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短期支教尷尬現狀：當地天天默念別出事

　　“我怕我沒有機會，跟你說一聲再見，因為也許就再也見不到你……”

　　7月15日的晚上，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陽區北閘鎮塘房村上，這個西南邊陲的小村落已陷入一片寂靜，然而黑暗中，塘房小學操場上的孩子們，卻不停地在抹眼淚。

　　在平常的時間里，孩子們本應在家中幫忙干活或者溫習功課，然而今天他們卻聚集在這個沒有燈光的操場上，遲遲不肯離去。因為，今天晚上浙江傳媒學院國際文化傳播學院支教隊員們就要離開了。

　　從早上開始，學生們就忙活不停，從家里摘了新鮮的桃子、蘋果帶來送給老師，中午吃過飯之后也立即趕回學校，好像老師會突然不見了一樣。

　　忽然間，一束強光從遠處照射過來，一個孩子帶著哭腔說：“老師，車來了。”

　　拎著學生送的6大袋折紙、信和花環，還有自身的行李，領隊黃少芬坐上了返程的車，和相處了七天的孩子說再見。

　　每一年，像這樣的情景會在全國各地較為貧困的鄉村學校中上演。大學生支教團帶著歡笑而來，帶著淚水離開。

　　但與長期支教因對鄉村教育的有力推動、反響一直良好相比，隨著短期支教活動在各地的不斷推進，在為鄉村孩子們帶來幾多歡樂和成長正能量的大背景下，這種模式客觀上打亂正常教學秩序、成效并不持久、影響學生心理、偏向功利主義等問題也開始逐漸顯現。

　　校長—天天默念“千萬別出事”

　　7月7日凌晨3點，在床上躺了許久的李世權還是難以入眠，輾轉反側之后終于聽到電話響了起來，他一個激靈坐起來，簡單地應答了幾句，便掛了電話，匆匆穿好衣服，拿上鑰匙，點燃了家門口大巴的發動機。40分鐘后，他出現在昭通火車站的門口。他如此匆忙緊張的夜行，只為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們”—來自浙江某學院的支教學生。

　　這是這個支教隊第二次來到塘房小學，而在此之前，這位在校任職15年的校長曾接到過不下5支隊伍的支教申請，但都被他一一拒絕了。“之前的申請都是在暑假，孩子們都放假了，要做支教就要把他們召集回來。”難以確保的安全問題讓李世權一直沒有接受支教團隊。

　　而之所以答應這個學校的支教隊，李世權坦言是因為禁不住前任領隊許成龍的軟磨硬泡：每天三五條短信“轟炸”，電話里也一直保證支教隊成員都購買了保險，安全問題可以得到保障。拗不過許成龍的執著，李世權到浙江和他們做了正面溝通，最終做出了“未放假可操作”的讓步，讓他們在學期末到校進行支教。

　　合作雖然敲定了，但接下來還有更多的麻煩事等著李世權。由于沒有經過上級的審批和備案，支教中經費支出、學生的食宿安排等都需要他自己來想辦法解決。這讓他感到有些為難。

　　學校沒有住宿的地方，李世權就把老師們午休的兩間屋子騰了出來，除了一張正規的高低床外，其他的床都是用學校的木板和爛桌子拼湊起來的，被褥也是直接從老師那里借來的。

　　平日里，學校只有在中午才開伙，為學生提供免費午餐，但為了給支教隊提供一日三餐，李世權不得不請做飯師傅加班加點。早晨6點到校準備早飯，晚上6點做完晚飯才能離開。在食譜規劃上，他也盡力保證“頓頓都有肉，還是瘦肉”。

　　除此之外，他還和后勤主任購置了一批洗漱用具，在支教隊的宿舍里安裝了這個學校的第二、三盞燈，擔心晚上學生們上廁所不方便，他還特意準備了兩把手電。

　　生活起居安排妥當后，繃在李世權心中最緊的那根弦便是安全問題。“千萬別出事兒”是他這幾天一直在心中默念的話。為此，他每晚都會給學生打電話聯系。沒日沒夜地將精力和時間放在學校里，李世權遭到了老婆的連連抱怨：“連自己的孩子都不關心。”

　　志愿者—我再也不會參加類似的短期支教

　　展示支教情景，講述支教流程、生活狀況，制定支教策劃書……作為支教團隊長，北京某學院的李科一會在每一期支教團隊出發前給隊員做培訓。盡管打好各種“預防針”，但新隊員去之后還是會遇到各種意料之外的問題。

　　“第三批買錯了汽車票了，晚上9點了才到達目的地。”李科一說，“還好隊員們能及時調整，就是他們辛苦了一點。”

　　無獨有偶，在李世權眼中，大學生本身就是一群孩子，生活自理能力比較差，加之沒有老師的帶隊，更容易出現問題。他就遇到過，有的支教學生在來的火車上丟了手機。

　　在他看來，學校對于學生的培訓并不太夠。

　　在被問及支教存在的問題時，一位有過短期支教經歷的畢業生馮惠（化名）連連搖頭，“問題太多了！”在她看來，支教隊對于成員的選定門檻太低了。學生是否適合支教？支教需要具備哪些資格？能否做好支教工作？這一系列問題都被忽視掉了。

　　馮惠坦言：“其實問題從前期準備階段就開始了，反正我對支教挺失望的，再也不會參加類似的短期支教了。”

　　支教隊員很難保證都是師范類，對于教材教案的理解和運用缺乏專業知識；準備階段缺少有效的溝通交流，隊員的團隊意識不強；各團隊與支教地沒有形成系統對接模式，以至于問題頻發；缺乏支教歸來后的經驗交流總結，導致前期總結的經驗、出現的問題都不能夠及時有效傳達給下一期……

　　對此，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雷萬鵬表示，“光有熱情和知識理論還不夠，一定要通過培訓才能讓支教真正實現價值。”

　　他認為，作為支教者，大學生團隊首先要對當地教育現狀有足夠了解，對孩子的心理、生理發展情況有一定了解，然后儲備足夠的教育學、心理學知識，最后在實踐中要關注和孩子的交往。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院長林丹華老師也指出，大學生在支教前要經過一定的“發展心理學”培訓，明確支教對象中各年齡段孩子們的心理特征，了解留守兒童最需要什么。在支教過程中，我們應轉變視角，正常看待他們，而不是單純地將其當做弱勢群體來對待，不要一廂情愿給予。

　　除了培訓之外，還要讓支教更加純粹一些。有的大學生在支教的過程中，并沒有把心思放在支教上，而是到處托關系找媒體進行報道。還有很多學生積極報名支教活動，但在實際過程中卻不專注，甚至是進行觀光式的支教。

　　“實際上這是一種資源浪費。”參加過多次支教的李科一直言。

　　孩子—喜歡但不需要“一次性”老師

　　回程的路上，支教隊員黃少芬收到了男孩李天猛發來的QQ消息：“姐，送給你，蘋果路上餓了吃，不許哭，要乖哦。”文字下面是23朵玫瑰花加上14個蘋果的表情。這個黃少芬口中的暖男，卻是學校老師眼中的“熊孩子”。

　　曾經有一次，因為在課堂上不讀書，李天猛和身為班主任的舅舅發生了正面沖突，一言不合，他直接將書包從教室里扔到了樓下。

　　然而，在支教隊到來后，這個處在青春期的小男生收起了叛逆，每次課都會認真聽講。手工課上，在沒有任何指導的前提下，他在5分鐘之內用撲克牌做了一個小紙簍，并送給老師留作紀念。由于宿舍在三樓，支教團的女孩子每天打水都略有不便，每當這時，他就會主動站出來，接過姐姐們手中的水壺，說：“女孩子怎么能做這些事呢，這些讓我來就好了。”

　　臨別那天，李天猛是哭的最兇的孩子之一。

　　和李天猛一樣不舍得支教隊離開的，還有山西省忻州市靜樂縣下馬城村小學的孩子們。

　　2012年，山西大學的范小康參加了學校的研究生支教團，在下馬城村小學教書的一年里，他兼任六年級語文、英語、科學社會等多門課的老師。由于本地老師和范小康的教學方法出入很大，在他離開之后，很多學生感到學習上難以適應，并坦言不太喜歡以前老師的教學方式，很想念他。

　　“我在與孩子告別的時候承諾一定會回來看他們的，可是由于學習太忙，已經過去兩年了，還沒有回去看他們，我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范小康說。

　　面對學生存在的心理落差問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鄭倫老師認為，把握好和孩子們相處的分寸很重要，“千萬不要輕易承諾，若承諾了就一定要兌現。孩子們在與支教隊員相處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天然的好感和信任，面對短暫快樂相聚之后的別離他們難免失落，這個時候支教隊員如果不兌現承諾，孩子們的失落感會更大，嚴重的甚至會產生輕微抑郁。”

　　除了情感因素外，本地師資力量匱乏，城鄉教育差距嚴重是另一造成鄉村孩子產生心理落差的根本原因。

　　在塘房小學的課表上，語、數、英、音、體、美交叉出現，學校里投影儀、鋼琴、畫板也一應俱全。然而在學生的課桌上，能看到的也只有語文書和數學書。“除了這兩門，其他的課開不了。”校長李世權對此直言不諱。

　　近年來，受到社會各界的資助，塘房小學的硬件條件得到了良好的改善，但教學軟實力卻一直沒能跟上，音體美等素質課老師成為稀缺人才。

　　“要是碰到一個音樂老師下來，各個校長因為搶人，都能打起來。”農村教育資源的缺乏，讓當地孩子在適應大學生新穎的教學方式后，很難再接受當地教育的現狀。

　　在采訪的過程中，有的小學校長就向記者抱怨，農村學校并不缺少現代化的設備，但是我們缺少使用現代化設備的老師。

　　從這一點來說，大學生短期支教無異于隔靴搔癢，難以改變農村缺少老師的現狀。

　　短期支教—如何實現多贏

　　打亂正常教學秩序、成效并不持久、影響學生心理、偏向功利主義……面對短期支教存在的諸多問題，雷萬鵬認為要高度警惕，但不能一棒子打死。大學生支教是個好事情，不僅能讓大學生自身提高對農村教育和中國社會的理解，還能給留守兒童帶來關愛，幫助他們“開眼看世界”。而后者也是李世權最看重的。

　　在塘房村，95%學生的父母都在外打工，許多學生有時只能在春節前后見一次父母。看著每年家里人從外面帶回來的新鮮的小玩意兒，哥哥姐姐們穿的“光鮮亮麗”，一些孩子萌生了“讀書無用”的想法，在初中上了一兩個月后便跑回來，說想要到城市里去打工。

　　基于此，李世權希望支教隊能夠“帶給孩子們更大的視野，培養他們的理想，讓他們成為真正豐富的人”。而現實也讓他足夠滿意。

　　“我想當一名中國海軍，保護中國人民和老師。”“我想做一個和你們一樣的大學生，做一個有夢想和樂于助人的人，讓人們過上幸福的日子，因此我要奮斗。”“長大以后去大千世界，玩遍中國，在外面找到好工作，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支教隊走后，塘房小學教室的心愿墻上貼滿了孩子們的夢想。

　　同時，為了讓支教形成一個持續的效果，浙江這家學院的學生支教隊和塘房小學簽署了一份“五年計劃”的協議，試圖通過建立長久的戰略合作關系，拉長支教戰線，進行定點對口的支教活動。

　　和黃少芬團隊一樣，山西大學的范小康也曾為為此作出努力。

　　支教期間，范小康曾嘗試著做一個“一對一幫扶”的工作，即將城市家庭和農村家庭聯系起來，做專項的幫扶，每個月固定資助一兩百元，并進行相應的情感聯系。通過做中介，搭橋梁的方式，他將短期的支教竭盡所能轉化為長效機制。

　　在他看來，支教最重要的不是時間長短，而是要能夠行之有效地延續下去。支教團隊應該做一個中介，把農村問題帶出來，把城市資源帶進去，通過動用廣大的社會力量，共同解決農村教育存在的各種問題。

　　范小康的做法，得到了雷萬鵬的認同。他指出，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短期支教和農村教育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單方面和個人能夠解決的，還需要和當地教育部門建立聯系，將教育、財政、公安、婦聯等社會部門聯合起來，并和社會工作者、學術團體、機構等一起形成合力，以“本地+外地”的聯動模式推動問題的解決。

　　有的高校團委老師建議，學校對于支教應該做長期的戰略規劃，有針對性地進行定點對口的支教，減少盲目行動。問題也隨之而來，一些高校的團委擔心本校的大學生外出參加支教出現安全問題，老師們為了“躲避”責任，就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直接導致一些高校大學生支教“無序化”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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