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著自己給自己看病”——一位政協委員看病難的無奈

　　新華網北京３月２日電（記者吳雨）“現在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城市建設速度很快，高樓鱗次櫛比。可外表光鮮的背后，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忽視。”

　　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黃澤民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有關經濟問題采訪時，忽然話鋒一轉說，“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我們也有無奈的事，最大感受就是看病難，所以不太重的病就自己扛著，平時多看看中醫、養生方面的書，學著自己給自己看病。”

　　“領導干部占據的醫療資源是不是太多”

　　“每次都是硬著頭皮去醫院，有幾次愣是被醫院人山人海的架勢給逼了回來。”已過花甲之年的黃澤民委員告訴記者，上海的大醫院里往往擠滿了從全國各地趕來看病的患者，醫院里能聽到各個地區的方言。

　　這一現狀并非上海獨有，目前北京、天津、廣州等大城市的大醫院都是人滿為患，而一些地區的基層醫院卻診者寥寥。僅以北京兒童醫院為例，入冬以來，日均就診已突破萬人次，其中過半都是外地患兒。

　　為了看病不求人，中醫、養生、常見病診斷等方面的書成為黃澤民的日常讀物。“從總量來說，醫療資源還有缺口，但更重要的是醫療結構失調問題突出。”黃澤民委員告訴記者，“我們不能因為自己需要診治就不許外地人來看病，根本問題在于缺乏有效的分級診療制度，大醫院承擔了過多的診療壓力，也加劇了看病難的矛盾。”

　　能讓患者在家門口享受優質醫療服務，這是公立醫院改革的重要目標。目前我國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縣（市）的數量增至１０００多個。北京、黑龍江、浙江等多地已探索通過“醫聯體”帶動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高診療水平。

　　“可是，這些舉措與解決百姓看病難的需求還相去甚遠。”黃澤民委員表示，構建分級診療體系勢在必行，可是推動速度還是太慢了。“有限的醫療資源應該有一個合理分配的原則。一邊是清靜、高級的干部醫療門診和病房，另一邊是人聲鼎沸像集市貿易一樣的普通門診和擁擠不堪的病房，真是兩個世界。領導干部占據的醫療資源是不是太多了？”

　　老年人多有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需要長期服藥。黃澤民委員說，一、二級醫院的藥品往往不充足，“逼著我們這些腿腳不便的老人一趟趟往三甲醫院跑，而且每次至多開２個星期的藥，真是要命，為什么不能想些辦法解決？”

　　“醫生沒有積極性，醫改又怎么能順利前行？”

　　“一方面，我們感嘆醫療資源緊張，費盡周折入院就診；而另一方面，不少醫學院的學生卻找不到工作，都做醫藥代表去了。”黃澤民委員說，少數大醫院專家多，而廣大社區、鄉鎮醫院缺乏較高技術水平的醫護人員。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探索解決基層醫務衛生人才匱乏問題。根據最新的《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建議到２０２０年，我國每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數達２．５人，注冊護士數達３．１４人，醫護比達到１比１．２５，基本滿足人民群眾“病有所醫”的要求。不過，目前離這個目標還有不少差距。

　　“目前基層醫院待遇較低，成為不少優秀的醫療人才不愿去的重要原因。”黃澤民委員告訴記者，“我認識的一個大醫院的主任級醫生，國家規定的月薪酬才３０００多元錢，更別提基層醫生的工資了。”

　　一方面勞動得不到合理體現，另一方面醫院又要求醫生去創收。這使得不少醫生接受“灰色收入”，某種程度上“拒收紅包”在一些地方成為一句口號。

　　“醫生沒有積極性，醫改又怎么能順利前行？”黃澤民委員建議，要盡快健全醫務人員合理的薪酬制度，讓包括基層醫生在內的醫務人員擁有一份陽光體面的收入。

　　“國外并沒有類似的專門詞匯”

　　這兩年，令黃澤民深感無奈的不僅是看病難問題。去年去加拿大多倫多考察當地醫療制度，在和國外醫務人員交流“醫患矛盾”時，黃澤民竟找不出合適的翻譯方式。

　　“國外并沒有類似的專門詞匯，他們的醫務人員也大為驚奇，不明白醫生和患者之間怎么會有矛盾呢，大家的出發點不都是治病救人么？這令我不知如何說起。”黃澤民感觸頗深。

　　醫療資源分配問題直接導致三甲醫院就診人數過多，醫生看病時間短，這使得不少醫生草率了事。

　　“當然，不少患者自身對于緩解病情的期望值過高，也促使矛盾加劇。”黃澤民委員建議，在醫療界樹立良好醫德醫風工作的同時，患者也應該加強生命教育，明白醫生是救死扶傷但不是包治百病。

　　“什么時候百姓不再擔心看病難，不需要自學診病時，才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發展走向成熟的時候，這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黃澤民委員語氣里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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