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輕院士因挪用科研經費成立私人公司被查

　　總是比別人早一步

　　“回顧我的經歷，并不是愛一行干一行，而是干一行愛一行。”2013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李寧曾如此總結。

　　1962年7月，李寧出生于江西南昌，父母都是醫生。“文革”開始后，年幼的他跟著父母被下放到農村。據李寧回憶，自己什么都比別人早一步，8歲就參加生產隊勞動。1978年，16歲的他考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總校(現江西農業大學)。1985年，他進入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后又前往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留學，并獲得博士學位。

　　在游歷列國之后，李寧決定回國。為什么回來？李寧的解釋是：“在國外我能做很多事，但你的知識產權、勞動創造，最終還是為那個國家服務。所以我想盡快回來，通過自身的努力，為國家做貢獻。哪怕只是改變一點點，也是對中國的技術、產業的推進。”

　　歸國之后，李寧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生物技術、基因技術。當時的北京白雞很容易得白血病，李寧通過對白雞基因的篩選和標記，發現了新的性連鎖慢羽基因，再進行育種擴群，改進了蛋雞的成活率。中國太湖豬的產子率全世界最高，每一窩能產下十五六頭，而國外只有9到10頭。為了發現其中的奧秘，李寧和同事經過基因研究，找到了與產子率相關的幾個基因，發展為育種技術。“中國有哪些物種資源？很多地方的優良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能利用到育種中，提高效率？我們當時主要在做這些工作。”接受媒體采訪時李寧說。

　　上世紀末，克隆技術成為世界科研的熱點。李寧曾坦率承認自己是“搞遺傳育種的，當時并不懂克隆”，但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誕生之后，李寧敏銳地感覺到“這是動物技術的最前沿、動物科學的頂峰”。于是，他再一次早于他人，從基因技術的研究轉向克隆技術。

　　據報道，李寧在科研上非常勤奮。一位采訪過李寧的記者如此描述他的辦公室：“房間里資料堆積如山卻不凌亂，墻上掛著王羲之的‘蘭亭序’，一股清新之氣撲面而來。”李寧實行的是“7天工作制，白加黑，五加二”，他天天來上班，連門口的保安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時候李寧會在，什么時候會外出。

　　而在學生眼中，李寧是個“超人”。 “老師會把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用word文檔列出來，我們一般人記一兩天的，李老師能記到幾周甚至一個月，而且細節也會標注進去。”一次從外地開會歸來的飛機上，同行的人大多開始休息或看雜志打發時間，李寧卻拿出筆記本電腦繼續工作，整理文件、研讀最新論文……

　　偶爾，李寧會召集朋友打橋牌娛樂，但他把打牌當作一種腦力鍛煉。李寧曾說：“牌里有很多基本的規律、基本的計算，我一定要通過概率計算來避免很多出牌的低級錯誤。”

　　產業化夢想

　　昔日的明星學者突然被帶走，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一些人堅信李寧不會出大問題，而一位老教授則告訴記者，李寧本意是好的，被帶走可能是“太心急”，“產業化過程中出了問題”。

　　據了解，李寧一直致力推動動物克隆技術的產業化。他曾說：“國家給我這么多科研經費，特別是我做的轉基因和克隆，我又改造出這么多有用的東西來，如果它們能投向市場，我就沒有辜負國家，沒有辜負百姓納的稅，也可以瞑目了。對我來說，其他東西都不重要。”

　　2008年，李寧領導的課題組曾與北京濟普霖生物技術公司等單位合作，歷時7年成功培育出第一批乳鐵蛋白轉基因奶牛。他曾力推轉基因克隆奶牛的產業化，后來由于政策限制未能實行。此后，李寧在北京和無錫陸續成立了多家公司。2009年初，李寧為法人和董事長的北京三元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金為1000萬元。2010年12月，李寧為法人的無錫科捷諾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注冊資本為2.75億元。此外，李寧還是兩家生物技術公司的股東。

　　很多人由此猜測，這些錢或許來自李寧承接的課題經費。目前，我國高校、科研院所在科研項目管理責任的設置上，都是采用“課題組負責制”。課題立項后，項目承擔單位的財務部門設立單獨賬號，實現經費的獨立核算，以確保專款專用，課題負責人享有科研經費的有限使用權和有限審批權。雖然相關規定嚴禁自行調整預算和擠占挪用科研項目經費，以及將科研任務外包等，但還是有人“合法”地鉆空子。一位高校負責人告訴記者，多數高校對于課題經費的使用，根本不插手。誰弄的課題，錢就是誰的。財務人員也只審核發票的合法性，不管發票的合理性。有的教授會將科研經費以購買器材的名義轉入朋友的公司；還有的教授本身就是企業負責人，利用開橫向課題，通過學校和自身企業聯合的方式，將科研經費套現轉移。2013年，浙江大學教授陳英旭被指控，以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等手段，套取千萬元專項科研經費。而此前，李寧旗下的公司就曾與中國農業大學及天津市農業科學院等合作克隆世界著名醫用小型豬。

　　李寧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他被調查是否能揭開隱藏在學術界的一些積弊？人們在觀望中等待(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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