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44地方官已調任中央 分析稱體現組織重用之意

　　【特別報道】十八大以來44名地方官任職中央

　　8月2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領導機構”欄目更新，顯示稍早前卸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職務的楊曉超已于7月任中央紀委秘書長(正部長級)。

　　今年從地方赴中央有關部門任職的官員并非楊曉超一人。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2015年1—8月，包括楊曉超在內，已經有7人從地方履新中央有關部門并擔任要職。

　　這樣的人事調整從2012年11月十八大召開后就已經開始。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后進京到中央有關部門任職的地方官員有44人，其中，一部分是副部級平調，一部分是晉升，即從正廳級晉升副部級或從副部級晉升正部級。

　　學術分析：平調官員任職重要崗位，也是一種“升遷”

　　十八大以來，楊曉超的職務已經發生了3次變化。

　　2013年7月，時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的楊曉超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分管醫療、教育、體育等領域。2014年9月，楊曉超接替趙鳳桐擔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在經歷了近一年的司法工作歷練后，今年7月，楊曉超調任中紀委。

　　翻看十八大以來任職中央的地方官員履歷，像楊曉超這樣曾長期任職地方的官員并非個案，44名官員中約3/4的官員都有長期任職地方的經歷。

　　44名官員中，平調的有30人。其中，多數人任職重要崗位。

　　比如，天津市政協原主席、黨組書記何立峰，2014年6月調任國家發改委任職副主任，在副主任中排名第二，是國家發改委現有的6位“正部長級副主任”之一；廣東省原副省長劉昆2013年5月調任財政部副部長一職，目前在副部長中排名第三。

　　任職中央的地方官員中得到晉升的也不在少數，據本刊不完全統計，約有14人得到晉升，而且多數在重要部門任職重要崗位。

　　張義珍，河北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今年7月被任命為人社部副部長。張義珍出身教育系統，曾在大學任職長達20年。2004年，張義珍由河北農業大學副校長轉任河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4年后擔任河北省唐山市委副書記；2012年出任河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黨組書記、廳長；2015年6月任人社部黨組成員，7月開始擔任人社部副部長。

　　國家行政學院原科研部主任許耀桐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一些從地方調到中央機關的官員，在職務上雖然是平調，算不上高升，但是赴任的卻是關鍵的、重要的崗位，是得到了重用，預示著未來可能會被提拔，仕途之路會更好。”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管是平級調動還是晉升，對于干部個體來說，都體現了組織的‘重用’之意，都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升遷’。”

　　赴京官員多數為50后，學者型官員居多

　　盤點十八大以來從地方赴中央有關部門任職的官員，在年齡分布上，跟從中央到地方任職的官員明顯不同。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進京官員職務調整時的年齡，集中在52～60歲，這是多數省部級官員所處的年齡段，有31人的年齡超過了55歲，多是典型的“50后”。這跟之前本刊統計的“空降”地方任職“京官”大多為“60后”，即大多不到55歲存在差別。

　　統計顯示，在這些赴任中央有關部門的官員中，最年輕的是人社部副部長張義珍，出生于1964年，今年51歲。年齡最大的是2014年11月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秦光榮，今年65歲，調動回京的年齡是64歲。其次是2014年6月任職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黨組書記的陳政高，今年63歲，調動時的年齡是62歲，和陳政高同齡的還有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陳存根，2013年1月他從重慶調到北京時是61歲。

　　相比于赴地方任職的“京官”，地方官進京出現年齡層次差別，在胡仙芝研究員看來，基本符合了干部成長本身的規律。

　　胡仙芝表示：“一般來說，年齡和經歷密不可分。年紀輕的，經歷相對簡單，經驗和能力肯定不如年紀大的來得豐富和全面，因此更需要到基層和地方鍛煉。而經歷過地方鍛煉的干部，在認識高度、經驗程度和能力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能夠把握國家宏觀、全局的治理工作，也更加適合和勝任中央層面的一些工作崗位。”

　　除了年齡外，這些進京官員的學歷也是一大看點。統計顯示，博士15人，碩士24人，本科4人，大專1人，其中擁有博士學歷的占了1/3多。

　　在公眾的印象中，“學者型”官員擅長理論和研究，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責任意識強、公眾形象普遍較好。

　　“很顯然，在地方經過歷練的這些學者型官員，能夠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他們能夠被調往中央，顯示出被看重和寄予厚望。”許耀桐說。

　　從時間上，十八大以來，2013年是地方官進京比較集中的年份，統計顯示，這一年有23人從地方到中央任職。

　　對此，許耀桐認為：“十八大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因為我國領導人是每五年一次交接，調動干部頻繁主要和屆期有關，所以2013年的調動會比較頻繁一些。”

　　除此之外，跟“央地干部交流”的任期也有關系。胡仙芝告訴記者，央地干部交流的官員是有任期的，地方官員一般是三年一屆。“一般地，在干部換屆的年份干部流動比較多，其他的年份則屬于調空補缺。2013、2014、2015年份干部流動數量的分布，也體現了這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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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前中組部選派66名廳官任職地方，回京晉升副部級至少7人

　　今年夏天，辛國斌再次搬家了，他從青海省副省長的位置，調回工信部擔任副部長。

　　8月8日，在內蒙古包頭市召開的第七屆中國包頭稀土論壇上，辛國斌首次以工信部副部長的身份在媒體前亮相。

　　作為5年前中組部選派到地方交流任職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辛國斌赴任青海前任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之后歷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書記(正廳級)、青海省副省長等職務。

　　在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國斌這樣到中央有關部門任職副部級職位的官員至少有7個人。從履歷看，辛國斌是就地晉升為副省級官員后回京的，跟他一樣就地提副省級后回京的，還有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原書記喻紅秋，當時調任貴州省貴陽市委副書記，后升任貴州省委常委、宣傳部長，之后回京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如今是中央紀委駐中央組織部紀檢組組長。

　　除了就地提拔為副省級官員，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當年66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有5名屬于“回爐”出任副部級官員。2013年8月升任財政部副部長的史耀斌，被選派到地方交流時是財政部稅政司司長，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不到三年就“回爐”財政部出任副部長，目前分管稅政司、金融司、國際經濟關系司、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PPP中心)。

　　同樣經過“回爐”提副部的，還有現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金學鋒、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局長劉俊臣，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成員、理事會副主任鄒天敬，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吳清海等。

　　專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視基層和地方的任職鍛煉，把到基層和地方工作作為培養高層公務員的途徑，目前加大了這方面的工作力度。

　　許耀桐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中組部當年選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交流任職，直接促進了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職，這些官員能夠提拔回京，顯然是屬于國家緊缺型人才，“這種交流既是加強地方治理、促進地方發展的客觀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養的長遠需求，也是促進央地交流、優化政治環境、預防集體腐敗的有利選擇。”

　　東部地區赴中央任職官員最多，北京拔頭籌

　　東部經濟發達，往往成為中央安排鍛煉干部比較多的地方。

　　不僅如此，東部也成為官員從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統計顯示，在44位進京地方官中，從東部沿海地區調往中央的官員數量最多，有17人。

　　從東部調往中央的官員中，涵蓋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發達地區。

　　胡仙芝認為：“決定干部升遷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業績是最主要的。從地區分布來看，結合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不難得出，政績在干部考核和激勵機制中還是有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發現，從東部地區調往中央官員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廣東、浙江、福建等地區，而是北京。統計顯示，十八大以來，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職。

　　在胡仙芝看來，由于地理位置貼近，所以來往交流關系也就更為密切，信息溝通及時機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樣在京工作，工作事業與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統一協調，所以客觀上會導致北京與中央交流的機會更多。

　　“事實上，在北京工作的地方官，家庭、生活上基本不會有后顧之憂，所以只要組織有需要，基本上都能夠實現；而其他地方的官員到中央來工作，拖家帶口，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家庭安置、兩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等諸多現實困難”。胡仙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