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當為改善醫患關系擔一份重責

　　“產婦死在手術臺，醫生護士全失蹤”，沒有比這更令人義憤填膺、滿腔怒火的字眼了，這條華聲在線8月12日發出的報道，與其后湘潭市公共都市頻道8月11日的新聞視頻一經傳開，便引爆了社交網絡。但是事件并沒有沿著人們熟悉的發展軌跡推進，其后不久，各種真假莫辨的事件細節開始在互聯網上發酵:醫院“保大人還是保小孩”的電視劇式零和選擇，死亡孕婦的婆婆有沒有說“切了子宮就不能生二胎”的羅生門，以及究竟是死者家屬首先天價索賠還是醫院多次意欲低調私了等等爭議，無異于給沸騰的輿論又添了一勺滾油。

　　醫患關系這個長盛不衰的話題再一次觸動著人們的神經。對于持續撕裂的醫患關系，不少醫療界人士和評論將部分原因歸咎于媒體，認為媒體推波助瀾。誠然，醫患關系緊張的根本原因是醫院與患者之間的嚴重信息不對稱。由于現代醫學的高度專業性，患者通常處于弱勢一方，他們往往把“媒體介入”當做“救命稻草”，企圖通過輿論壓力來“討說法”以滿足自己的知情權，這是十分合理的做法。但是媒體作為醫患二元關系中的橋梁，究竟有沒有盡到責任，有沒有謹守操守，都是令人十分懷疑的。

　　由于患者信息資源的弱勢地位和對醫療機構人員的刻板成見，在多數情況下，媒體會帶著強烈的所謂“社會正義感”去偏向患者。正是這種“有色眼鏡”，往往令記者在報道時懷有情緒和傾向性，聽信患者一面之詞，刻意回避對醫院方有利的事實，還會刻意回避甚至寬容贊賞患者“醫鬧”、傷醫、殺醫的違法行為。這種先天惡意的情緒預判，雖然可以讓寫出來的報道聳人聽聞、吸引眼球，卻違背了新聞報道基本的客觀公正和平衡性，對社會大眾造成強力的誤導。比如在本次事件中，華聲在線首先刊發的報道就處處表現著這樣的傾向性——“親屬等待至無人回應后沖入手術室……卻看到難以置信的一幕：妻子赤身裸體躺在手術臺，滿口鮮血，眼睛里還含著淚水，可卻再也沒有了呼吸。而本應該在搶救的醫生和護士，卻全體失蹤了。” 可是據目前現場視頻來看，家屬是暴力破門沖進手術室的；湘潭縣衛生局副局長齊先強在回應新京報記者時稱：“搶救已完成，只是在休息室”。新華社采訪湘潭縣婦幼保健院副院長楊劍時，楊也回應：“在病人死后，醫生對其傷口進行了縫合，對血跡進行了擦拭，家屬看到死者嘴角有血跡，可能是擦拭之后再次流出的血。死者家屬破門而入時，確實沒有醫護人員守在死者遺體身邊。當時，醫務人員害怕被情緒激動的死者家屬毆打，因而脫下了手術服，在旁邊的值班室休息。”媒體的春秋筆法把原本并不復雜的事情賦予強烈的悲情色彩，挑動讀者情緒的同時卻扭曲了客觀的事實。

　　另一方面，醫學是專業性和術語化極強的科學，絕大多數媒體人并不具備這方面的專業背景。媒體的報道要既正確傳達科學結論本意，又能將專業科學知識轉化為一般民眾所能理解的文字，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記者要做出一份符合科學精神，正確還原事件原貌的報道，必須提前閱讀專業書籍、咨詢相關專家，做足功課方可游刃有余。在這次糾紛中，許多醫療工作者嚴厲抨擊媒體沒有查證醫學常識就進行報道，把患者“產前檢查一切正常，為什么沒有檢查出羊水栓塞？”的錯誤認識不加批注地刊出，誤導沒有專業背景的一般讀者。

　　當今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媒體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出現的錯誤都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媒體既然肩負著“社會公器”的重則，守護著社會的良知，就更應該謹守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把責任感和榮譽感放在點擊量和金錢之上，真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