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出臺規定：教育培訓機構也要建師德檔案

　　原標題：深圳出臺規定：教育培訓機構也要建師德檔案

　　近日《深圳教育培訓機構管理若干規定》出臺，規定面向青少年培訓的機構還應建立教師師德師風檔案。

　　虛假宣傳、亂收費、師資隊伍良莠不齊……一直以來，教育培訓機構亂象叢生，讓消費者屢屢受騙。近日，《深圳教育培訓機構管理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出臺，讓人們對培訓機構的規范抱以期望。不過，業內人士卻指出，《規定》的內容和過去相比雖有了更多細節，但仍需更多操作細則。而對于學費、上課內容等問題，有業內人士認為，政府應該監管培訓機構的規范性問題，即入口的問題，出口則應該交給市場進行優勝劣汰，即經營是培訓機構自己的事情。

　　培訓機構老師難獲評優資格

　　目前深圳教育培訓機構辦學的審批由教育局、市場監管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民政局等多個部門分工完成，多頭管理導致監管弱化。記者在《規定》中看到，規定的管理對象僅限于經市、區教育行政部門審批的非營利性教育培訓機構，監管范圍很有限。

　　對此，深圳市教育局職成處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該局審批的教育培訓機構屬于非經營性機構，在民政部門登記。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經營性的民辦培訓機構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由于該政策尚未出臺，深圳市教育局目前并沒有審批經營性培訓機構。

　　除了監管范圍外，監管的內容也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與現行的一些法規或條例相重合。記者查閱《民辦教育促進法》發現，《規定》中的內容大多與之重合。比如，《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二十條規定：“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由舉辦者或其代表、校長、教職工代表等人員組成。其中1/3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應當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學經驗”。這點在《規定》中亦有說明。

　　“很多培訓機構的投資方雖然不懂教育，但都會聘請知名校長作為決策小組的主要成員，并不是所有人都沒有教學經驗。”在深圳大學國際交流學院院長王慶國看來，幾乎所有的培訓機構都滿足這個條件，對目前的狀況影響不大。

　　相比于征求意見稿，《規定》增加了培訓機構教師評優的條款，“若專任教師符合職稱評審條件，可向市教育行政部門申報。教育培訓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參加教師先進評選的，將與公辦學校及其工作人員享有同等待遇”。深圳市教育局表示，增加該條款的目的，是為了明確對辦學績效突出的教育培訓機構，或教育培訓機構中教育教學成績突出的個人，給予相應的表彰獎勵。

　　不過，對于該條款，學大教育深圳公司市場總監李海超表示，這類條款很早就有，但傳統的學校和教育培訓機構在教育平臺上的共融性比較差，培訓機構的老師幾乎沒有渠道去參與評選。

　　此外，由于教育培訓機構不能和中小學聯合辦學，也讓兩類機構成為各自獨立的系統。“如果要參與評選，以怎樣的標準去選呢？”李海超認為，再加上教育培訓機構老師的流動性很大，如何實現兩類機構的老師在同一個平臺上參與評選，可操作性仍是個問題。

　　建立師德檔案需有操作細則

　　在業內人士看來，《規定》的最大亮點在于，面向青少年培訓的機構，還應當建立教師師德師風檔案。“過去，教育培訓機構更注重老師的教學能力，而沒有將師德師風列入考慮范圍，如今將師德作為老師的評價標準，對改善教師隊伍有好處。”王慶國認為，目前不少學校的丑聞事件被曝光，老師過分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卻忽視了做人的道德水準，榜樣的力量不夠，此舉對培訓機構的校風學風建設有促進作用。

　　李海超也認為，培訓機構過去招聘老師時，更偏重技術層面，即注重老師的教育資歷和教育經驗。去年年底開始，深圳開始對教育培訓機構的老師有了師德的要求，比如要求教師過往沒有不良行為記錄，通過網絡搜索或行業內的咨詢了解老師的背景等，對于出現不良行為的老師要進行備案，“這也是教育改革的一個方向”。

　　但李海超坦言，其中難度在于，不良記錄在公共系統中沒辦法查出來，目前只能在培訓機構內部建立相關體系。比如選聘老師出現了不良行為，要采取最嚴厲的處理措施。同時，在自身的教學環境、教學方式安排上有所預警，比如教室環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不過，隨著重視程度的增加，對老師師德的檔案記錄會越來越嚴謹。”

　　部分學校與培訓機構利益捆綁

　　最受外界爭議的是，《規定》要求面向青少年的教育培訓機構，不得以任何名義與中小學聯合辦學、辦班，不得以各類培訓成績與義務教育入學為名進行虛假宣傳，不得有上新課、趕進度等加重中小學生學習負擔的培訓行為。

　　對此，深圳教育局表示，該條款是為了貫徹落實《國家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開展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減負萬里行”活動的通知》的精神，加強中小學課外輔導管理工作。

　　而對于條款可操作性，該局表示，在實際工作中主要通過幾方面監管，有市民投訴機構有該行為的，立即查處；發現在招生廣告中有類似信息的，予以相應查處，如不予廣告備案等；通過定期檢查(如每年年檢)或不定期檢查，如發現有違反該規定的，視情況給予處罰。

　　“上課的內容一部分是迎合市場，即家長的需求，另一部分則是由我們自己制訂。”李海超說，學生一般9月份開學，7月份培訓機構就開始教新的內容了，但總體是按照教育大綱來教課，只不過選擇的內容有所不同。“傳統學校都是制訂好計劃來教課，但教育培訓機構更為靈活、形式更加豐富，內容也比較跳躍”。上新課、趕進度很難進行界定。

　　在李海超看來，培訓機構并非減負的源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學生的學習負擔。事實上，所謂加重負擔，就是讓學生多去學習沒有玩耍的時間，但家長的需求就是讓孩子多去學習，這算是培訓機構和家長形成的共識。教育部一直在倡導減負，卻遲遲減不下來，這是因為如今社會競爭太激烈，而我們對于教育的投入遠遠不夠，再加上家長的強烈需求，在三股力量的推動下，減負一直減不下來。

　　“很多老師課堂上該講的不講，學生就不得不參與培訓機構。還有一些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利益已經捆綁在一起，學校很看重某些培訓機構的考試或證書，無形中就誘導學生參加培訓機構了。”王慶國認為，培訓機構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和學習成績而存在的，趕進度、上新課等問題難以避免。

　　培訓學費高低應由市場決定

　　對于《規定》所稱“教育培訓機構收取的費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學活動和改善辦學條件，不得抽逃或挪用，不得跨年度收費；收取學生年度學費平均在2萬元以上的教育培訓機構，每學期(每半年)應當將學費使用情況報教育行政部門”的條款，李海超認為操作性不強。

　　“培訓課程的定價完全是市場行為，課程費用的多少完全有協議進行約束，沒有必要向政府機關說明該如何使用。”李海超說，費用高的課程，課時和效果都和收費低的課程不一樣，而且不同家長對于課程的要求不同，沒有辦法界定。而對于家長的合理需求，“培訓機構也不會拒絕”。

　　事實上，部分教育培訓機構課程費用虛高的現象一直存在。為孩子報了幾年培訓班的張女士告訴記者，普通課程一節課就要一兩百元，一些課程甚至高達幾百元。“如果每周末都去培訓班上課，一個學期下來就要近萬元”。

　　在李海超看來，市場的應交給市場管，政府可以監管市場，但不能界定市場。對于培訓機構價格虛高的現象，李海超認為其中一定有優勝劣汰的過程，但也可能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發生，但不管怎樣，政府都不應該介入市場，而是去監管培訓機構設立的合理性、合法性和規范性。“在這個框架之下，培訓機構如何盈利和展開教學，政府都不應該管”。

　　“培訓機構的收費應該以市場運作為主，但政府可以組織專家聯盟對其辦學質量進行監管。”王慶國認為，培訓機構的辦學質量和師資都應該讓消費者心知肚明，讓老百姓花錢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