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籌備期四大問題待解 涉行長人選及投票權等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申請已經截止。截至4月1日24時，想要成為亞投行一員的國家已經超過50個。在最后時刻，包括葡萄牙、冰島、以色列、匈牙利、吉爾吉斯斯坦、挪威、瑞典等國正在走申請程序。

　　吸納成員初戰告捷后，亞投行的籌備工作進入問題解決期。

　　據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透露，目前已確立了以各國財政部參與的談判代表會議為章程談判主渠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秘書處)為技術支撐機構的工作機制。中方作為亞投行發起方和東道國擔任談判代表會議的常設主席，承辦會議的成員國擔任當次會議的聯合主席。秘書處從專業角度為章程談判提供技術支持，金立群為秘書長。

　　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合作室主任張建平告訴北青報記者，下面要通過召開成員國會議，具體討論亞投行的治理結構，包括高層領導人選、投票權以及股權分配等問題。

　　待解決問題一：首任行長是誰？

　　國務院參事、經濟學家湯敏向媒體透露，亞投行首任行長理論上應該是中國人。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認為，中國人作為第一任行長將起到積極作用，但目前亞投行下一步機制還在商討之中。

　　由于中金公司前董事長金立群、財政部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陳歡分別擔任亞投行中方籌備組正、副組長，因此被外界認為將成為亞投行的高管。金立群還是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

　　不過，張建平告訴北青報記者，現在還無法確定，首任行長人選也需要創始成員進行談判和商議。“既然邀請了這么多創始國，那么，所有重大的決策、章程的制定，規則的形成和機構的設立都要與其他成員商議。”張建平說。

　　目前，輿論普遍認為，包括副行長在內的亞投行的領導層應該是由不同國家，甚至是區域內和區域外國家擔任。一些國家正在積極尋求在亞投行獲得領導職位。例如，印尼財政部長班邦近日表示，“我們正努力爭取在亞投行獲得一個領導職位，因為我們很可能成為亞投行的最大客戶。在決定誰將是亞投行的東道主、管理職位安排、股東和投資項目等方面，我一直對中國進行游說。”

　　待解決問題二：股權怎樣分配？

　　隨著更多域外國家加入亞投行，人們更加關心“創始國的股份如何分配”這一問題。根據目前已知的信息，新加入的意向創始成員國越多，中國占股比例將越低，但仍應是最大股東。

　　新華社報道稱，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權。這意味著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基本已成定局。

　　非亞洲國家占股之所以比較低，金立群對此解釋稱：“當我們邀請發達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參與進來的時候，我們主要不是希望他們多出錢，而是希望歐洲國家的加入能夠在公司治理、技術支持等方面貢獻經驗和智慧，促進這個機構的發展。”

　　金立群表示，在美國、日本等一些大國沒有參與之前，為了保證股本金達到一定規模，使亞投行能夠如期開張運行，在初創階段中國的出資額可最高達50%，這是根據亞洲地區各經濟體的體量確定的。

　　2014年10月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提出，各意向創始成員將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中國無疑是最大股東。如果有新加入的意向創始國，中國占股還將稀釋降低，但仍是大股東。不過，在有域外國家加入的情況下，分配方法會否發生變化還不可知。

　　待解決問題三：投票權咋平衡？

　　根據世界銀行的運作模式，大股東美國對世行擁有一票否決權。根據《布雷頓森林協議法案》，世行章程的修改還需要美國國會的通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情況也是如此。

　　金立群對此強調：“‘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擔當。作為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遵守國際通行準則，不會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今后，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中國將會單方面稀釋自己的股份。”

　　對于中國是否擁有一票否決權，史耀斌則表示，亞投行將按域內和域外劃分其成員，隨著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加，每一個成員的股份比例都會相應下降。所謂中方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是一個不成立的命題。

　　張建平告訴北青報記者，投票權完全取決于談判過程中的溝通結果，中國也會去努力去爭取權利。

　　對于世界銀行等既有的國際金融機構的運作模式，張建平表示，因為這些機構的存在，中國牽頭建立的亞投行可以借鑒其成功的經驗，另外一方面，對于這些機構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的問題，也要引以為戒。

　　待解決問題四：文化不同咋辦？

　　可以說，亞投行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牽頭建立的國際性的金融機構。甚至有媒體用“國際金融秩序的轉換”來評價亞投行的建立意義。

　　亞投行不僅吸引了眾多亞洲國家的參與，還迎來了美洲、大洋洲、歐洲和非洲的成員。在外交部公共咨詢委員會委員陳明明看來，亞投行未來要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如此多的、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在一起共事，到底要如何相互溝通與協調，如何避免決策效率低下。陳明明表示，目前，對于中國牽頭建立的亞投行各方比較認可，接下來的挑戰是文化與思維方式的磨合。

　　分析顯示，亞投行通過實踐國際透明化標準，消除了不少業內人士和國家的顧慮。據報道，韓國在宣布加入亞投行的聲明中表示，亞投行將是韓國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的首個國際性金融機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與韓國經濟體量相稱的更大作用。

　　對于是否越多國家越會帶來文化的沖突和溝通的低效，張建平表示，如果想成為被國際社會接受的金融機構，那么必然要努力吸引更多的國家，要建立標準的機構的運作模式和章程，應該把這些看成是中國進步的動力。發展中國家首次嘗試引領建立一個國際性金融機構，對于中國，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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