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蕭山18年冤獄當事人：望涉案人員公開道歉(圖)

　　4月27日，田偉冬駕車帶著懷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其母親說，兒子出獄后一度性格孤僻，不與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漸適應。家屬供圖

田偉冬家的4層小樓門前，仍掛著去年結婚時的彩燈。心形的花環里，寫著“田偉冬謝愛妻”。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攝

　　■ 人物簡介

　　入獄前，田偉冬，21歲，飯店廚師；陳建陽，20歲，賓館門衛；朱又平，20歲，軋鋼廠工人；王建平，19歲，水電工人，田孝平，剛滿18周歲，還沒找到正式工作。

　　1995年，杭州市蕭山區，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紋證據，主要依賴口供的情況下，這5名青年，被斷定為兩起搶劫、殺人案的兇手。4人被判死緩，1人被判無期徒刑。

　　這場冤案終結在2013年7月2日，浙江高院開庭再審，5人被當庭宣判無罪。

　　現在，距離最晚獲釋的王建平出獄，也整整一年了。

　　“咔嚓一下，人生被截掉一大塊，縮短了。”

　　說這話時，田偉冬臉上還帶著驚恐。

　　他們都還沒能走出過去18年間被稱作“罪犯”的陰影。

　　如今，蕭山案的“五青年”都已接近不惑之年。

　　盡管獲得了高額的國家賠償，但如何忘記過去、生活在當下、規劃未來，對他們而言仍是一個又一個難解的謎題。

　　人人都說四十不惑，但面對現實，他們卻更加困惑。

　　烙印

　　除了家人誰也不信任

　　4月24日，田偉冬坐在咖啡館里，表情平靜。

　　他考了駕照、買了新車、結婚生子，學會了使用智能手機，出獄后的田偉冬和其他4人一樣，正努力彌補錯過的日子，邁入新生活。

　　但18年的牢獄之災，仍然是他們記憶的禁區。

　　田偉冬更愿意回憶出獄那刻的感受：“就像從墳中爬出來。在里面很壓抑，出來卻瞬間失重。”

　　2013年1月11日，監獄門外，刑滿釋放的他和妹妹抱頭痛哭，然后恍惚地回家，從大門口直徑將近一米的火盆上跨了過去，預示著擺脫晦氣。

　　新生活卻甩不掉監獄里的烙印。

　　恰逢梅雨季節，蕭山多雨潮濕，連續4天，每天凌晨3點，脊椎骨的劇痛把田偉冬驚醒，這是在獄中落下的病痛。

　　今年4月27日，穿戴整齊、鼻梁上架著眼鏡的田偉冬，開車帶著懷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

　　盡管西湖距他家僅50多公里，但這是他刑滿釋放15個月后第一次去。

　　母親陳君（化名）說，兒子剛出獄時性格孤僻，不愿邁出大門一步，拒絕與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漸適應。

　　比田偉冬晚一個月出獄的朱又平，拽出監獄里的各種印記，書信、證書、衣服，全部撕碎，摔進垃圾桶。

　　他決計不再回憶，想徹底告別過去，為噩運畫個句號，但還是時常在夜里被噩夢驚醒。

　　監獄是長明燈，晚上睡覺不關燈。朱又平回家第一晚，輾轉反側，關燈太暗，開燈又太亮。床頭燈開開關關好多次，凌晨3點才睡著，5點不到就起來了。

　　4月26日，飯桌上，田孝平呼呼地扒拉著米飯，午餐只花了兩分鐘。他說這是在里面（監獄）養成的習慣，想改都改不了。

　　王建平曾在新疆服刑，想起當時“烈日下，每天跪在地里摘棉花，一頓只能吃兩個酸饃饃”的情景，這位倔強的中年人還是會忍不住掉淚：“我最好的時光就這么過去了。”

　　這5人中，田偉冬是減刑最多，最早刑滿釋放的人。“誰不想早點出去，只要有機會就會抓住，拼命表現。”田偉冬解釋自己當年的狀態。

　　在他看來，人性的多面在監獄里已發揮到極致，這也致使他刑滿釋放后，不再信任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他說他不適應城市，太多新鮮事物需要去重新學習。第一次站在ATM機前，他精神高度緊張，生怕它吞進銀行卡后再不吐出來。

　　18年留給5個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創傷，屈辱、壓抑、順從。走出牢獄之災，他們都承認，脾氣變得暴躁，怒起來很難控制。

　　他們倒不避諱談論感情，這5人中的一位，因為這種脾氣給婚姻帶來麻煩：和新娘辦酒席才兩個月，他們就爭吵不斷，最后迅速離婚，潦草收場。

　　“經歷這磨難，你就知道，烙印永遠跟著你。”離婚者垂首沮喪。

　　逃離

　　怕孩子聽到父親蹲過牢

　　每天清晨6點，陳建陽會被蕭山小城的喧鬧聲吵醒。

　　18年間，房子和街道變了模樣，這片中國縣域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域，如今讓他熟悉又陌生。

　　睜開眼的一瞬，他腦子里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今天要做什么？”

　　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暫時沒工作，不用按時上班，除了和4位獄友碰面，聊天喝茶，陳建陽幾乎沒有其他交際。

　　他們頻繁約見，交流前一晚失眠、做噩夢的經歷。

　　“一天”總覺漫長，臨睡前，第二個念頭像是如約而至：“人生還來得及嗎？”

　　很多個夜晚，即將迎來40歲的陳建陽總是自問，他擔憂、整晚失眠，循環往復。

　　一早一晚的這兩個念頭，成了他的心病。

　　半年前，他索性離開了老家歡潭村，搬到蕭山區的中心地段居住。

　　他將另一個逃離的理由歸結為錢。

　　2013年2月，陳建陽獲假釋，5個月后，宣判無罪。再后來，他拿到了一筆國家賠償金，來探視的親戚朋友擠滿了陳家那棟有二層半小樓的院子。

　　在陳建陽看來，那些嘴邊的關心，說著說著就落腳到“錢”字上：“國家到底賠了你多少？”

　　賠償款的具體數目，陳建陽不愿透露。“社會上傳言很多，村里說賠了我們幾千萬，完全和事實不符。”

　　根據國家賠償的計算公式，媒體曾保守估算，陳建陽等5人將可能獲得總計超過530萬元，這也會創下國家賠償的紀錄。

　　530萬，陳建陽對此只是含糊帶過：“差不多吧。”他不想讓大家只關心賠償：“再多的錢又怎樣？我父親說過，就算賠我再多他都不接受，唯一可以接受的，是賠給他一個十二三歲的孫子。”

　　在朱又平看來，老家是必須要離開的。他擔心孩子在這里長大后，有人提及他的往事。即便他是清白的，也不愿孩子知道自己有個蹲過大牢的父親。

　　“這是以后可預見的、一定要面對的東西。”朱又平說。

　　家鄉可以逃離，但逃不開的，是未來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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