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在京受審官員7成受賄 省部級官員獲刑更重

　　近日，國家信訪局原副局長許杰涉嫌受賄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召開庭前會議，這意味著又一名落馬官員進入司法審判程序。

　　根據中紀委網站公示，《法制晚報》記者統計發現，自十八大召開至2015年7月6日，共有113名省部級高官落馬，872名廳局級及以下官員被查。據公開報道，落馬官員中已有147人在法院接受審判，其中99人被判刑。在京受審的官員中，72.9%被指犯受賄罪，47.9%被指犯貪污罪。

　　根據媒體公開報道，在落馬的官員中，已經有147人的案件進入開庭審理程序。由于記者是根據公開報道整理，不排除影響較小的官員開庭未被媒體關注的情況。

　　在受審的147名落馬官員中，廳局級130人，占比近七成。省部級以上有17人。除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一審開過庭沒有宣判外，其余14人均被判刑。

　　根據公開報道，147名落馬官員受審，近4成為異地審理。

　　異地審判受理法院分省內異地、跨省異地兩種情形。跨省異地受審的共有20人。如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在安徽省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南京市委原副書記、市長季建業在山東省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

　　而省內異地受審的則有38人。如：河南安陽市原副市長張勝濤受審在本省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安徽黃山市原政法委書記汪建設在安徽蚌埠市中級法院受審。

　　再進一步細分，17名原職為省部級的落馬官員中，有14人都是異地審判，占比高達82%。

　　而與之相比，廳局級落馬官員異地審判的比例則僅為2.3%。

　　解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著名刑法專家洪道德認為，關于貪官犯罪的處置，程序上往往是異地訴訟，即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理判決統統在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之外的地方進行。

　　這樣既可以預防貪官一方利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干擾司法活動，以逃脫法律制裁，也可預防當地一些勢力將不該由被告人承擔的責任強加于被告人，提升審判公平性。一般來講，省部級及以上級別的貪官要省外異地訴訟，廳局級的省內異地訴訟。

　　此外，異地審案是對司法力量的合理配置。我國各地的司法配置和水平差距明顯，對大要案的訴訟并不是誰都能勝任的。“落馬官員貪腐案件異地審理會逐漸成為一種常態”，洪道德說。

　　經本報對落馬官員所涉罪名統計，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三項在被指控的罪名中位列前三。其中，超九成落馬官員被指控犯受賄罪。

　　據統計，十八大以來因被指犯受賄、貪污罪等在北京受審的官員共有48人，其中有7人是異地審理，包括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云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沈培平等。在京受審的官員中，72.9%被指犯受賄罪，47.9%被指犯貪污罪。

　　7名外省官員在京受審

　　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

　　馬德

　　云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 沈培平

　　昆明鐵路局原局長 聞清良

　　新疆神華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 劉波坤

　　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 童名謙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 王素毅

　　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 田學仁

　　解讀：洪道德表示，北京司法機關被指定審理外地省部級貪官，不僅次數多，而且歷史悠久。主要原因是北京司法整體素質和水平比較好，既可以比較順利地審結案件，還可以創造積累經驗，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成功范例。

　　洪道德分析，這是由受賄罪的犯罪行為特點決定的。官員非法為己謀利，無非貪污、受賄兩個途徑。絕大多數貪官并非財會人員，一個人很難完成巨款貪污；而賄賂一般在兩人或多人之間進行，一方行賄一方受賄，“相比較貪污公款，很多官員認為收受賄賂比較隱蔽，不容易被發現，受賄也就成了貪官非法積聚個人財富的主要方式。”

　　從涉案金額來看，貪污、挪用金錢數目與其權力成正比。倪發科、季建業、廖少華受賄均超千萬，分別為1348萬、1132萬、1324萬，但他們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15年、16年。

　　解讀：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研究員、反腐問題研究專家李勇分析認為，同案同罰是法治的一條基本原則。法官可以基于不同的量刑情節，比如是否有自首等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等，在法律的范圍內，依據經驗和邏輯予以心證，但是必須要向人們予以公示，判案要予以說理，讓人們心服口服。

　　省部級官員

　　獲刑更重

　　從判決結果來看，截至目前，僅廣州市白云農工商公司(國企)原總經理張新華因貪腐3.4億被判死刑。

　　廳局級及以下官員集中獲有期徒刑10年以上，占比35.4%。而相比而言，省部級官員獲刑更重，17名省部級落馬官員人中有6人被判無期徒刑，另5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以上，二者占比高達65%。

　　目前來看，領刑最少的為童名謙，二中院以犯玩忽職守罪，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判決后，童名謙表示不上訴。據悉，童名謙受審時多次求輕判。他也成為十八大后首個因“玩忽職守”被判刑的高官。

　　解讀：李勇表示，量刑的標準依據涉案貪腐的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而定。

　　一般而言，經查實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影響極其惡劣可以判處死刑。不過現代社會，為了讓人們尊重生命權，除非暴力剝奪別人的生命，死刑慎用是一個文明標志，相信未來中國因侵犯財產而非生命的死刑案件包括貪腐案件會減少。

　　洪道德認為，貪腐犯罪的處罰輕重要看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犯罪數額大小；二是有無認罪悔罪、積極全部退贓情節；三是貪腐行為有無造成非常嚴重的其他方面的損害后果。所以，職務高低不是重要因素。

　　潛伏期？

　　職務犯罪

　　平均潛伏8年半

　　法晚記者統計發現，落馬官員從開始犯罪到最終案發的平均潛伏期是8.6年。

　　“潛伏期”最長的是安徽省黃山市委原常委、政法委書記汪建設，從1987年至2012年，先后擔任黟縣城建局局長到黃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政法委書記等職，他一路升遷一路腐敗，受賄持續25年，接受56人的賄賂510余萬元，其于2013年10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解讀：李勇認為，當前中央強力推進不敢腐的進程，這對于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都居功至偉。而落馬官員究竟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樣的罪名，都需要經受法律的檢驗。每個落馬官員的犯罪情節、被捕后的認罪態度等都導致偵查難易程度有所區別，所以進入庭審階段所經歷的時間也不同。

　　一些前期曝光的案件已經掌握充分證據，因此將陸續進入“審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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