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么記得住原子彈記不住細菌戰？

　　近日，中國有媒體刊登了一幅日本地圖，在廣島和長崎上標注了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日本對此事的反應迅速而敏感，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提出強烈抗議，并聲稱“這是在對原子彈受害者的感情進行傷害”。但是，日本似乎只會對自己的痛苦“深感遺憾”，對他人的痛苦，則十分鈍感，甚至是粲然一笑。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乘坐編號為“731”的戰斗機，面帶微笑，并豎起大拇指。“731”的罪行是盡人皆知的，美國解密的資料顯示，截至1942年，日軍731部隊共研制生產了2470枚細菌炸彈。對于細菌彈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安倍為何無動于衷？

　　日本為什么對原子彈之痛記憶猶新，而對自己制造的細菌彈卻選擇了遺忘呢？當年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分析能回答這個問題，他認定日本人在精神年齡上只是個12歲的小孩。

　　小孩子最缺乏的就是擔當與責任，這正印證了日本戰后的行徑。可以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可以否認慰安婦與南京大屠殺，可以潑皮耍賴搶奪釣魚島……日本政客言行之惡劣，又遠非12歲小孩所能比。

　　當然，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長大”，他們對戰爭的心態逐漸成熟。于是，我們看到了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聽到了“我到死都負有向世界介紹731部隊戰爭犯罪事實的責任”這樣深刻的醒悟。

　　在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筆下，也有一個“壞孩子”：“后來，他通過各種騙術和流氓手段發了大財；現在他成為了村子里無惡不作的惡棍，還受到了人們的普遍尊敬，并且成為一名議員。”

　　“壞孩子”為什么能成為議員？因為規則與評價機制出了問題。同樣，一個否認錯誤、沒有擔當的國家，為何能贏得一些大國的支持，并且國際地位不斷提升？這說明，國際規則是有問題的，有的國家的判斷是有偏差的。國與國的交往猶如人與人的交往。短視者交友看利，目光長遠者重義。以利相交，利盡則散。那些扶持不負責任“小孩”的國家，不該反省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