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國學論壇側記：中國改革發展為全球提供智慧

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會場

出席論壇的中方嘉賓

出席論壇的外方嘉賓關注中國改革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在發言

　　此次論壇頒發了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旨在表彰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杰出學者和優秀成果，推動海外中國學的發展。本次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的獲得者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先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大衛·藍普頓先生，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女士，印度尼赫魯大學終身教授、中國研究所前所長譚中先生。圖為頒獎現場。照片由唐淳攝

　　在近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取得了令中國人自己也感到驚訝的發展成就。“多年前想象未來，以為要等到自己的孩子老了，中國制造才能趕上美國，沒想到自己40多歲時，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的發展速度，顯然大大超出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的預期。

　　11月21日下午，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落幕。本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將目光聚焦在中國改革與世界機遇的關系上。

　　中國是整個世界的轉折點

　　全球主義者網總編斯蒂芬·里克特提出，雖然美國目前還非常強大，但中國已是整個世界的轉折點，不管危機在哪里，現在中國已成為中心。在全球，需要重新構架理念和長期發展戰略。

　　“盡管美國依然強大，但毫無疑問正在衰落，歐洲又太弱了，而作為次全球級的中國，又‘不想做第一名’，那么我們的全球系統到底應該怎么辦？”在斯蒂芬·里克特看來，中國人應該意識到中國在當今和未來全球系統中的重要性，世界正期望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全球治理當中來。

　　斯蒂芬·里克特認為，無論是GDP數據在世界總的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還是西方發達國家在GDP增速上望塵莫及，都說明中國已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國際角色，中國人也要意識到這一點，并更好地理解全球以及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認為，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置身于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成為世界及各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世界經濟發揮最大的影響。胡鞍鋼還認為，發展后的中國還帶動了南方國家集體崛起，正在改變兩個世紀以來的南北格局，成為21世紀南北大趨同的“主力軍”。

　　實際上，中國在發展的同時，也一直思考能為世界帶來什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參贊孔根紅指出，中國是當代國際秩序的參加者、維護者，同時也是當代國際體系的改革者、貢獻者。中國積極參與現有的國際機制，也提出自己的方案，如“一帶一路”、金磚國家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

　　孔根紅稱，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一、中國推進了全球治理的多元治理結構，打破壟斷治理和霸權治理，讓全球治理的范式具有多樣性、包容性和互補性；二、中國提升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即合作共贏；三、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變革進程，是以一種實踐推進秩序發展的共同進化，共同進化強調有效治理、強調積極參與，大家來共同設計或者制定規則，從而實現各方利益的會合點。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看來，學習是中國文明最核心的本質。中國正在吸納一些來自西方的優秀文明，但他并不希望中國放棄長期以來的治國傳統。“學習、開放、走自己的路，這些看似矛盾的內容在中國卻融會貫通，其背后體現出的中國智慧，給其他國家提供有益啟示。”鄭永年說。

　　南非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金磚國家研究中心主任賈亞·何西用“陰”、“陽”來描述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再平衡的任務，這種尋求再平衡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將如何決定其未來的發展軌跡，尤其引發自己的研究興趣。而中國經濟再平衡的探索，也將對世界尤其是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有積極影響。中國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舊格局，邁向一個更加多邊的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新興發展中國家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劍橋大學教授馬丁·雅克在演講中指出，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統治精英在國內的政治權威在下降。與此同時，中國的執著和價值倡導，不僅顯示出中國的智慧，也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治理模式和機制安排的智慧來源。

　　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說，上海“到2050年成為全球文明城市”的目標業已提出。同時，在王戰看來，離開了東西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上海的發展就缺少了靈魂。同理，上海只有成為中西人文科技交流的薈萃之地，成為全球文明融合演進的匯聚之地，才同其“全球最大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邁向21世紀的全球文明城市”等自身定位相匹配。

　　中國創新發展，為世界提供動力

　　在“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眾多與會者認為，中國將是世界未來發展的“最佳合伙人”，中國將為世界提供中國動力、中國智慧。

　　中國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并兼具創新的舉措，也成為會議上最引人關注的話題之一。

　　“這是一個很大的項目。”秘魯米盧圣·馬考斯國立大學亞洲經濟研究教授卡洛斯·阿基諾說，中國提議建造的秘魯至巴西雙洋鐵路將帶來積極的經濟影響，可以預測，鐵路的貫通將使貨物可從巴西經由亞馬遜河流域和秘魯運達中國，如此繞過巴拿馬運河將節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亞美利亞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哈魯特尼亞則評價說：“一帶一路”是一個全新經濟體合作模式，將會加深、加強這些區域間乃至這一區域內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能夠增強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聯系，亦能夠通過創造人與物資乃至各個方面的交流網絡和平臺，更好地促進區域間的交往。

　　哈魯特尼亞提醒國際社會注意，崛起中的中國，并不希望尋求政治和軍事上的強權，通過“一帶一路”的實施，對于東歐地區文明的復興會起到促進作用，同時還能夠促進東西歐文化的進一步交融。

　　尼泊爾國際關系研究所秘書長什雷斯塔透露，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后，尼泊爾也有建立跨喜馬拉雅經濟區的設想，將中、印、尼納入其中，從而將南亞、中亞與中國經濟走廊聯為一體。

　　什雷斯塔說，印度總理莫迪說往東看，而習近平主席說往西看，尼泊爾位于兩國之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轉點，尼泊爾可以讓中國走向南亞的道路更暢通。

　　在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4位海外中國學專家榮獲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其中包括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藍普頓。這位研究中國40余年的學者向大會分享了他對中國的新思考、新體會。

　　藍普頓表示，此次獲獎超出他的期待，他目前正在研究有關中國著力建設通往東南亞國家鐵路的新項目，希望了解中國如何運籌自己與鄰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他說，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我認為中國是想通過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強同世界各國的聯系。這不但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領域，而且將成為一種經濟的“再平衡”。但這是一個大計劃，中國需要深思熟慮。

　　藍普頓曾教導自己的學生：“你們要學會把自己放在中國的位置上去看待中國的內外政策，考慮中國的問題。”“一帶一路”反映了中國對經濟實力的倚重，是一項有智慧的國家戰略。很多國家過于依賴軍事力量，這是一種錯誤。所以雖然“一帶一路”倡議還在發展醞釀的階段，但聽起來它是一個正確的倡議。

　　“創新是中國從‘數量經濟’轉變為‘質量經濟’的重要渠道。”鄭永年認為，中國有龐大的消費能力，但很多貢獻給國外，例如到日本買馬桶蓋、電飯煲，創新能夠改變這種現狀。另一方面，中國推動這一波創新，是為了培養下一代企業家。“改革開放后，中國誕生過三批企業家，一是上世紀80年代的‘萬元戶’，二是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后成長起來的創業者，三是以馬云為代表的互聯網人。現在，中國希望通過眾創理念和政策導向，培養新一代的企業家，也是為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王戰認為：“原來講創新驅動，多是政府出錢讓高校研究、讓國企立項，但這次創新發展的特點在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利用改革開放36年的企業家資源。就像電商、互聯網金融等業態，都不是靠政府規劃出來，而是靠創新自主發現。”

　　“我每次關注中國問題，都會發現一個突出的關鍵詞，就是‘協調’。”藍普頓坦言，1982年他在武漢調查中國的水利情況時，就意識到中國面臨的問題太龐大、太復雜了，而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60%，各地區、各領域之間更需要協調。

　　“協調發展不是今天提出，而是已經有了實踐過程。在‘十二五’，我們就提出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東部加快發展，但后來發現有些地方變成了‘空城’‘鬼城’，說明協調發展需要從實際出發。”王戰指出，當前關注的“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圈，則抓住區域和城鄉協調發展的路子。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家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馬丁·雅克說，全球化、市場化加劇了地區間不平衡，例如西部地區的開發就是中國亟待協調的問題，目前，陸上絲綢之路開啟了一系列新的機會。

　　此前提出“五大發展理念是‘十三五’的最大亮點”的胡鞍鋼感慨，中國的發展實踐是人類發展最大實踐。

　　“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發展，沒有一個敢說‘共贏’，但中國敢說。”胡鞍鋼說，“我們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搞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我們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這不是原創是什么？‘十三五’規劃不只是產生一個理念，它將用五大發展的思路來設計我們發展道路。”

　　講好“中國故事”，防止“誤讀”

　　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認為，“誤讀”是中國對西方關系發展的絆腳石，也勢必將阻礙世界對于中國發展和中國模式的理解。

　　“美國人對中國的政治立場和中國人的情感缺乏了解和認識，常常是從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發，也會因為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出現分歧而產生情緒，進而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和思維。今天，在西方世界的信息庫當中，關于中國的知識是欠缺的和片面的。”在20日的晚宴演講上，傅瑩這樣說道。

　　在傅瑩看來，這種局面的造成，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很多人放不下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還背著沉重的意識形態的包袱，所以很難真正認識中國。而另一方面，中國也確實需要提高自身構建敘事的能力。

　　“我們對外敘事容易進入西方語境的軌道，而西方的語境本身是有它的歷史文化包袱的，所以拿它來構建中國敘事往往就會南轅北轍。但是如果完全從中國的傳統語言的體系出發，又很難讓人聽得懂。所以目前看這兩個絕對的方向的選擇都難以取得效果。”顯然，在傅瑩看來，想要講好“中國故事”，中國人必須建立起一套不同于過去的敘事方式。

　　在中國思考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時，盡管仍有誤解和偏見，但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開始轉換視角看待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中國威脅論”在世界上越來越沒有市場和吸引力。

　　法國當代中國國際發展和研究中心創始人、主席皮埃爾·皮卡爾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人文主義以及儒家思想，能夠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被世界認可和接受的價值理念。通過它們，世界可以看到和平發展作為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夢想，必將推動世界的進步。

　　實際上，以文化為主的軟實力已經被中國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高度，并引起國際的濃厚興趣。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仇華飛特別關注到美國學者對于中國軟實力戰略的研究，“這些美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軟實力外交戰略的運用，不僅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有利于構建和平穩定的周邊國家安全環境。”

　　對于曾經最為重要的文化走出去策略之一的孔子學院，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張景全認為，對其經驗得失的思考，無疑可以為今后文化外交的實施和講好“中國故事”提供裨益。比如通過對講述內容的考察，張景全認為，“在中美關系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大國政治的悲劇’、‘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玻璃天花板’等消極的內容。中美關系的發展與中國故事的吸引力，我們需要諸如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美共同進化這樣的積極內容。"

　　“我們中國人要走出苦難和悲情的心態和表達方式，在中國敘事中不斷增添陽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蕩地闡述中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傅瑩也提醒道。

　　中國學是外部世界以“中國文化，中國事物，中國現象，中國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問，隨著當代中國崛起發展，中國學已成為國際學術界成長最快的“顯學”之一。藍普頓表示，在美國，最初中國學研究的都是大話題，比如中蘇關系等等。現在大家開始著重專攻某一個問題，但是相對來說研究視野變窄了，“通達”的程度不夠。他認為中美關系要有整體研究，在全局上提供信息和咨詢。

　　對于中國學的研究，此次獲得“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的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86歲高齡的譚中在發表得獎感言時，提出了在美國研究中國學的怪現象：“無論是研究俄羅斯、印度還是法國，人們看的都是本國學者的著作，而研究中國學的也只看美國學者的書。因為缺乏中國學者的理論，導致中國的形象有些被歪曲。但這不能完全怪美國學者，只能怪中國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講好。”他用中文真誠地向中國學者提出建議：用英文或其他外語寫出費正清那種讓大家容易接受的、“翻譯”中國的書，“那才是真正對中國學的杰出貢獻。”

　　世界中國學論壇秘書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認為，從外國看中國，有點像“照鏡子”，可以讓我們更全面更深刻地看到中國。或許海外學者的研究會有一些片面性，但當如此多的片面性疊加在一起，就會彌補彼此的短板。通過世界各地“中國通”的交流對話，通過更多的國際比較，無疑可以讓中國發展汲取更廣泛的養分、讓中國道路的視野更加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