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指殺妻坐17年冤獄 實為一交警強奸未遂行兇

“法律本身沒有問題，只是運用法律的人，有時還有著私念和偏見。希望我的遭遇能讓執法者把視野放得更遠，讓與我有相似苦難的人獲得自由。如果我的經歷能換來司法的進步，我愿意做一塊鋪路石，這不是擺高姿態，是心里話。”

　　—17年冤獄當事人于英生

　　按照當年警方的說法，現場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紋，再沒有外來指紋信息；于英生說，后來省檢察院復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證據時，卻發現了兩枚陌生的指紋。

　　時至今日，省市兩級檢察院都拒絕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讓人有意無意地將事情勾連在一起。

　　1998年2月，因為證據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檢察院退查了兩次。看守所所長告訴他，他可能被無罪釋放，“但問題是馬上市里開兩會，公安局長就要到檢察院做檢察長，如果真這樣，肯定出不去。”

　　“如果”變成了現實。

　　冤獄

　　“給自己打氣，活下去”

　　于英生最不愿和別人提起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

　　看守所條件差，他得了疥瘡，一到被窩里就癢。治療疥瘡很簡單，只要用疥瘡膏或者一塊硫磺皂洗幾個澡就能好，于英生懇求了很多次，看守所就是不給，讓于英生必須認罪，才能給。

　　于英生不認，身上都抓爛了，后來，駐看守所的檢察官看不過去了，偷偷給他一塊硫磺皂，但只洗了一次澡，就被看守所的管教發現，沒收了。

　　2000年的一天，市政協委員們去看守所視察，哥哥于寧生因為工作關系隨同，在號房外高墻的過道上，于寧生特意落在委員們身后，挨個朝下面的號房喊，“于英生，于英生”，不一會兒，一個哭腔傳來，“哥”。

　　那是事發后四年，于寧生第一次看見弟弟。弟弟臉上掛著傷，他跟我講，“傷是之前幾天市領導視察，他喊冤，被管號干部打的。”

　　看守所里，于英生見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

　　一次領導來視察，于英生沖到門口大聲喊冤。這個領導是他以前的同事，前同事望著他，對同行的人說，“這個人殺妻子，該殺！”

　　于英生說，他曾想過死，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心里就放不下，“妻子比我還冤，我要是死了就對不起她，也讓兇手逍遙法外，我給自己打氣，必須活下去。”

　　2002年，隨著案件終審裁定，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陽監獄服刑。

　　監獄里的犯人有娛樂活動，但在里面生活了10多年，于英生從不唱歌，他拒絕穿囚服照相，“它不應該出現在我的生活里，我也不會把這里的一點一滴帶出去。”

　　很多人說，于英生是現實版的《肖申克的救贖》，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說，“我比電影里的人要悲慘。”

　　他覺得，生活永遠比電影更戲劇，有更多的意想不到。

　　抗爭

　　從沒離希望這么近

　　從第一天到阜陽監獄，于英生就說自己沒犯罪。

　　監獄分監區的指導員張旭告訴他，可以通過正當途徑申訴，牢房里，于英生給檢察院、法院寫申訴信，張旭讓他把信交給自己，開始于英生不放心，擔心指導員不會幫忙寄出去。后來從父親口中得知，檢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我到現在都感激他。”

　　于英生自學法律，還托家人、獄警幫忙買書。監獄里，他自考了法律專科，拿到了法律專科畢業證，還學會了用電腦。

　　監獄里規定，犯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可以掙分，1到3分不等，1分可以減刑3天。

　　2005年8月，《法制日報》和司法部舉辦“我與法的故事”征文大賽，于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個三等獎。

　　于英生做勤雜犯，擔任監區宣鼓員，向獄友宣傳法律政策。在監獄里看報紙，他看完趙作海的新聞，覺得自己也有盼頭了，“司法環境在變好。”

　　去年7月4日，監獄長突然找到于英生，說馬上把他調到犯人醫院去，還叮囑他“現在起你什么都別干了，好好休養”。

　　正值盛夏，于英生被安排進一間有空調的病房，他知道那“星火”近了，因為就在年初，最高檢的檢察官還特意從北京來監獄找他，核實了證據。

　　“我心里狂喜。”于英生說，但又不敢表現出來，別人問起，他就說去醫院看病，“我不敢講，17年了，離希望從來沒這么近過，越近越怕失去。”頓了頓，他反問，“能理解我嗎？”

　　于英生被宣判無罪后，于寧生領著弟弟大踏步走出法院，扭頭對弟弟說，“天亮了”。

　　但于英生沒法釋懷。

　　監獄里，每年妻子的生日、結婚紀念日、遇害日，于英生都牢牢記著，他想念那張臉。有次妻子問他，你知道誰是真兇嗎？他說知道。醒來才發現是場夢。

　　去年11月27日，警察拿著一個男子的照片讓于英生認，他反復端詳，“不認識。”照片里的男子，是犯罪嫌疑人武欽元。

　　“我恨他。”于英生說，他希望法律這次能做出公正的判決，“只有這樣，我經歷的苦難才更有意義。”

　　亡靈

　　兩座墓碑

　　回蚌埠后，在父親墳前，于英生磕破了頭，“爸，我回來了。”

　　于英生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父親于道欣。“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

　　為了給兒子申訴，于道欣北京、合肥跑了幾十趟，直到2005年8月，在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控審處檢察官李革民說，案子已經9年了，老人家您急也沒用，即使法律錯了，糾錯也是漫長的過程。

　　于道欣老淚縱橫。

　　在監獄這么多年，每到中秋和春節前，父親都要坐火車從蚌埠趕到阜陽，帶上山東老家的花生和地瓜干，還有帶魚，那都是兒子最愛吃的。

　　監獄里有親情同居室，每次和父親同住，于英生都打一盆水，給父親洗腳、剪指甲。

　　2005年春節，監獄接見室外面，于英生和父親照了張相，相片里，于英生特意脫下了囚服囚帽，露著黑色羽絨服，這是他和父親最后一張合影。

　　2009年春節，父親最后一次探視，告訴他申訴可能就要從省檢察院的控審處移交到公訴處，“父親總能給我正能量，每次他都會帶來一點希望。”

　　2009年6月23日，于道欣去世，終年79歲。老人終究沒能等到兒子重獲光明的那天。

　　哥哥于寧生覺得，公正不僅是懲罰真兇，也要追究當年辦案人員的責任。直到現在，他還在父親生前的住所設著靈堂，“我要求不高，至少在我父母遺像前鞠三個躬，就原諒他們。”

　　17年，風沙一點一點磨礪，墓園里，妻子韓露的墓碑上，字跡已模糊不清。

　　墓碑是岳父母和兒子立的，墓園工作人員說可以重新立個碑，加上他的名字。于英生想了想，沒加，只把字重新刷了一遍，“人裝在心里就行了。”

　　半年來，有人給于英生介紹對象，見過面，于英生再沒接觸對方。“我怎么會忘記她（妻子），現在沒法接納另一個人。”

　　殘局

　　幫兒子一把

　　當年和于英生一起被重點培養的干部，其中兩個人當上了副市長。出獄后，于英生的行政級別恢復為正科級，和案發前一樣。

　　于英生覺得，仕途這兩個字，在人生里已經被強行刪除了。

　　“這就是命，命里有這一劫吧？”他開始信命，也在想辦法修復命里的殘局。

　　自己已然這樣了，如今他想幫兒子一把。

　　同事劉先生曾見于英生在電腦前打字，材料是寫給市領導的，“大概意思是希望政府能幫忙落實孩子的工作。”

　　春節后，兒子也被安排到民政系統，沒多久就被評為單位的“服務之星”，照片貼在墻上，這讓于英生臉上有光。

　　沒能為父親盡孝，于英生希望在岳母這彌補。73歲的岳母帶著外孫租房住，他計劃著給岳母再買套房。

　　冤獄換來的國家賠償加上補發的17年公務員工資，一共100多萬。于英生先是補交了17年的黨費，又在民政局附近買了新房，兩室兩廳，6000多一平米，10月份房子就蓋好了。

　　他自己現在租房過，岳父去世前為了看病，賣掉了于英生夫妻的三室一廳，如今房子已經變成了花店和文具店。

　　于英生再也沒走近過他以前的家，每次路過，他刻意不去看那棟房子，“只要看見，就想起以前。”

　　那棟房子周圍，他還能記起和妻兒最后相處的畫面：那是個冬日的周末，一家三口沿著淮河路往家走，8歲的兒子一手挽著媽媽的胳膊，一手拉著于英生，腰里挎著父親的BP機，覺得自己很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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