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資變“ＪＱＫ” 地方政府公信力如何體現？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１日新媒體專電（“中國網事”記者潘林青）近年來，隨著法制建設深入推進和社會監督力度加大，政府誠信建設有了很大進步。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失德、失信事件仍時有發生。比如，“新官不認舊賬”、招商引資時先用“空頭支票”把企業“勾住”“圈起來”再“揩油”的“ＪＱＫ”現象、公然“出爾反爾”等。

　　受訪的代表委員和部分人士認為，“信為政之基，政無信則危，有信則昌”，政府失信嚴重破壞了政府公信力。必須盡快采取措施，解決部分地方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犯規者”的失信問題。

　　“新官不認舊賬”：政府失信行為“面面觀”

　　“難道新領導上任，之前的合同就不算數了嗎？”家住青島市黃島區的一位農民１０日向記者反映，１９９８年，他承包了村里８０余畝林地種植茶樹，并簽訂了期限為５０年的正規土地租賃合同。而現在新干部上任了，非要逼他解除合同，不讓他繼續承包了。如果這樣，他多年來上千萬的投入就打了水漂。

　　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磨長英也認為，政府失信突出表現之一就是政策朝令夕改。一任領導一套思路，隨意更改規劃，短命工程頻現，不僅加大了政策執行的阻力，削弱了政策的權威性和政府治理效果，而且增加了公眾對政策的不適應性，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損耗和浪費。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的“ＪＱＫ”失信現象也備受企業詬病。山東一位企業負責人解釋說，“Ｊ”是說有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時，信口做出種種優惠許諾，先將企業“勾”住；“Ｑ”是指企業引進后，就放到某個地方“圈”起來，之前的承諾不兌現或者緩兌現；“Ｋ”是說，企業投產后，有關部門經常過來“揩油”，最后企業可能被“ＫＯ”。

　　磨長英說，為引進企業，許多地方都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其中不少是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據的信口承諾。而企業進來后，不履行與企業簽訂招商引資協議的事情司空見慣，為避免蒙受損失，企業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協調處理。據調查反映，民營企業家平均３０％的時間要花在與政府部門打交道和與企業發展并不直接相關的其他事項中。

　　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公然“出爾反爾”，說法和做法前后矛盾。２０１４年底，深圳市政府突然發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實行小汽車增量調控管理的通告》，拋出“限購令”，同時公布“限外”方案。而此前，深圳市政府主要領導和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相關負責人多次表態，深圳將以市場手段治堵，不會采取行政手段“限購”“限外”。

　　磨長英表示，繼杭州、天津之后，深圳再次出現先由政府出面辟謠，再搞突然襲擊，實施機動車限牌的做法，飽受公眾詬病和質疑。

　　“裁判員”也是“犯規者”，公信力如何體現？

　　部分代表委員認為，政府既是社會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和維護者，又是公共道德的示范者，政府誠信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和關鍵，關系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影響著政府的公信力，決定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

　　磨長英表示，近年來，隨著法制建設深入推進和社會監督力度加大，政府誠信建設有了很大進步。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失德、失信事件仍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政府的公信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犯規者”，公信力如何體現？

　　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說，個人要有誠信，政府更要有誠信。政府機構和領導干部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們代表著國家的形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致使一些社會民眾對法律、政策淡漠或拒不執行，給整個社會誠信建設和社會治理造成困難。

　　一些干部和專家認為，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失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一是一些干部頭腦中錯誤思想，比如有些干部還是“家天下”思維，把政府看做是“我的政府”，“我點頭了才能辦，不點頭啥都不算數”，缺乏現代社會的契約意識和法治意識；二是部門之間銜接不暢，“說話”的部門不負責“辦事”，“招商”的部門不負責“落地”；三是缺乏問責機制，僅把政府失信歸為道德范疇，“口頭批評幾句了事”，沒有實在的處罰措施。

　　地方政府失信何時休？

　　部分代表委員認為，塑造社會道德首先要塑造政德。社會誠信的建設，政府應該先行示范，要先從自身誠信建設做起，用黨和政府的自律與誠信引導社會的價值取向，營造公開、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

　　磨長英認為，要規范公權力使用，依法行政。下一步，必須從政府自身改革和制約公共權力開始，把政務誠信、依法行政作為政府自身建設的重點工程來抓。行政職權必須由法律予以規定或授予，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時，不但要有法律依據，而且要遵循法定程序。

　　此外，磨長英還建議，要逐級建立政府信用考評和公示機制。上級政府負責對下級政府的信用考評，本級政府負責對所屬部門的信用考評。建立行政人員的個人信用檔案，逐步推行政府及其行政人員的信用評級制度，定期對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情況進行評估、檢查和公示。

　　“國際上一些建設誠信政府的先進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比如上級政府加大對下級政府的監管和問責力度。”王忠武說，因政府失信行為給國家和群眾利益造成損失的，上級政府可根據情節嚴重程度，追究下級政府主要領導和當事人的責任，這樣可限制和約束一些地方政府失信行為，督促政府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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