之后為了讓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存續下去，支付的補貼會更多，腐敗會更普遍。我的觀點已經為后來蘇聯東歐私有化之后的情況所證實。而實施雙軌制的中國卻獲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日報：如果說以往我國走雙軌制轉型路徑、補貼國有企業有合理性的話，今天是否應該對此加以改革？

　　林毅夫：改革應該與時俱進。雙軌制在以往具有合理性，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改革。去年我國人均GDP已達到6800美元，資本已經相對豐富，除極少數與國防等有關的企業，絕大多數重工業其實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這說明這個產業中的企業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護補貼，只要改善經營就能獲利。這樣情況下，補貼就變成錦上添花，就需要改革。

　　今天實施相關改革的條件也更加成熟。現在，絕大部分產業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具備市場競爭力。所以我非常贊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把尚存的市場扭曲取消掉，形成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

　　日報：基于您對發展理論演變的深入認識，和您的全球視野的觀察，您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最為關切的問題是什么？我國政策設計最應該注意避免哪些傾向？

　　林毅夫：從《中國的奇跡》那本書開始，我們就說中國雙軌漸進改革的好處是穩定快速的發展，代價是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等。

　　中國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斷擴大的差距造成的人們心理失衡越發嚴重。而且這種差距還跟腐敗聯系在一起，就更引發了對這個體制合法性的質疑。要穩定才能發展。所以，這個問題現階段改革必須加以解決，但必須對癥下藥。我認為這個“癥”目前來說就是雙軌制下對一些市場價格信號的扭曲，對市場的壟斷。

　　隨著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現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矯正那些已經不合適的制度。例如腐敗的根源在于有租金，有租金就有尋租。如果將扭曲取消掉，就不存在租金，尋租自然就會減少。這是“釜底抽薪”。

　　領頭龍帶給低收入國家的黃金機遇期

　　日報：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國家需要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這給那些目前仍處于低收入階段的國家的8億人口，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國家，帶來哪些機遇？如何讓這些國家也融入到全球發展進程中來？

　　林毅夫：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普遍不成功。原因在于他們基本上以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理論做參照，但歷史基礎和現實狀況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過去半個多世紀有幾個發展中經濟體已成功躋身高收入行列。盡管很多政策不能機械照搬，但成功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參考的。

　　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對別的收入更低的發展中國家來講，是一個黃金機遇。這在歷史上也有經驗，如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產業轉移，就給當時的亞洲四小龍提供了戰略機遇，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也同樣給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帶來機遇。

　　過去講的是雁行模式，現在我講領頭龍模式。中國大陸現在制造業雇傭1.5億人。中國制造業升級所釋放出來的機會，可以說是二戰以后第三次轉移，對其他收入更低的發展中國家來講是難得的機遇。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抓住這個機遇，就必須形成一個“有為的政府”，因勢利導地克服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必然遇到的外部性問題，并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充分發揮后發優勢。

　　作者：王子約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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