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惠聚觀察一】女干部心里話：堅強的我在南疆農村為何落淚

　　【開欄語】從今天開始，《最后一公里》將陸續刊發特約觀察員張子揚在南疆探訪“訪惠聚”工作組的采訪報道。采訪期間，記者走訪了多位工作組組長、組員，以及當地的維吾爾族老鄉，每一個如塵埃般微不足道的農村故事背后，卻都是一個個苦辣酸甜交織的“復雜”人生。也正是從站在南疆農村土地的那一刻起，記者才真正領悟到在這里工作的不易與艱辛。“訪惠聚”工作的開啟，對于處在這個時代、涉及“訪惠聚”的每個人，或將步入新的人生征程，南疆父老鄉親的命運，亦將由此改寫。

　　《最后一公里》特約記者張子揚 喀什報道 圖/孫康

　　如果不參加“訪惠聚”工作，余潔的這個冬天，可能與去年這個時候一樣，待在自治區經信委副主任辦公室里，為“下鄉”同事服務。

　　“那時候坐在辦公室，想象著前方工作怎么做，做什么，可謂是真正的‘紙上談兵’。”如今，站在喀什麥蓋提縣庫木庫薩爾鄉庫木庫都克麻扎村的村頭，余潔難為情地說，“真該打自己一巴掌！”

　　2014年初，自治區黨委研究決定，將開展為期3年、涉及20萬干部深入基層的“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動。一個重要目標是將上級決策、思想“一竿子”貫徹到底，“一攬子”落實到位，直接與最基層實現無縫對接。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的部署，“訪惠聚”活動就是為了讓各級干部服務基層各族群眾，成為在基層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這是具有新疆特色的教育實踐活動，是促進新疆科學發展、民族團結、宗教和諧、夯實基礎、長治久安的重大治本之策。

　　關于工作組的使命，自治區定調為“六項任務”：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民族團結、促進宗教和諧、保障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穩定、強化基層基礎，還有三項“重點工作”：加強基層組織、推進“去極端化”、做好群眾工作。

　　與此同時，將“訪惠聚”視為“歷練干部的磨刀石”，這也是自治區黨委思考的一項重點工作。

　　然而那段時間，余潔身邊的人議論最多的是，全疆將有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基層，到南疆、到農村。“很多干部不熟悉農村，又沒有農村工作經驗，去了能干啥？我當時聽到個別人質疑去了能不能產生好的效果，說實話，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余潔搖著頭說。

　　“那時候大家糾結什么？”

　　“與其說是糾結，不如說更多是擔心。家人最擔心的就是安全問題，包括語言、飲食生活習慣，那可是在偏遠的農村啊！”余潔瞪大眼睛說道。

　　2月28日，自治區第二批“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動工作組（隊）歡送儀式在烏魯木齊國際機場T3航站樓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與住村干部握手話別。

　　當年3月5日，自治區各級機關首批11129個工作組、74759名干部奔赴天山南北，余潔所在的自治區經信委工作組首批共有8名同事啟程，扎進喀什麥蓋提縣的小村子。

　　然而不到一周時間，就有同事向她反映，基層情況比想象中嚴峻得多。“我們黨的好政策、惠民政策在這里沒能完全宣講，比如黨和政府給百姓蓋的安居富民房，我們工作組成員問他們這是誰給你蓋的，他說是胡大給的，讓人哭笑不得。”余潔說，這些問題就說明我們的宣傳教育工作存在死角，很多政策村干部根本沒能講清楚、說明白。

　　整整一年時間，耳聞目染了“訪惠聚”工作組付出的努力后，48歲的余潔今年主動報了名，她給自己定下目標，如果不能更好地解決基層問題，就留在那里不回了。

　　今年3月1日，余潔接過上批同事交遞的“訪惠聚”接力棒，向庫木庫都克麻扎村進發了。一路上，她反復問自己，能不能兌現曾經許下的諾言？

　　即便有了“前車之鑒”，余潔在面對這個陌生環境時，還是感到準備不足。“來了不到三天，與村干部、黨員、村民一接觸，發現這里的黨組織確實渙散。雖然第一批工作組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村‘兩委’班子不團結、爭權力，而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群眾工作。”余潔說道。

　　“那時候整夜整夜睡不著，我是組長，大家都在看著你，要你拿主意。”余潔說，“如果這塊硬骨頭啃不下來，無法向自治區交代啊。”

　　“您的想法與工作組其他成員有過溝通嗎？”

　　面對記者的提問，余潔笑了。她說，“當時有些人對我的想法不是很認可，希望來了之后馬上扎入群眾中去。但我覺得不能操之過急。過去的13年，這個村共換了12位村黨支部書記。現在關鍵要換的是思想，是干部的責任意識，還要強陣地。無論是做群眾工作，還是‘去極端化’工作，都要有一個陣地。”

　　話說到此，余潔雙手緊扣，皺著眉頭說，“那時候我用了十天的時間，白天走訪入戶，晚上座談，天天連軸轉，想弄清楚個究竟。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我個人認為基層組織建設是個關鍵，沒有一個強的基層組織，群眾工作沒法做，‘去極端化’工作也不好開展。”

　　“那實現起來容易嗎？”

　　“不容易！”余潔坦言，“我當時拉著現任村黨支部書記吾甫爾的手，問他現在村里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其實他明白，卻不知道怎么辦，也不想干。”

　　后來余潔才知道，雖然前任村黨支部書記被免，但村“兩委”班子有一半人還跟著他，有什么事就跑到他家去匯報，跟新書記對著干。有一次，在余潔的施壓下，吾甫爾生氣了。他激動地說，“你們干一年就走了，但我不想得罪那么多人。”

　　“我就告訴他，不要有思想包袱，我們會用一年甚至更多時間幫你在村里樹起威信，創造最好的工作環境，但你自己要做出成績。現在，第一項任務就是要讓別人服你。怎么做，就是公平、公正。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

　　隨后，余潔帶著吾甫爾在村里調研，梳理出多個問題以及整頓方案。再一次與村干部座談時，吾甫爾主動提出：現在村兩委班子最大的問題，就是組織群眾生產能力比較差，在維護穩定方面有不敢抓不敢管的問題，群團組織形同虛設，有名無實。我們現在要自我檢討和批評，別再藏著掖著了,大家馬上拿出整改方案。

　　吾甫爾講完這番話，其他人開始點頭，思想出現了碰撞。后來，吾甫爾找余潔，提出了惠民項目是我們一個有力的抓手，惠民生更能聚民心。

　　那一天，余潔在自己的微信中寫道：“看到這樣的情景，我第一次對這個村子的未來充滿希望，太興奮了！”

　　直到今天，余潔還清楚記著3月中旬與村民代表見面的場景。村里的男女老少來了幾十人，他們的眼神中充滿了疑慮，有的人很好奇，念叨著這位“大干部”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哪些改變。

　　“我跟他們講，我是代表自治區黨委來工作的，你們的心愿、期盼就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有任何想法、問題都可以拋開顧慮提出來，合理不合理都可以找我和村黨支部書記談，我們想知道這個村子最需要做什么。”

　　入戶走訪，和百姓嘮家常。

　　有人偷偷告訴余潔，這個村的宗教氛圍濃厚在縣里是出了名的，婦女穿黑罩袍，商店里不敢擺放煙酒，曾當過17年村黨支部書記的烏斯曼·瓦熱斯的兒子因參加暴恐活動被判了刑，而他的家族，在村里就有多人……

　　而有一位70多歲的老黨員握著余潔的手，指了指村委會外面那條被黃土厚厚覆蓋著的路，“我們這條路幾十年了都是這樣，年年都在說要修路。我們也知道鄉里沒有錢，修不了這條路，我覺得我這輩子是沒有希望了，如果我孫子這輩能走上柏油路，村干部能經常到家里看看，我就知足了。”

　　談到這里，余潔低著頭說，“村民說的這番話對我沖擊很大，心里特別難受。這些‘四老人員’跟著共產黨一輩子了，就這么點愿望，我能不干好嗎？”

　　“您現場答應老人了？”

　　“對。我跟他說，工作組有一些資金，還會再申請一些，如果不夠，我們砸鍋賣鐵也會想辦法解決。”平日里以堅毅著稱的余潔，眼圈泛紅了。

　　余潔并沒有描述自己的化緣之路如何艱難，她只給記者伸出了一根手指：7月5日開工，修路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取名為“聚心路”。

　　8月6日上午，新修道路的通車日，工作組舉行了簡單的通車儀式。令余潔和她的同事出乎意料的是，好多村民站在路邊，等著工作組的出現。有人手里捧著核桃、土雞蛋、甜瓜，有人把家里的褥子鋪在路上，在一起又唱又跳。

　　村里一位“阿吉”牽了頭活羊，綁了大紅花送給余潔。她不要，老人說著說著眼淚就下來了。“我們一輩子都沒想到，工作組來了能真正解決大問題。這是我們全體村民的共同的心聲，您就收下吧。”

　　站在路邊的余潔，眼淚大顆大顆落了下來。

　　一條路可以凝聚人心，一條路，亦成為淡化村里宗教氛圍、轉化教育的捷徑。

　　深入群眾進行調研。

　　9月的一個夜晚，余潔走訪入戶返回工作組時，發現有人在掃馬路。走近一看，原來是烏斯曼·瓦熱斯老人，就是那個過去不愿意和余潔多說一句話的老村黨支部書記，黨員學習永遠不發言，升國旗只站在最后一排。

　　“我問他，為何這么晚了還不回家。他說，原以為你們工作組的人來了，只是做做樣子，一年之后，你們就都回去升官發財了。沒想到，這段時間為我們辦了那么多好事……”

　　余潔笑著對記者說，“當時老人那句話說得人心里滾燙，這可是當初一直對我們有抵觸心理的人啊。”

　　“之前找烏斯曼·瓦熱斯談過，他總是強調兒子很好，就是走向社會才學壞的，這是社會的責任，但具體犯了什么錯并不知道，很久沒見了。”余潔說，“那好，我們幫你聯系，爭取去監獄看望一次兒子。”

　　經過多方努力，余潔幫烏斯曼·瓦熱斯父子在庫爾勒的一所監獄相見。臨行前，她告訴老人，“政府絕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10天之后，烏斯曼·瓦熱斯回到村里，第一時間跑到了工作組，握住余潔的手，一度老淚縱橫。他慚愧地說，“是自己沒有教育好子女，他們的路走歪了，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傷害，錯怪了政府，錯怪了你們。你放心，村里只要再出現宗教極端思想，我會第一時間舉報。”

　　工作組建立肉鴿養殖示范點。

　　就是這么一次探視，烏斯曼·瓦熱斯自此之后整個人、乃至影響整個家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凡是村里組織的活動，老人帶著親屬率先參加，并在村民大會上現身說法，宣講如何遠離宗教極端思想，教育好孩子。作為無職黨員，他主動為自己認領了三個崗位，現在還是村民的致富帶頭人，養了100對鴿子，年收入比過去翻了一倍……

　　“這件事情給您的感觸是什么？”

　　“最大的感觸就是不能對他‘另眼相看’。”余潔直言，“自治區提出教育轉化，我的理解就是感化加教育，感化在先教育在后，而且工作思路不能變，不能簡單的把收押人員家屬推到對立面。說服他們，你要拿出真感情，與他們站在同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將心比心，我覺得任何人都會被真情打動的。”

　　“現在我經常與烏斯曼·瓦熱斯聊天，一起探討村子下一步如何發展，他總會說一句話：如果工作組早來幾年，他和兒子的人生，乃至整個村莊可能會徹底改變了。”

　　接近一年的住村時光，讓余潔無論對“訪惠聚”工作的理解，還是對當下南疆農村工作的認識，都有了新的認識和思考。“不到這里永遠不明白基層的工作這么難，自己會投入這么多的感情。”

　　談及這段往事，余潔繪聲地說：“我感覺自己做任何事都會有定力，對工作、人生有了更多期盼。或許自己的這段經歷是宏大歷史的縮影，但當我老的時候，回憶起這段經歷，就會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南疆的天空，會找回應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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