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癱兒救治基金運行兩年夭亡 運行費超募款一半

　　兒慈會官方網站上，“星光專項基金”顯示“已結束”。

　　在終止該基金的決定中，兒慈會指基金存在缺乏規劃、管理不善等問題。

　　醫院病房內，15歲的腦癱患兒陳洪只能依靠拐杖行走，為治病家里已花光了所有積蓄。安沂華介紹，像陳洪這樣亟待救助的腦癱患兒還有很多，但用于救助他們的“星光專項基金”卻已夭折。

　　至少73個被腦癱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家庭還在眼巴巴等著“星光專項基金”伸出援手，但這個以救助腦癱患兒之名成立的基金早在兩年前就已夭亡。

　　與啟動之初，民政部官員到場支持，央視《星光大道》節目頻頻倡議，陳坤、李玉剛等明星義演募捐的喧嘩相比，“星光專項基金”的終結顯得異常低調，主管單位只是在其官網項目介紹中加了“已結束”三字。沒有相關報道，連發起人都不知其已不存在。

　　事實上，這個基金存在的不到兩年里，外界難以獲知其募款多少，用在何處。這樣的情況并非只出現在“星光專項基金”。據中國公益研究院研究部對244個專項基金進行的監測，結果顯示，只有18%的專項基金通過各種渠道公開了相關信息。

　　不透明的專項基金背后隱藏著什么？星光專項基金夭折后，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這個共募集140萬余元資金、67萬余元物資的基金，其管理費、行政支出及人員支出超過募集現款總額的一半，近86萬元。

　　有公益界人士指出，星光專項基金的夭亡，折射出的是我國慈善專項基金管理混亂、監督失效、追責機制不健全的現狀。

　　熄滅的希望

　　腦癱患兒亟待救助，武警醫院至少73名患兒申請基金治病無果

　　陳銀華絕望了。

　　這個曬得皮膚黝黑的重慶漢子咬著牙對躺在醫院病床上的女兒說，“走，咱們回去。”

　　陳洪“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15歲的她出生時因缺氧導致腦癱，被認定為二級肢殘，15年來，陳洪大多數是躺著度過的。

　　今年7月，陳銀華帶著女兒和家中僅有的5000元積蓄，又借來5萬余元進京治病，他們找到中國武警總醫院。

　　陳洪的母親常年患病，全家僅靠陳銀華維持生計。他掰著指頭算，每晚15元的陪床費太貴了，他一直睡地上，靠吃泡面充饑。在京14天，生活費只花了500元。

　　帶來的錢還是沒了，全部用于陳洪的腰椎穿刺手術。

　　醫院建議繼續留院休養，陳銀華狠心拒絕。

　　回去，意味著陳洪可能一生都再難有好轉的希望。

　　“這些家庭真是挺難的，只可惜基金用不了了。”陳銀華的遭遇，讓安沂華又念叨起“星光專項基金”。

　　這位武警總醫院干細胞移植專家說著說著就拍了桌子，“這個基金是武警總醫院參與發起、專門用來救助腦癱患兒的慈善基金，光我知道的就收了一百多萬捐款，可我們只為兩批14名患兒申請下來共25萬元，其余的都沒影了。”

　　來自甘肅蘭州的14歲腦癱患兒祁艷婷，曾一度接近星光專項基金。

　　2011年7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祁艷婷在武警總醫院花費5萬多元做了干細胞移植手術。此時，她的家庭已拿不出一分錢，連藥都吃不起。

　　后來他們聽說了星光專項基金，并遞交了申請材料。

　　4年過去了，祁艷婷還在等，原本手術后已經學會站立的祁艷婷病情已再度惡化。

　　“現在光是睡，也不能坐，感覺快沒希望了，”祁艷婷的母親仍舊想著基金能夠發放，幫助女兒進行第二次手術。

　　武警總醫院統計，像祁艷婷這樣的遞交過申請材料卻還沒有得到救助的患兒，至少還有7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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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曾經燦爛

　　《星光大道》關注腦癱患兒，多方合作設立“兒童星光基金”

　　事實上，安沂華提到的星光專項基金，就是為那些腦癱患兒設立的。

　　“中國有幾百萬腦癱患兒，需要幫助的太多”，讓安沂華尷尬的是，他的科室每月收治的上千腦癱患者，部分患者家庭極端貧困，他和科室同事除了給一些患兒捐錢外，只能在各種場合呼吁為腦癱兒成立救助基金。

　　2010年11月，一則“雙胞胎腦癱姐妹急需救助”的新聞，引發社會關注。安沂華回憶，醫院免除了兩個孩子的部分手術費，他和同事也捐出了部分獎金。

　　轉機隨后出現，央視《星光大道》欄目組聽聞此事，來醫院看望這對姐妹。

　　之后，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后改稱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簡稱福基會)副理事長張仲、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簡稱關工委)“教育發展中心早產兒互助工程辦公室”執行主任寧密、副主任馬佳年分別找到安沂華，稱可幫助醫院成立救助腦癱患兒的公益基金。

　　2010年12月2日，在《星光大道》錄制現場，安沂華呼吁關愛腦癱患兒。張仲、寧密等人宣布，將成立專門救助腦癱兒童的康復基金。

　　2011年8月21日，由中國民營企業家協會、福基會、中國人口宣教中心聯合舉辦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慈善晚會上，“星光專項基金”的前身“兒童星光基金”宣告成立。

　　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和《公益事業捐贈法》，基金不具備法人資格，基金進行的任何公募活動，都必須以基金會名義進行。因此，“兒童星光基金”以“掛靠”形式成為福基會名下的專項基金。

　　基金成立現場，在民政部官員和陳坤、李玉剛等影視明星助陣下，發起了針對該基金的拍賣和募捐。公開報道顯示，截至當年10月31日，基金共募集善款140萬余元。

　　2011年7月26日，福基會，關工委“教育發展中心早產兒互助工程辦公室”和安沂華共同簽署“兒童星光基金(項目)合作協議”。

　　協議顯示，三方約定設立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張仲、安沂華、寧密、馬佳年及武警總醫院醫生王曉東等7人。各方共同提出項目方案，報基金會同意后，由管委會根據項目進度報基金會審核支付費用。但王曉東表示，并不知道自己有這一身份。

　　“轉會”

　　“兒童星光基金”成立兩月即轉至兒慈會，“放款快”成理由

　　令人意外的是，“兒童星光基金”在成立兩個月后“轉會”了。

　　福基會一負責人透露，2011年九、十月間，作為該基金管委會秘書長的馬佳年找到福基會，提出將基金轉到兒慈會，理由是福基會“放款慢”。

　　關于“轉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鄧國勝認為，基金與基金會的關系是“掛靠”，“轉會”屬于重大變更，如果基金會同意轉走，基金管委會又能一致通過，就可以“轉會”。

　　“馬佳年過來找簽字，有時候簽字的領導不在，但她又急著要，那怎么辦？”福基會副理事長、“兒童星光基金”管委會主任張仲回憶，福基會本可拒絕馬佳年轉走基金的要求，但感覺對方可能也有為難之處，最終還是同意了。

　　受贈方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下簡稱“兒慈會”)常務副秘書長姜瑩回憶，寧密和馬佳年找到兒慈會，希望將“兒童星光基金”納入兒慈會名下。

　　“她們認為兒慈會更符合基金的定位”，姜瑩提到，寧密和馬佳年還認為“兒慈會放款快”。

　　2011年10月11日，兒慈會簽署“星光‘窩夢’基金協議書”顯示，與其簽協議的只有寧密個人，“兒童星光基金”變身“星光專項基金”，寧密身份也由關工委“教育發展中心早產兒互助工程辦公室”執行主任變成了“早產兒聯盟現任領導人”。

　　事實上，“轉會”也偏離這個基金設立的初衷。福基金將此前募集到的140萬余元轉給兒慈會時，曾在捐贈協議中明確，這筆善款繼續用于腦癱兒童和孤殘兒童救助等工作。但在寧密與兒慈會所簽協議中，基金宗旨變成了“開展有關早產兒疾病救治和貧困、殘疾等青少年弱勢群體的醫療和相關知識普及和救助活動”，腦癱患兒未專門提及，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救助打工子弟幼兒園等項目。

　　姜瑩稱，兒慈會與寧密簽署的協議，內容系寧密自行填寫。

　　不透明的基金

　　管理混亂監督失效；管委會流于形式，成員之間不認識不接觸

　　兒慈會官網顯示，“星光專項基金”管委會成員共有5人：主任寧密，副主任姜瑩、安沂華、楊大偉，執行主任馬佳年。

　　“我從來不知道自己還有這個副主任身份”，看到記者拿到的“星光專項基金”立項決定公告，安沂華非常吃驚。

　　同為管委會副主任的姜瑩說，她既不認識安沂華，也不知道楊大偉，“沒有接觸過，也沒見過面。”

　　“如果成員之間不見面、不接觸，怎么決定基金的使用？”北師大珠海分校兼職教授、基金管理專家程剛表示，管委會成員有權知道基金運作情況，如發現問題可向隸屬基金會舉報。

　　“星光專項基金”成立后，馬佳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善款均隨時接受捐款人審查，明細也將同時在福基會、關工委“早產兒互助工程”官方網站公布。

　　同時“星光專項基金”協議規定：基金每周查賬一次，在雙方網站上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和審計部門的審計。

　　但事實上，星光專項基金自始至終未公開過詳細賬本。

　　2014年2月25日，兒慈會下發的《關于終止星光‘窩夢’基金協議的決定》顯示，2013年6月，兒慈會發現“星光專項基金”資金告罄，遂決定終止該基金協議。

　　在這份終止決定中，兒慈會羅列了“星光‘窩夢’基金”工作缺乏規劃、拖欠借款、員工管理不善、不提交工作報告、拖欠基金會費用等七個問題。

　　寧密、馬佳年簽字確認了這份決定。

　　然而，項目早已終止，作為星光專項基金原始發起人之一的安沂華一無所知。

　　他的記憶還停留在2012年5月，馬佳年最后一次從武警總醫院拿走了30份腦癱患兒申請材料，此后再無音訊。

　　“我們去問，馬佳年給的回復是沒有人捐款，基金需要‘保底’，給不了。”王曉東說。而基金所有資金告罄是在2013年6月。

　　也就是說，2012年5月31日武警總醫院第三次申請救治款時，基金的賬上是有錢的，但沒有人給他們放款。

　　“基金會對這個基金的監管確實存在問題。”姜瑩在接受采訪時坦承，他們的監管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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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畸高的管理成本

　　基金運轉不到兩年資金告罄；管理費及行政、人員支出超募集現款一半

　　管理的混亂和監管的失效，最終帶給“星光專項基金”的是夭亡。

　　兒慈會官網公示，“星光專項基金”募集總額221萬余元，其中包括價值67萬余元的物資。支出款物總額226萬余元。

　　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結束時間、款項來源及具體用途。

　　根據協議，兒慈會和“星光專項基金”按照募款總額的10%收取管理經費，其中5%由兒慈會用作管理經費，5%作為星光基金管理經費。

　　但兒慈會提供的一份粗略賬單顯示，基金僅救助了13名包括腦癱患兒在內的貧病兒童，耗資59萬元、19項宣傳倡導活動費用共計8萬余元，剩余的近86萬元被用于管理費、行政支出以及人員支出。

　　由此推算，星光基金的運行成本超過所募現款總額一半。“今后誰還有信心做公益呢？”8月28日，一名曾為該基金捐款55萬元的企業家表示不滿。

　　“我們最初都以為(星光專項)基金會朝好的方向發展，馬佳年每次來報賬也都是兩三千這樣小額度的，年底統計才發現已經超了。”姜瑩介紹說，在放款不超過3萬的情況下，星光專項基金的放款流程是，基金項目人員、副主任、主任簽字后到基金會財務簽字即可放款。

　　“只要不是大額的，寧密簽了字，拿到我們財務就能取走錢。”姜瑩說，兒慈會在對“星光專項基金”支出的監管，僅限于馬佳年來報賬時提供的賬戶是對公賬戶而非私人賬戶，至于錢打給誰，項目究竟是否真實，兒慈會并未去核實。

　　“沒有從基金里面拿過一分錢，甚至沒有報銷過一分錢油錢。”8月11日，寧密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只負責為發放善款簽字，很少拒絕簽字，具體的資金使用情況，寧密稱只有馬佳年清楚。

　　“現在確實是在腦癱方面用得不多”，寧密承認，捐款人沒有明確說善款要用于腦癱兒童，所以只要用于公益活動就沒有問題。

　　“我只是個做事的，錢怎么花，我不負責。”7月28日，記者向“星光專項基金”執行主任馬佳年求證善款用途、資金管理方式等問題，她均以此作答。

　　資深公益人士、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才讓多吉認為，星光專項基金管理費遠遠超過協議規定的10%，只能說明兒慈會對基金財務管理內控失敗。此類情況可向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執法大隊進行舉報。若情況屬實，可對基金進行警告、甚至撤銷基金會的處分。

　　專項基金亂象叢生

　　參與初創機構基金設立前已取消；管委會主任、執行主任稱不負責

　　更多的漏洞被暴露出來。

　　記者調查發現，早在“星光專項基金”設立之前，寧密和馬佳年以關工委“教育發展中心早產兒互助工程辦公室”的名義在福基會已設立過“早產兒救助基金”，2011年又以同樣的名義設立了“星光專項基金”。

　　“我們懷疑馬佳年把這兩個基金的錢串著用。”福基會某負責人表示，“早產兒救助基金”與“星光專項基金”用途有重疊部分。

　　“寧密在這里沒有任何職務”，今年8月，關工委教育中心主任黃浦透露，關工委“教育發展中心”早在2010年3月31日已經取消，教育中心是在2014年5月15日重新登記注冊的。

　　“早產兒互助工程辦公室不是法人機構，原則上是不能和我們簽協議的，但當時福基會剛成立不久，被鉆了空子”，福基會項目部副主任劉芳說。

　　“寧密自稱是關工委的，我們也沒有去懷疑”，兒慈會秘書長王林說，他至今保留著寧密和馬佳年遞給他的帶有“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字樣的名片。

　　馬佳年在多個公開場合自稱“早產兒聯盟”創始人，該組織為“國際范圍內最大的早產兒組織”。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查詢發現，早產兒聯盟并未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根據《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規定，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進行活動的屬于非法民間組織。

　　多名曾跟隨馬佳年做公益的志愿者稱，此前，馬佳年募資兩億元建早產兒醫院等多個項目計劃均告失敗，大概從2012年起，她已基本不做實際的救助工作，只是在做宣傳和辦活動。

　　記者多次請求與馬佳年見面，均被其推辭，對于管理混亂、賬目收支、運行成本高昂等一系列問題，馬佳年稱自己不知道，“我只是做事的，你還不明白嗎？”

　　8月10日，在福基會辦公室，記者再次向馬佳年求證上述問題，對方拒絕給予詳細回答。“不要再騷擾我”，最終，在交談不到10分鐘后，馬佳年起身離席。

　　清華大學教授鄧國勝表示，目前在國內，基金管理屬于灰色地帶，并沒有明確的管理辦法。政府的管理只能觸及到基金會這一層面，不會對每個基金作出要求。基金是基金會的一部分，只能參照基金會的管理辦法。

　　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基金會理事會決策不當，致使基金會遭受財產損失的，參與決策的理事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私分、侵占、挪用基金會財產的，應當退還非法占用的財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另據了解，2013年前后，中國公益研究院研究部從捐贈收支等5個方面對16家基金會的244個專項基金進行了監測，結果顯示，只有18%的專項基金通過基金會或自建網站公開了相關信息。

　　“必須得有個說法！”安沂華表示，他已準備聯系律師，前往兒慈會“查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