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認為“不構成案件”
陳粉霞墜樓之后,似乎沒有人對探究陳粉霞的內心感興趣。
事發時接警的警員,是紅廟坡派出所的程慷直警官。當天下午他和蓮湖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分局刑警大隊的技術人員一同趕到現場,他們調查之后發現,陳粉霞的死并非外力作用,能夠認定的就是“高墜死亡”,因此不構成案件。至于是意外滑落還是自殺、有何誘因,“只能作推論”。
“你知道這種事情一年有多少?”程警官點上一根煙,搖搖頭,示意“太多了”,“要說起來,人命關天,咋不是大事。但這個人形成了什么樣的心理壓力,這不是哪個法律能調整的,不屬于公安機關的職權范圍。我們只認定直接的行為,心理上的你沒辦法定。”
所以,當時陳粉霞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撿拾到了顧客的包,警方沒有去調取監控錄像進行調查。程警官認為,陳粉霞即便是沒有及時上交,也“僅僅是個態度上的問題”,不能成為公安機關追究責任、認定人家過錯的原因。
同時,對于經理的處理方式和言行是否失當、保潔員和公司之間的勞動關系是否存在問題,警方也沒有權力去認定責任。“不去過多地深究了。我通知過了保潔公司的員工,可以來向我反映情況,但是沒有人來。”程警官說,“現在這社會,造成各種人心理壓力都會有。”
陳粉霞的兒子亢國先一家
回不去的家
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也是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和甘肅中東部18個干旱縣之一。在這里,工業基礎薄弱、交通條件落后、水資源短缺、文化教育負擔沉重,都被認為是脫貧的掣肘。
10月13日,鎮原縣廟渠鄉源頭村的一戶農民遠走陜西西安,前去處理他們家一位外出打工的親戚“出的事情”。在西安市西郊、緊鄰著太奧廣場的二環以西,在這片城市的邊緣之地排列著的昏暗民房中,33歲的亢國先在其中他租住的平房里接待了親戚們,感謝他們來幫忙商量母親陳粉霞的事故。
2012年,亢國先夫婦帶著娃來西安看病,從此邊打工邊就醫,在這個城市扎下根來。那年他們3歲半的兒子突發高燒,得了病毒性腦炎,之后留下個癲癇抽風的病根,幾年來花去了幾十萬資金也沒有治好。
來西安后生的二胎,是個“女子”。兩歲零七個月的女孩在調皮玩耍,更加襯托著一旁行走遲緩、一言不發的哥哥。他們都不知道奶奶此刻躺在一家醫院的太平間里。
總是抱怨“沒家”
“我這會兒腦子,有點……”亢國先口音和鼻音一樣重,說話聲音低、開口幅度小,“我這個人太老實,就知道一天吃了睡睡了……農村人,話也說不出來。”這天晚上10點,在招待所安頓好了親戚后,亢國先獨自回到房子里,坐在母親生前睡的床上發呆。
2013年的農歷臘月二十八,亢國先夫婦把只身在老家的母親陳粉霞接到西安,把老家的40畝地或賣或租處理掉,全家以務工人員的身份安頓到了這個城市的新家里。2014年一整年,陳粉霞的任務就是“看娃”。
剛來的時候,兒子和媳婦怕她不適應城市生活,給她講了好多注意事項。她倔強地答:我這么大年齡了,我還要你們說?
但不適應還是出現了。在家帶娃的陳粉霞“無聊”、“急”、“坐不住”。尤其是對這個行為有障礙的孫子,她沒有太多耐心。同院的一位大姐表示對她“有意見”。“畢竟是親孫子,你就好好帶孩子吧,她打,脾氣急得很。”她說。
在眾人的描述中,陳粉霞個子高、黑瘦,性格很強。“見不得人說她。(她說)誰把我惹毛了,我就跟你死活也……”亢國先回憶起母親,“我兒子得病那年,她接受不了,想不通,不吃不喝,自己跟自己生氣。”
陌生的環境壓得陳粉霞越來越急,在這個西安市郊的小平房里,她總是跟兒子抱怨“沒家”。
“現在的年輕人,出來打工的多了,有住處就行了。要家干啥?”亢國先從未理解母親的抱怨。
城市里沒有“鄉紳”
當性格強悍的陳粉霞在村里跟人起矛盾時,沒人能管得了,最后的解決方案往往是:找“鄉上的”、“有威望”的人來調解。
亢國先對這類人的描述,和傳統社會對于“鄉紳”的定義高度一致:當地文化人士、宗族元老,有威望能服人。
城市里沒有“鄉紳”,但能提供工作崗位。
今年3月12日,陳粉霞把娃交給兒媳照看,自己找了一份保潔員的工作。每個月能掙1600元工資外,她還加班掙錢、撿瓶子賣錢,盡可能補貼家用。兒媳婦回憶說,自己“婆子”近三個月來沒有歇過一天,還曾對她說自己中午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亢國先不想讓年過五旬的母親這樣拼命,認為自己做木工一天掙一百五十塊也已夠用。
但陳粉霞似乎對這個工作機會格外珍惜。“她這工作干起來,不讓人站一下,走得不停。”亢國先說,“帶班的經理特別愛說,總是‘嘚嘚’她,一會兒不讓歇。但老人有些事也瞞著我不跟我說,怕我不讓她干。我讓她到華潤萬家里面去工作,她又說‘干不了’,又害怕把現在的工作丟了。”
保潔員李曉琴還記得,一次他們華潤萬家商場的盟鑫物業招聘——同樣的工資,盟鑫物業的工作范圍在商場室內,“不曬太陽”、“風吹不著雨淋不著”。但應聘需要報名,而陳粉霞因為不識一個字,沒法填寫報名表所以只能放棄。
有一天母子二人一同出門上班,亢國先又勸起母親不要工作了,陳粉霞說:現在媳婦兒能帶住這兩個孩子,我給你掙一點是一點。說罷,她朝北,亢國先朝南,各自去上班。
“想不通為啥這么急”
10月11日下班,亢國先下了工回到家,看見母親沒在。
他囑咐餐桌前的一雙兒女不要動筷子——開飯不等,陳粉霞會發脾氣。亢打了幾個電話,陳的手機都是關機狀態;他隨后趕去太奧廣場,沒有見到母親,而是見到了帶班的常經理。對方告訴他說母親出事了,讓他去一趟派出所。在那里,亢國先從民警嘴里知道了母親的死訊。
“她一切都好好的,早晨去上班時也沒說什么。”兒媳婦說,“也沒聽老人這兩天說過撿包啥的事。”
事發后,美漪達保潔公司位于廣場地下一層的辦公地點始終大門緊鎖,常姓經理也沒有露面。目前,公司方面拿出的解決方案是:賠償亢家10萬元。
亢國先夫婦不相信老人會主動昧下所撿來的包,因為他們在她工作的7個月來“沒聽說過拿別人東西”;他們只見到過,在這個外來人口扎堆的院子里,有人給母親遞過不穿的舊衣服,陳粉霞是會拿起來的。
保潔工們聊起來都說“不值”:“有命在能給兒子掙錢啊,誰知道她……”
亢國先說,他想不通母親為啥這么急。“去年我掙了六七萬塊錢,我們農村來的,這還可以了。等上兩年,我在老家鎮上給你買個樓房,多好。”他又想起自己怎樣回應母親的抱怨,“要家干啥?”
甘肅老家來的親戚們商量的一個主要議題,就是怎么把陳粉霞“送回去”安葬。
但他們的愿望注定只有落空。15日,接受采訪的紅廟坡派出所程警官用一句話斷了他們的念想。
“農村都想著入土為安,但殯葬法出來以后各地都有殯葬條例。”程警官掐滅了煙,淡然說,“我們這里,肯定是要就地火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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