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衛：發展職業教育 需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主權

　　圖為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教科院副院長胡衛

　　2015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來自全國的代表、委員陸續抵達北京，為全面深化改革關鍵之年的中國建言獻策。據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的提出，給2015年帶來了新的目標和挑戰。作為最大的民生之一,教育也成為此次兩會關注的熱點話題。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教科院副院長胡衛針對“職業教育”問題提出提案，他指出，下好職業教育這盤大棋，不能僅靠政府及教育部門主導推進，還必須把相關的利益主體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并賦予職業院校的辦學自主權。現實中，政府熱衷于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表現在：一頂層制度設計滯后，政策反復多變；二盲目追求速度和規模；三學校行政化、校長官僚化。為此，建議：一政府要進一步放權，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二政府要轉變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三完善職業院校內部治理結構，提升自主辦學能力。

　　以下是全國政協委員胡衛關于“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主權”提案的全部內容：

　　發展職業教育是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促就業的重要戰略舉措。《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了今后一個時期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方針政策、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為新時期職業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職業教育迎來了新一輪大發展的機遇。

　　職業教育是普適性事業，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律。尊重職業教育發展的規律，一是必須調動相關重要主體的積極性。黃炎培先生早就說過，“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地溝通和聯絡。”由于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市場需求及人在職場中履歷等聯系最直接、最密切，因此必須要從辦學方和勞動力市場等兩端來努力。二是要適應社會發展和時代變化。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與互聯網的創新、融合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對職業教育產生巨大挑戰，教育形態將發生變化，有人提出了三個校園，第一個是傳統校園，第二個是延伸行業、企業的校園，第三個是基于互聯網云計算的校園。這個挑戰還蘊藏著一種可能，第二個校園將成為第一個校園，這更好地解決人才培養和技術進步同步的問題。“場景”是現代職業教育的基因，職業院校只有把教學活動置于職業場景中，用真實的技術、真實的設備、真實的案例、真實的項目來開展教育，才能取得實效。因此，職業教育必須擁抱新思想、新產業、新科技。

　　有基于此，下好職業教育這盤大棋，不能僅靠政府及教育部門主導推進，還必須把和職業教育相關的利益主體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并賦予培養端職業院校的辦學自主權。

　　一、存在的問題

　　然而，現實情況是，政府熱衷于在職業教育各個環節中，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學校資源由政府通過計劃配置，無論是辦學體制，還是運行機制，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計劃都將它們囊括在內，導致學校主體缺乏自主辦學的主動性，進而使人才培養同質化、學校管理行政化、專業設置封閉化、校企合作表面化。企業主體一方面難以招聘或訂制到高素質的技能型勞動者；另一方面，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很難積極有效地參與到人才培養中，而國家增加的職業教育撥款又進一步強化職業學校行政化的辦學傾向，從而導致企業參與的“擠出效應”。

　　現實中，政府熱衷于在職業教育各環節，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主要表現在：

　　1、頂層制度設計滯后，政策反復多變。譬如，一會讓職業院校從行業企業剝離出來，一會又讓學校回歸行業企業；一會高職升本成風，一會又讓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轉為職業學校。這種“翻燒餅”做法客觀上造成了對職業教育的沖擊和損害。

　　2、我們的“體制”容易盲目追求速度。譬如，動輒投資幾十億、上百億，圈地造城，欠下大量“地方債”。

　　3、學校行政化、校長官僚化。譬如，校長書記由上級行政部門和組織部門任命;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要報批；招生和就業要給計劃；學校資源由政府通過計劃配置，導致學校主體缺乏自主辦學的主動性。

　　二、對策建議

　　當前，落實和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主權，關鍵要處理好政校關系，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政府和學校在發展中各歸其位，實現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特提出如下建議：

　　1、政府要進一步放權，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

　　政府應減少對學校微觀事務的管理和干預，擴大學校在辦學定位、發展目標、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選擇、專業設置、教師管理、自主招生、校企合作、經費使用等方面的權力。譬如，在人事管理權上，職業院校想從企業中聘請工程師、實驗技術人員、管理骨干，擔任“雙師型”教師，然而這些人因學歷、職稱、身份等問題很難進來，進不了學校編制，許多學校都感到很無奈，呼吁應擴大職業院校的用人自主權。

　　2、政府要轉變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

　　政府要從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把該放的放掉，該管的管好。集中精力做好頂層設計，參與制訂和完善職業教育法；清理一系列歧視職業教育的規章制度和評價標準；制定鼓勵行業、企業、民間力量參與和投入職業教育的法規政策，對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的企業和民間力量給予稅收減免和稅前列支；建立職業教育發展多維度、全方位、公開化的數據庫，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就職業教育和人口變化、產業需求進行關聯性分析；改革財政撥款方式，在供給型財政撥款的基礎上，探索需求型財政撥款，即財政流向從直接給教育機構轉向直接給需求者（學生和企業），由專項轉為生均，由部門掌管經費轉為學校掌握。

　　3、完善職業院校內部治理結構，提升自主辦學能力。

　　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主權有賴于其自主辦學能力的提高。要建立現代職業學校制度，完善職業院校章程。建立健全由學校相關利益主體包括行業、企業、社區、教職員工、學生、家長、社會賢達等代表參與的董事會、理事會等管理機構。當前，600多所地方院校轉型不能僅靠政府由上而下推動，還需要激發學校內源動力，政府可以出臺轉型的政策，但具體如何轉型，應該由學校自主決定，學校的教授委員會，可結合國家政策、學校辦學實際情況，決定學校是否轉型，以及轉型后的師資建設、課程建設、人才培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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