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大師吳清源在日本去世 一生曾三改國籍(圖)

　　資料圖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實是我的字。無論是“泉”還是“清源”，都是和水有關系的文字。這或許是因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緣故。

　　我的生日是農歷五月。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農歷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時分經常打雷。特別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據說雷雨特別厲害。母親是把兩張八仙桌并起來，在上邊鋪上布墊，才生下我的。

　　母親特別討厭打雷。在懷我的時候，一聽到雷聲(微博)，就沒有了食欲，什么東西都吃不下去。小時候，我體弱多病，或許與此有關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們一家就搬到了北京。四歲的時候，我得過疝氣。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馬，哥哥騎在我身上，他不斷地叫我跳、跳。結果用力過度造成了疝氣。我的一位親戚是醫院院長，所以，我住進協和醫院接受了治療，協和醫院當時是和美國合作的。但是因為我自作主張解下了治療用的繃帶，所以最后疝氣沒能完治愈。因此，我后來一直都不能進行劇烈的運動。

　　在北京，父親經常去上兩三個小時的班就趕回家來。與工作相比，父親更熱心于對我們兄弟三人的培養。

　　清朝奉行科考的選拔人才制度。父親也是學四書五經長大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禮記》、《春秋》是五經。這些都是儒教的經典。

　　我出生的時候，科舉制度已經被取消了。盡管如此，父親還是很早就為我們請了家庭教師，教我們兄弟讀四書五經。當時我還只有虛歲五歲。

　　在書房里，我們兄弟三人一起上課。為了便于監督，父親也和我們一起聽課。學習是從早上8點開始。我的年齡最小，和大哥相差四歲，和二哥相差兩歲。因為年紀小，所以要跟上哥哥們的進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實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書，就是把書拿在背后，嘴里背出書中的內容。我怎么也記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點才能結束。祖母經常為我說情，說“已經差不多了，可以了”之類的話。

　　圍棋啟蒙

　　我開始把圍棋放到圍棋盤上是七歲左右的時候。兩個哥哥也一起開始學棋。圍棋的學習，我的明顯比哥哥們快。

　　因為父親在日本留過學，所以對日本圍棋界的情況很了解—比如圍棋發展得很快、也有職業棋手等等。父親從日本還郵購了許多棋書，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譜，也有“方圓社”發行的《方圓新報》合訂本。

　　圍棋的學習也是從早上持續到晚上。一只手拿著沉重的棋書，一只手打譜。一會兒手腕累了，就換另一只手，就這樣不停地交換來交換去。因為看不懂日文，解說部分就由父親讀給我聽。棋譜基本上擺一遍也就全記住了。

　　因為長時間地持續拿沉重的棋書，所以我兩只手的中指都變形了，略有些彎曲。

　　再也沒有更讓人高興的事了，我不再挨父親的板子了。因為進步得比哥哥們快，比起念四書五經，學圍棋是件快樂的事。

　　那樣的日子，一直到父親病倒為止。

　　段祺瑞

　　父親是1925年去世的，當時他才33歲。那年我11歲。父親得的是肺病。雖然在家里調養，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親身體還沒有變壞的時候，父親帶我去過北京的一家名為“海豐軒”的棋社。在家里看見我學圍棋進步神速，父親也許就開始想培養我往那條路上走。我在棋社和當時中國的一流棋手顧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顧水如老師那時帶我去過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親日派的軍閥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十分喜歡下圍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們就都會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飯，這已經成為了慣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開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無理手想欺負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綻，贏了那盤棋。但實際上，他喜歡贏棋。大家知道他這個脾氣，為了討好他，就都故意讓著他，輸給他—沒想到卻讓我這樣一個毛孩子贏了他。

　　輸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壞，一個人進屋去了，之后再也沒有出來。那天早上的早飯也沒有和我們大家一起吃。但因為答應過以學費名目給我錢的，所以第二次見他的時候，我直接對他說：“請給我學費。”這樣，我拿到了100塊大洋。

　　父親過世之后，家里沒有了收入來源。所以，第二個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沒有再與我下棋。不過那以后他答應過的學費還是如期如數地給了我。

　　在父親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們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練字用的字帖交給了大哥，把小說給了二哥，交給我的是棋子。這也算是父親給我們的遺囑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為了文學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親生前期待的一樣。

　　天才少年

　　我去過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圍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對方，然后在對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塊。他將這樣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園里搭建小房子”。

　　那時，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張作霖在滿洲建立了軍閥體系，一直在各處征戰，一會兒將勢力擴張到北京，一會兒又撤退回滿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滿洲建立了偽“滿洲國”。

　　段祺瑞也是親日派的軍閥，但他看見日本在滿洲張牙舞爪的樣子，這樣說道：“搭建個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歸為己有。”在圍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樣的打入手段，這是我長大后才明白的—我認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親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閣的有錢人，他給張作霖等親日派軍閥捐獻過很多錢。聽說有一次和張作霖打麻將，就故意輸掉了50萬大洋。作為回報，張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極大的南苑“處理”給了我的親戚。

　　后來，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學費贊助也就沒有了。父親去世后，我們家一直靠變賣家產度日。后來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里的“來今雨軒”下棋。由喜歡下棋的有錢人提供獎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順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語，意思是“親友”。

　　我連戰連勝，多次拿回了硯臺、花瓶之類的獎品—那時我還只有十一二歲。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勵，有一家北京的報紙刊登了我的照片，報道了我下棋的事。后來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圍棋天才少年”。

　　那時，有一位林先生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鹽的買賣，和我們吳家一起合作的就是這個林家。林家是邪片戰爭時的忠臣林則徐的同族。那個林家的人看見我們家的沒落景象，就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

　　在那里我見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經營和美術有關的生意—這成為了我日后留學日本的一個契機。

　　2日本人俱樂部

　　中國圍棋在清朝末期到中華民國初期是最差的時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國手—國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認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國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國家處于戰亂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樣的年代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在我的少年時代，因為有喜歡下圍棋的段祺瑞，還有我那有錢的親戚李律閣也經常幫助顧水如先生等人，圍棋環境勉強說得過去。顧水如有留學日本的經歷，那時他和喜多文子下過一盤受二子棋，結果輸了。輸給女棋手很沒有面子，據說輸棋后顧水如一下子揮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費。不管怎么說，在當時的中國，光靠圍棋是無法生存的。

　　那樣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樂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盤棋。那是1926年，我12歲的時候。那盤棋開局的時候我中了對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戰。但進入中盤后我吃掉了對方一塊棋，最后我贏了6目。在觀戰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觀看了我的對局之后，在遠在日本的大棋士瀨越憲作寫了封信，告訴他中國有一位天才少年。瀨越老師1919年因為圍棋交流來過中國，在中國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們兩人之間，開始了關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學的話題。

　　1926的夏天，職業棋手巖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來到中國。我和巖本薰下了兩盤受三子棋，結果我都贏了。下了一盤受二子棋，我輸了兩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贏了。這些對局是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瀨越老師和山崎先生之間，有關我去日本的事情進入了具體商榷的階段。

　　當時，盡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親也沒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為已經從祖父那里分得過家產了。臺灣的親戚勸我母親說，如果能去日本應該盡力爭取。但是在國內的中國親戚卻對我的東渡扶桑持強烈反對的態度—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緊張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加入日本國籍

　　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國國籍在日本繼續圍棋修業的話，終歸怕有所不便。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勸我。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術商，他為我來日本費盡周折和心血。因為中日關系越來越壞，后來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的手續非常麻煩，花了三年的時間。要有各種條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穩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難的其實還是要脫離中國的國籍。

　　當時，因為日本建立了偽“滿洲國”，實際是侵略了中國，所以日本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來說是敵國。

　　去了好多次在東京的中國領事館，但總是要被問到為什么要加入敵國國籍，盡管遞交了申請，但總是遭到譏笑。

　　關于的問題，瀨越老師也很煩惱。老師他既不阻止，也不贊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國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國的外交部，跟他們說：“你們即使留住吳清源的國籍也沒有用。”由此說服了他們，使得我終于脫離了中國國籍。

　　在日本的中國人，被蔑稱為“支那人”，受到歧視，也有人受到過實際的威脅，因此，我對自身的安全也很擔心。母親和大哥都勸我回中國，或者去哪個學校上學。但是一邊下棋一邊讀書是行不通的，再說我還要養活一家人。最后我決定一個人，選擇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為“吳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吳泉”采用了半訓半音的讀法。因為一直關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對我說：“不能忘記中國。”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讀法。

　　盡管改名為“吳泉”，但大家總不太習慣，結果，1940年又將名字再改回到“吳清源”。

　　國籍

　　出生于中國的我，到了日本后的頭八年里，都還是中國國籍。后來隨著戰爭的進一步升級，我加入了日本國籍，一直到來戰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華僑到我家，并且拉著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區的派出所。他們強迫我放棄日本的國籍。因為他們是讓我等在另一個房間里，所以他們是怎么具體操作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后來，他們交給了我一本中國的臨時護照。

　　當時正好是我和橋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開始的時候。第一局我輸了后，那些華僑又來了，說“輸得這么難看，像你這樣的人要了也是沒用的”，結果他們又把臨時護照從我手上拿走了。

　　后來，拿到正式護照已經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國的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去了臺灣。我去了在橫濱的中華民國領事館辦手續，終于拿到了護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沒有國籍。

　　妻子和我一樣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國籍，實際上一直也處于無國籍的狀態。而我們是1952年才發現這個情況的。當時正好剛贏了和藤澤庫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臺灣來的邀請函。

　　妻子去申請護照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竟然是沒有國籍的，便一邊找律師商量，一邊辦手續，終于又恢復了日本國籍。失去日本國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華僑沖到派出所，杉并區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說：“不是本人的話，是不能辦理退國籍手續的。”對此，華僑們怒吼道：“戰敗國的國民說什么呢!”然后就強詞奪理地將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國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剛剛戰敗后十分混亂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拿到了護照，決定去臺灣。這時周圍有人開始擔心我會不會是一去不復返，不再回日本了。因為在戰時，的我是曾被人貼出了懸賞告示的，所以這次如果去臺灣，很有可能會和我算舊賬。

　　在東京舉行了餞別會，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風先生都來了。席間，川端先生還對我說：“吳君，還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為我擔心。

　　再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國籍，時年65歲。戰前，從中國國籍轉為日本國籍，是因為當時是戰爭年代，受形勢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慮到孩子。

　　小兒子昌樹在考高中的時候，碰上了這樣的事情—在考場里只有小兒子一個人被叫到一邊，不和大家排一個隊。具體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計是國籍的關系才會這樣吧。這件事對小兒子的打擊很大。

　　我和妻子都為孩子的將來著想。在找工作的時候，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日本國籍，情況會更糟糕。所以我們決定再次，這也是小兒子的希望。

　　但是，要說再，并不是馬上就能被認可的。日本是不允許雙重國籍的，如果我沒有退出中國臺灣籍的證明就拿不到日本國籍。為這事，我還去了原法務大臣稻葉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幫忙。因為這個手續十分麻煩，花費的時間相當長，所以我連母親的葬禮也沒有去。

　　國籍問題解決了，小兒子從早稻田畢業后，在“日本電氣”工作。長子信樹慶應大學中途退學后，進了侗朋大學，立志成為音樂家。女兒佳澄從成蹊大學畢業后教初學圍棋的啟蒙班。

　　撫養孩子長大都是交給妻子費心的，因為我受的是中國四書五經的教育，所以對日本的教育一竅不通。圍棋已經牽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連教孩子們學棋的時間也沒有。甚至有孩子說：“非常想到父親的房間里去，那是個特別的房間。”

　　大哥在我母親去世后去了美國，因為大哥的三個孩子都在美國。大哥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學的是物理學，小兒子成為時裝設計師。大兒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后來因為NASA縮減了規模，改學了農業，聽說和生物有關。

　　大哥最后是在美國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們一直有圣誕賀卡的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