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底層瞧不上“就近入學” 教育致貧認為有出息

　　教育致貧被認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

　　鄉村底層瞧不上“就近入學”

　　□鄉村底層家庭從內心也希望讓子女能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卻無力支撐這種愿望

　　□家長們相互攀比，導致孩子進縣城讀書的家庭重心就越來越下移到農村

　　□在無力選擇或選擇性致貧的消費性因素作用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斷裂使農村社會底層心態不斷蔓延

　　在村落消費主義不斷盛行的當下，教育也逐漸成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競賽，但此類競賽僅僅是農村社區里中上層群體的文化較量，與底層無關。

　　選擇性教育消費導致底層社會的中上層群體出現“教育致貧”現象，而近些年來，隨著城鄉教育統籌、城鄉教育一體化等教育理念的日益盛行，底層的教育選擇被進一步撕裂。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在展開全國大樣本調研的基礎上，深入中國西部農業縣——四川芥縣，經過半年的田野工作，微觀揭秘底層社會中日益嚴峻的身份性分層：教育的競爭性消費。

　　教育：在農村是一種競賽式的文化攀比

　　以四川芥縣云鄉雍村為例，該村地處芥縣最為偏遠的山區，該鄉是全縣唯一不通公交車的鄉鎮，而雍村系該鄉政府所在地，全村轄11個村民小組，總戶數273戶，總人口1001人，全村勞動力612人，常年外出務工人員為180人，貧困戶21戶(66人)、五保戶7戶(7人)、低保戶18戶(48人)，殘疾人32人，個體工商戶7戶，有農家樂10家，種植業大戶12戶，養殖業大戶6戶。該村平均海拔在600～900米之間，地形復雜，多為山坡，土地資源有8737.5畝，其中農業用地面積為1983.53畝。全村人均純收入僅為6856元。

　　在這樣一個處于社會底層的村落社區之中，教育也仍然被作為一種競賽式的文化攀比。

　　筆者統計發現，種植業大戶和養殖業大戶家庭中的孩子，75%在縣實驗小學或者實驗中學就讀。這兩所學校是全縣義務教育階段的優質學校，屬于公辦民助類，在全縣獨立招生，中學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學每年收取6000元。此外，10%在芥縣的上級市蜀市的學校入讀，10%在附近另外一個教學質量更好的鄉鎮單辦的小學和初中就讀，僅5%就讀于本鄉的九年一貫制學校。

　　而個體工商戶家庭的小孩就讀縣城兩所實驗學校的比例則降低為30%，另外50%入讀鄰鎮的單辦小學和初中，僅20%的比例入讀本鄉九年一貫制學校。貧困戶等村落底層的家庭子女全部就讀于本鄉的九年一貫制學校。

　　筆者對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的調研發現，該校有8個教學班共174名學生，因各種困難獲縣教育局資助中心資助的學生達141人，占81%以上。分析他們獲得資助的原因，60%以上是因為離異，10%是因為孤兒，而家庭結構完整狀態下的純粹貧困卻并不多。

　　可見，村落社會中因家庭不同結構差異而導致的教育選擇能力，存在一個明顯的等級序列。盡管村落中消費意識形態在不斷興起，且逐漸演變為劇烈的教育攀比，但這總體局限于農村的中上層群體，特別是上層群體的界限之內。

　　而社會底層則與這種教育消費的自由選擇無關，他們只能就近入學，將子女送入教學質量和硬件條件都相對較差的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他們從內心也希望讓子女能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卻無力支撐這種愿望，每學期還要從縣教育局領取小學500元、初中625元的生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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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息的村里人要舍得送孩子去好學校讀書

　　盡管雍村以種植大戶和養殖大戶為代表的中上層群體具有一定的擇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費性支出仍然占據了其收入結構中的70%以上，這種選擇導致的教育致貧現象，在雍村的外出務工人口中顯得格外突出。筆者對雍村外出務工村民的訪談中，顧強和張澤軍兩位外出務工村民的情況具有較普遍的代表性。

　　44歲的顧強只有初中學歷，是雍村最早的一批外出務工者。1992年，他從雍村到縣城拜師學習汽車修理，到如今在縣工業大道租了兩間稍寬一點的門面房，從事汽車修理工作，顧強屬于雍村農業戶籍意義上的社會中上層，年總收入約4萬元。

　　顧強有兩個兒子，妻子無業。18歲的大兒子顧偉，在縣實驗中學讀完初中，3年學費9000元。2010年顧偉考入該縣兩所普通高中之一——蜀鎮中學，這是一所以藝術和體育為高考特色的農村高級完全中學，地處鄉鎮，90%以上是農村戶口學生。2013年，顧偉考上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對學校不滿意的他，選擇到位于縣城的重點高中——芥縣高中復讀，一年學費4000元，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學，學習機電專業。

　　4歲的小兒子顧葉，已經在一所私立幼兒園入讀2年，但顧強嫌該園教育質量不佳、沒有進行英語教學，打算在新學期轉到該縣另一所幼兒園。這所幼兒園每年要交1700元的學費，此外還要多交1000元的擇園費。

　　顧強告訴筆者，他被認為是從雍村里走出來的幾個為數不多的有出息的人，選擇送孩子去那些在其他村民看來收費甚高的學校就讀，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學校教學質量確實高——城里人擠破了頭也想進入這些學校，自己雖然是農村人，但也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作為“有出息”的村里人，村里的熟人都看著，說你在城里掙了這么多年錢，怎么還舍不得像城里人一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呢？

　　顧強說，現在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家里這幾年過得特別辛苦，有時也是硬著頭皮去“繃面子”。但這樣的苦日子最多也就再堅持5年，大兒子如果本科畢業就能去從事機器研發工作了。

　　36歲的張澤軍是雍村相對較晚的一批外出務工者之一。只有初中學歷的他，在烏魯木齊從事建筑工作2年了，妻子在家務農，家庭年純收入約為2.4萬元。

　　張澤軍告訴筆者：“幾年前，村里的學校被撤，準備并到鄉里的學校，鄉里和學校來做工作：撤并了好！并到鄉里的學校，質量就跟城里一樣了，娃娃以后就能考上大學有出息，不像我們一樣種地了。當時我是很支持的。”

　　2011年張澤軍到外邊打工，這才知道：農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這么大，簡直是天上地下。平時與工友聊天，大家都說只要有條件就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讀書。

　　老家的縣教育局規定只要能夠證明在本地有合法收入與固定住所(包括租房等)，即可申請就近入學。在與妻子商量后，張澤軍讓妻子帶著孩子到縣城租房，同時妻子到縣城里一個本村親戚開的一家小飯館里做洗碗工。利用這種租房合同和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社會關系，2012年，13歲的兒子張陽進入全縣排名第三的公辦學校——仙鎮初中學習。

　　張澤軍直言：“那些村民家里娃娃成績好的，都要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讀書。我們家娃娃成績不好，更要送到城里去讀書。只有這樣，周圍人覺得你才算混的好，否則人家要笑話。”

　　張澤軍也承認，縣城里各方面開支都很大，確實過得很辛苦，但現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與出息相關的選擇性教育致貧是合理消費

　　筆者調研發現，在雍村從事農家樂經營的村民家庭，事實上年純收入會達到3萬元左右，但他們并沒有被村民公認為是有出息的。

　　筆者采取隨機原則對雍村132位村民關于“怎么才會被認為出息”的問卷調研中發現，能賺錢確實是有出息認同的必要條件，但并非是充分條件。比如雍村的張亮夫婦，兩人從事農家樂經營，并進行柑橘種植，年純收入在2.9萬元左右，但村民并不認為他們有出息。

　　筆者在追問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村民提到張亮夫婦賺這么多錢，卻只讓孩子在鄉里的九年一貫制學校寄宿就讀，他們認為相對于張亮夫婦的收入來講，這是一件沒有出息的事情。但對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鄉鎮就讀的村民，反而被大家公認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卻能夠把子女供養到大學畢業的村民，更是被作為有出息的人，而在雍村中口耳相傳。

　　盡管在物質收入上處于短缺，但這種村落中以“有出息”為顯相的“面子”，卻是誰也不能不顧及的村落輿論。家長按照送子女入讀學校的等級層次，也被私下劃分為一個與出息與否相關的高低等級序列，盡管這種分化相對于村民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而言，長期處于被統計無視的隱匿層面，但它確實構成了村民們相互標簽化的一個日漸趨盛行的分類標準，以至于選擇性的教育致貧，被認為是一件與出息相關而無論怎樣都合理的消費。

　　相比于城市里通過服飾、名車、住所等符號因素而標簽形塑的最小差異化身份區隔，在農村里通過對子女教育的不同消費選擇，更容易形成一個在認同度方面高低差異明顯的區隔性身份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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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層教育選擇被進一步撕裂

　　這樣的情況在筆者對該縣蜀鎮中學的調研中得到了證實。

　　蜀鎮中學的教育教學水平在全縣排名第二，僅次于縣實驗中學，卻仍然留不住學生，一部分學生去了縣實驗中學。但讓蜀鎮中學的校領導和老師們更為不安的困惑是：城關鎮另一所中學的教育教學質量明顯不如蜀鎮中學，中考的升學率也不比蜀鎮中學高，為什么還有更大一部分生源去了那里呢？

　　最后蜀鎮中學的校領導和老師們一致認為：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學校地處鄉鎮，而城關鎮中學距離縣城僅有15里，所以很多家長才會選擇把子女送到城關鎮中學去就讀。另外，最近幾年，縣里宣傳比較多的“城鄉統籌教育綜合改革”和“城鄉教育一體化”等概念，對我們這種地處鄉鎮的學校非常不利，它們夸大和渲染了城鄉的差距，武斷地確證了農村學校不如城里學校，很多家長也就此斷定鄉鎮里的學校不可能比縣城的學校好。盡管數據顯示，每年我們排名全縣第二，但還是有很多家長覺得我們在說假話。

　　另一方面，鄉鎮的家長覺得義務教育階段都免費了，認為不給錢就入讀的學校肯定不好，所以擠破了頭也要到縣里上實驗中學，即使去不了實驗中學，也要想辦法把子女送到縣城里的其他學校。這些學校雖然說是就近入學不收取費用，但面對這么多從其他鄉鎮涌入的學生，他們很難真正免費，但很多家長反而覺得只有收費的學校質量才好，于是進一步催生了家長找關系去縣城擇校。

　　家長們現在相互攀比，覺得蜀鎮中學90%以上都是農村來的學生，就片面認為習慣不好，鎮上的很多家長就送子女去縣里讀了，農村里的家長看到鎮上的家長都送孩子到縣里讀書，就認為鎮上的家長肯定比他們更清楚學校的教學質量，于是紛紛也攀比著進縣城。如此一來，孩子進縣城讀書的家庭重心就越來越下移到農村，以至于蜀鎮中學現在近95%都是農村學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貧困學生，生源水平也越來越差，而縣城的學校則有更多的機會擇優。很多沒上縣城的學生才留到蜀鎮中學“就近入學”，蜀鎮中學老師很不容易才能獲得全縣第二的教學水平和升學質量，可越來越多的老師卻覺得沒有成就感，因為生源水平每況愈下。

　　雖然教育的選擇性致貧現象日益嚴重，但真正的農村底層卻只能被動接受以“就近入學”的形式被決定了的教育資源。事實上，越是處于偏遠貧困的地區，教育教學資源就愈加顯得貧瘠，類似于蜀鎮中學這樣的雖然地處鄉村但教學質量還不錯的學校確實如鳳毛麟角。

　　從雍村的情況來看，相對于底層的無力選擇，教育所形成的選擇性貧困被認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情。但無論是真正的農村底層，還是具有一定選擇性消費能力的農村中上層，在無力選擇或選擇性致貧的消費性因素作用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斷裂難以避免地致使農村社會底層心態不斷蔓延。

　　(文中人名、縣及縣以下地名均為化名。感謝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幫助，感謝東北師大教授鄔志輝、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劉怡然與作者的多次討論)

　　(李濤?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