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怒族”的癥狀分析與藥方

　　評論眼：真正職業化的老司機，反而較少呈現出“路怒”的種種舉動。這一種可能性是他們早已“怒過”，為何“路怒癥狀”更多出現于非職業的、駕齡不長的司機身上呢？簡單化地分析，一部分“路怒族”的怒氣，往往來自于手搭方向盤時仍然殘存的、源于物質匱乏年代的深度不適應感。中國汽車社會的驟然來臨，在節奏上超過了國人心理的適應性、以及國民素質的追趕步伐。“物質豐富”的幻覺，讓年輕的駕駛者們多了幾分浮躁，少了幾分謙卑謙恭。

　　最近，隨著一則“成都一女子因突然變道被人打成腦震蕩”的新聞的傳播以及公眾對此的討論，“路怒族”現象再次受到關注。在廣州，由于較早“倉廩實”并進入汽車社會，兼之相對溫和的城市性格，“廣州人開車文明”已經得到公認。但即便如此，“路怒癥”依然在這里屢見不鮮，由此導致的摩擦和悲劇也偶有發生。因此，作為一種中國社會目前的共有現象，“路怒族”值得引起人們的反思。

　　“路怒族”一詞，極為形象地勾勒出了當下“非職業司機”群體的最重要特征之一。這一特征，往往集中體現于私家車主，或者駕齡并不算長的司機身上，具體而言，就是一坐進駕駛座、一摸到方向盤、一踩到油門，脾氣就會莫名地變得比平時煩躁焦慮得多，一碰到有人違反交通規則“侵犯”“本尊”(如，被不太禮貌地變道超車、被后車打遠光燈閃或者按喇叭)時，無名火便突然騰空而起，國罵滾滾而出，并可能伴之以行動的回擊與挑釁，從“車斗”升級為“人斗”，一旦某一方擦槍走火按捺不住，則難免演變成暴力沖突。

　　而之所以說“非職業司機”，是因為我們發現，真正職業化的老司機，反而較少呈現出“路怒”的種種舉動。這一種可能性是他們早已“怒過”，如今要么見怪不怪、淡然處之，要么有過慘痛教訓、引以為鑒；另一種可能性則是職業化的駕駛令其從內心多了一份專業感、義務感和自律意識，總之就是不與你們這些“菜鳥”一般見識。

　　那么，為何“路怒癥狀”更多出現于非職業的、駕齡不長的司機身上呢？當“路怒族”成為一種群體現象時，我們不妨從社會的鳥瞰視角來觀察和剖析其微妙的心理學成因。

　　簡單化地分析，一部分“路怒族”的怒氣，往往來自于手搭方向盤時仍然殘存的、源于物質匱乏年代的深度不適應感。中國汽車社會的驟然來臨，在節奏上超過了國人心理的適應性、以及國民素質的追趕步伐。“物質豐富”的幻覺，讓年輕的駕駛者們多了幾分浮躁，少了幾分謙卑謙恭。

　　再往深處探尋，“路怒癥”其中更有人性相通的元素。其一，性格中的逞能基因。不少國人內心深處埋藏著一股“好漢情結”，人爭一口氣，一旦感覺受到挑釁，則容易演化為怒火。當然，躲在汽車的鐵皮殼里的挑釁也部分放大了安全感錯覺。其二，蔑視弱者本能。觀察可發現，相當一部分“路怒族”均屬于“半桶水響叮當”的司機，由于覺得自己“開得不錯”，因此當看到他人開車技術“很爛”乃至影響交通、阻礙行車時，難免優越生鄙夷，鄙夷生怨憤。其三，替天行道幻覺。絕大多數“路怒族”之所以理直氣壯地或者在車內高聲咒罵別人、或者搖下車窗憤然指罵他人，正是因為這種油然而生的正義感——尤其是覺得自己遵守了交通規則而對方“竟敢”破壞規矩時，這種被不平衡心理催化出來的正義感，更是瞬間暴增，從而急于“給對方一點教訓”。這種替天行道幻覺不僅體現于“路怒司機”身上，同樣也體現于一些圍觀的看客身上。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得以維系社會公共道德的傳統價值觀在現代商業文明的沖擊下，悄然消融和變形，在新的公共道德弘揚尚處在創建、調適和發育的緩慢過程中，傳統道德觀念中一些善的、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內容被摒棄，相反人性中一些固有的充滿戾氣的方面則變得更加醒目。這些惡化的表現，在上文論及的三種心態中，均能找到投射。

　　對于汽車文明相對發達的廣州而言，解析這些癥狀仍然有著高度契合的現實針對性。消弭“路怒癥”是一個系統工程，在廣州“汽車社會”仍在升檔提速的語境下，需要各方合力修煉的還有很多。比如，政府和社會對文明駕駛、安全駕駛的有意倡導和規范；又如，駕駛者個人對駕駛陋習的自覺摒棄，以及對用暴力手段“替天行道”沖動的自我否定與遏制；再如，在城市交通設施的設計和規劃上多些精益求精的勁頭，盡可能提高人性化、便捷化程度，減少道路摩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些，既需要水到渠成的培育和涵養，又必須輔以必要的人為努力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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