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6大國企掌門人紛紛落馬 警惕“能人腐敗”

　　掌門11年間，他累計完成200余億元投資，集團控股的興蓉投資成為迄今成都市唯一的國有上市公司——業績輝煌的興蓉集團原董事長譚建明，近日因受賄罪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工投集團原董事長戴曉明、高投集團原董事長平興、建工集團原董事長張俊、投控集團原董事長吳忠耘、成都銀行原董事長毛志剛……2012年以來，成都先后有6位市屬國企掌門人因受賄被查處。作為商界“能人”，他們的“成功”故事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落馬”卻如出一轍。

　　中央巡視組在最近一輪巡視時專門提到“能人腐敗”，直指一些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一把手”的監督缺位。

　　“貪”

　　興蓉集團原董事長譚建明任職期間，為30多家企業和個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錢物共計3000余萬元（其中未遂1730萬元）。

　　成都高新區投資集團原董事長平興，被指控在1998年至2008年受賄1800多萬元。紅包回扣、字畫紫砂壺、干股，甚至裝修房子等，他對各種形式的賄賂“來者不拒”。

　　成都工業投資集團原董事長戴曉明，同樣被指控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現金、購物卡及代付房租，共計約1480萬元。

　　成都銀行原董事長毛志剛，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人民幣1260萬元，購物卡35萬元，購房優惠款16萬元，以及美元、歐元、英鎊、港幣、臺幣等若干，同時還收受622.33萬股成都銀行股份。

　　紀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些國企負責人，介于商界和政界之間，受賄都有種“堤內損失堤外補”的失衡心態。他們認為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因此想趁在位為自己以后的生活多做準備。

　　“做了這么多項目，融匯這么多資金很艱辛，上市更是難上加難。可是回過頭來看，自己在名譽上沒有什么收獲，于是對收受賄賂大多抱著‘順勢而為’的心態。”譚建明在接受調查時說。

　　“能”

　　2002年12月，成都市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興蓉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10億元，譚建明任公司董事長。他改變過去政府項目的財政撥款模式，以社會化的投融資模式運作60億元的成都水務項目。這一業績至今在成都商界流傳。11年中，該集團累計完成投資200余億元。

　　成都建工集團的業績更可謂是成都國企的標桿。據報道，該集團分別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為成都市首個產值突破100億元、200億元、300億元的市屬企業。

　　2008年10月掛牌成立，注冊資本金50億元，至2012年年底，成都投資控股集團賬面總資產已突破200億元，實際控制資產達4000億元。

　　“這些國企的‘成功’，有領導個人能力的因素，但更多來自體制內的強大支持，其中許多企業‘一把手’都是從政府部門走出的‘紅頂商人’。”一名成都市發改委官員對記者說。

　　興蓉集團原董事長譚建明曾在“體制內”呆了20年，在成都市發改委工作13年。他坦承，興蓉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是政府的污水特許經營資源。“政府是我的后臺，當污水收費暫時不足以支付龐大的管網的良性運營和合理回報時，政府會給予補足。政府有能力補貼，降低了投資者的風險，投資者才敢進來”。

　　而建工集團則幾乎參與了所有成都市重點建設項目，先后承建國家、省、市重點工程1000多項。作為投資控股集團第一任董事長，吳忠耘曾在成都市體改辦工作10多年，擔任過市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戴曉明則擔任過成都市經委主任。

　　“這些國企干的大部分是國家投資的公共服務項目，‘一把手’又在體制內積聚了大量人脈，這樣的角色使他能調動大量的資源。”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傅江說。

　　“管”

　　一邊是驕人業績，一邊巨額受賄，國企高管緣何頻現“能干能貪”現象？

　　成都市紀委工作人員說，這一現象說明當前國有企業未把反腐倡廉建設融入企業中心工作，“一把手”權力過大、運作透明度不高；企業監事會嚴重缺位；相關國資監管部門未能很好履行監督檢查和日常巡查。

　　“國企高管手中既有政府賦予的‘硬權力’，也有企業和市場賦予的‘軟權力’，雙重權力帶來雙倍風險。”四川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實說，國企監管透明度缺乏已成為制約國企治理體制與治理能力的瓶頸，全面建立國企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職業經理人制度已成當務之急。“國企高管的角色要求既要扛起業務責任，也要扛起廉政責任”。

　　對于防止“能人腐敗”，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則指出，一是要加大監督的力度，發揮公眾和輿論監督的力量，提高官員的違紀違法成本；二是要改革干部考評和提拔機制，選拔考核時注重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有效激勵和調動“能干不貪”的領導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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