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減過剩產能員工安置成難題：收入沒了房貸咋還？

鞍鋼集團在拆除焦爐 楊青攝

2016，決戰過剩產能

　　化解過剩產能，已到了“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

　　看看經濟數據，我國2015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別為7%、7%、6.9%，似乎也不低，尤其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這樣的增速已可令人滿意。但更深一層看，正如中央反復強調的，經濟下行壓力很大。

　　壓力的最大來源是工業。2015年以來，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一直在5.6%至6.8%區間內波動。雖然在經歷去年9月、10月的連續下滑后，11月工業增速較10月回升0.6個百分點至6.2%，但較往年兩位數以上的增速下降明顯。

　　與此相對應，去年1至10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8666億元，同比下降2%，降幅比1至9月份擴大0.3個百分點。“大家普遍關注GDP增速下降，其實最具挑戰性的是工業企業盈利水平的下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說。

　　對此，重鋼集團董事長劉加才深有體會。他說，去年前三季度，大中型鋼鐵企業主營業務虧損552.71億元，其中酒鋼、鞍鋼、武鋼、包鋼虧40億至50億元不等，上半年盈利較好的寶鋼也在三季度出現虧損45.71億元。

　　“重鋼的情況是，前三季度鋼材平均售價僅2257元/噸，比上年同期降低28.63%，僅降價損失就達24.14億元。”劉加才憂心忡忡地說。

　　虧損，這不僅是鋼鐵行業的問題。山西全省煤炭企業到去年9月底，盈虧相抵凈虧損70.37億元，欠發職工工資35億元，欠繳社會保險109億元。此外電解鋁、水泥、石化、平板玻璃、風電設備、造船等行業也面臨同樣困境。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就是產能過剩。

　　去產能不能再等！這其中的焦點和難點大致有四：過剩性行業、資源型城市、僵尸企業、高污染產業。

　　過剩性行業，虧損已成常態。資源型城市則往往是過剩性行業密集之地，它們面臨的問題，是地區發展失速，財政失血，城市蕭條，必須踏上轉型之路。

　　以資源型城市較多的山西為例，2015年前三季度，該省生產總值增長2.8%，比全國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全省一般預算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1.4%，119個縣(市、區)中有82個財政收入負增長。與山西一樣，這幾年，我國GDP增速排名靠后的地區，多是受產能過剩的拖累。

　　僵尸企業，是指那些已無望恢復生氣，但由于獲得貸款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閉的企業。這種企業在我國有不少，許多是過剩產能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因為人員的負擔、債務的風險，以及政府對影響社會穩定的擔憂，僵而不死，占據著大量資源。

　　還有就是高污染產業，即使從市場容量看不算過剩，從環境容量看仍是過剩的。華北等地三天兩頭襲來的嚴重霧霾，讓壓減這一類產能顯得十分迫切。

　　冀南鋼鐵重鎮武安市市長魏雪生說：“以前，我們認為有錢、有稅收就有一切。現在看來，再這樣發展下去，遭受污染之害的首先是我們自己。我們下大決心治理污染、壓減產能、外遷鋼企，這既是全市百姓的呼聲，也是大局的需要。”

　　環境保護是大局，經濟轉型發展同樣是大局。目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優化結構、轉換動力迫在眉睫，容不得半點耽擱和掣肘，而過剩產能像一個毒瘤，占用著資源，腐蝕著肌體，若遷延日久不能解決，必將拖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步伐。

　　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指出，我國經濟中的所謂結構性矛盾，就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存在大量無效供給，而有效供給不足，存在不少短板。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無效供給占用著有效供給的資源。

　　“比如說新增貸款當中相當部分用于借新還舊、用于償還利息，投向中期回報率不高的一些項目，流向了虛擬經濟，這間接抬高了實體經濟的成本，還帶來了經濟的金融化、泡沫化、實體經濟與金融的失衡等等這些結構性問題。”楊偉民說。

　　可以說，過剩產能這個毒瘤不除，經濟結構性問題還將惡化，創新發展也難獲足夠的空間。我們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壯士斷腕勢在必行！

　　河北遷安市長張淑云說：“轉型是個漫長的過程，新興產業培育不會一蹴而就，一些企業不會轉、不想轉、不敢轉。但2014年我市鋼鐵行業貢獻的稅收減少了10億元，我們深感‘一鋼獨大’的痛苦，不轉、慢轉后果都難以想象。”

　　當然，這一過程肯定會伴隨矛盾和痛苦。河北一家大型民營鋼企負責人告訴記者：“為了完成壓減指標，2016年要拆一座450立方米高爐，2017年要拆3座80噸轉爐。我個人的利益可以不考慮，幾千人下崗怎么辦？”

　　部分工人下崗轉崗，部分企業破產重組，一些地方財政減收……這些都是可以想見的困難，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不情愿，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各自的小道理，不能淹沒國家發展全局的大道理，更不能與經濟新常態的要求和趨勢背道而馳。

　　最近兩個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高規格會議，均著力強調化解過剩產能，將其作為2016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這顯示了黨中央解決這一問題的決心。

　　去年12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更提出具體要求：對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實行關停并轉或剝離重組，對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

　　長痛不如短痛。2016年大幕拉開，過剩產能的決戰時刻即將到來。

河北承德，新建的環保水泥廠 金良快攝

直面三大挑戰

　　面對化解過剩產能這道不得不過的坎，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有所行動。記者采訪了解到，這一過程中，企業往何處去、員工往何處去、債務往何處去，成為焦點問題。

　　企業往何處去

　　煤炭價格不斷下跌，中西部煤炭城市的日子普遍不好過，但因煤設市的河南平頂山市發展的步子一直很穩。職工及家屬占平頂山市區人口一半的支柱企業——中國平煤神馬集團黨委副書記王玉對記者說：“通過產業轉型，我們已延伸至煤化工的高端產業鏈，即使全行業倒下，我們也會是最后一個。”

　　王玉的底氣來自平煤神馬集團化解過剩產能、轉型升級的有效路徑：延伸產業鏈，且主要是向需要大量技術創新的高端產業鏈延伸。

　　從2004年開始，平煤神馬集團投入大量資源對煤化工高端產業鏈關鍵技術進行研發攻關，在多個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集團攻克了針狀焦國產化難題，成為國內唯一的超高功率石墨電極生產企業；突破了成套工業化硅烷生產技術，結束了國內產品全部依靠進口的歷史；打通了從煤炭到高性能纖維的各個環節，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煤基尼龍化工產業鏈。

　　平煤神馬集團黨委宣傳部部長聶世勇告訴記者，正是由于調結構及時、方向正確，企業才能在煤炭全行業虧損形勢下闖出一條生路。從2013年起平煤神馬集團效益隨著全行業虧損逐步下滑，但是近兩年一直保持盈虧平衡，成為全國不虧損的少數煤炭企業之一。

　　產能過剩行業中的企業往何處去，平煤神馬集團給出的答案讓人欣喜。然而，這畢竟是少數。轉型對許多企業來說并非易事。河北省武安普陽鋼鐵公司總經理石躍強說：“產品向哪些領域延伸、向哪些行業轉型，公司做過調研，但還沒有具體的路子，不是不想轉，而是找不到方向。”

　　轉型不暢，等待企業的可能就是兼并重組，甚至關停破產。

　　在江蘇，政府先后出臺《關于促進企業兼并重組的意見》《關于加快培育規模骨干工業企業的意見》等文件，制定財政補貼、土地有償轉讓、職工社會保障等政策，鼓勵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兼并重組步伐，壓減產能，提高競爭力。

　　“十二五”期間，江蘇累計壓縮鋼鐵產能852萬噸、水泥3248萬噸、平板玻璃689萬重量箱、電解鋁10萬噸、船舶670萬載重噸，提前兩年完成國家下達的淘汰落后產能任務，預計可提前一年完成省政府下達的化解過剩產能任務。

　　壓減鋼鐵產能任務最重的當屬河北。河北鋼鐵產能有2.86億噸，占全國的1/4強。到2017年底，河北要壓減6000萬噸鋼鐵產能，占全國的3/4，將對經濟造成“傷筋動骨”般的影響，但各級政府對完成壓減任務都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河北省省長張慶偉表示：“絕不新增一噸產能，否則，黨政同責，就地免職。”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周軍堂說：“這不單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擔當。寧可犧牲局部利益，也要完成任務。”

　　位于河北遷安的建源鋼鐵公司已經關停兩年了。今年41歲的孔德林在建源干了12年，從普通工程師成長為企業高管，為鋼鐵付出了最好的年華。提到建源，他還是充滿感情：“建的時候就不順，本該一年建成，結果建了4年；終于投產，市場卻不行了；勉強運行幾年，又趕上了壓產……”

　　員工往何處去

　　壓減過剩產能，員工安置是最頭疼的問題。

　　在河北，不少民營鋼企吸納了雙職工、占地工就業，家庭命運與企業命運高度關聯。一家大型民營鋼企負責人說：“拆2座35噸轉爐，涉及2500名工人，背后是2000多個家庭。很多職工貸款買了房，收入沒了，房貸咋還？”

　　唐山豐南區國豐鋼鐵公司整合城區9家鋼鐵企業組建渤海鋼鐵公司，搬遷至渤海岸邊，將城區現有1200萬噸產能壓縮到800萬噸。副總經理么占坤說：“這將直接、間接造成1.5萬名工人下崗，新建的渤海鋼鐵公司無論如何也吸納不了這么多工人。”

　　2013年以來，河北武安市淑村鎮取締了237個石灰窯，占全市70%以上。土法燒窯污染嚴重，取締天經地義，可真動手時，干部、群眾都很糾結。

　　有窯主向當地干部懇求說：“拆窯是為了大家的健康，這我知道，可我們這代人甘愿受污染行不？我們少活幾年，先把生活搞上去，以后子孫后代就能呼吸新鮮空氣了……”但是，該拆還是得拆。拆第一座窯時，附近村民都來了。挖掘機扒掉煙囪時，幾百人都哭了。

　　記者采訪了解到，地方政府最大的壓力來自社會穩定，他們希望相關企業最好是被重組，而不是倒閉，這樣既能完成壓減任務，又可以減少社會震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化解過剩產能中，要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

　　一些企業負責人、專家建議，政府出臺政策，對于兼并主體給予稅收、土地、融資等方面的優惠；統籌研究相關行業下崗職工安置、轉崗政策，適當動用一部分失業保險金結余，用于職工再就業培訓，扶持他們創業。

　　同時，記者在基層采訪時，也發現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

　　在陜西省咸陽市，骨干國有紡織企業西北國棉一廠、西北國棉二廠、陜棉八廠屬于落后產能，需要化解，但涉及國企身份職工8000多人。當地政府因地制宜，采取“退城下鄉”的方式，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咸陽市工信委輕紡產業科科長張建軍告訴記者，這3家國企有一個共同點——地處市中心，而且占地面積很大。近年來，咸陽市中心的土地價格上漲幅度很大，政府便利用這一點，把這3家國企搬到郊外整合為一家企業，通過市中心和郊區的土地置換獲得資金，用來建新廠房、上先進設備，淘汰落后產能，并安置因產能升級、效率提高不得不下崗的職工。

　　在河北，為預防大規模失業情況，當地提出“存在職工安置問題的不拆、退出機制不完善的不拆”，要求關停企業事先制定職工分流安置方案并報當地人社部門審批，企業一次性、大批量裁員的要事先向當地政府報告，由各級政府確定集中減員的具體數量或比例。

　　同時河北還加大對失業人員的就業、創業服務。唐山市人社局副局長武昌明說，我們從三方面著力，首要的是城鎮骨干企業穩定崗位，其次對轉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第三對失業人員自謀職業給予小額貸款、稅收優惠等扶持。

　　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表示，針對化解過剩產能，國家接下來會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在財稅支持、不良資產的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等方面，對處置壓力大的一些地區給予專項獎補。

　　“現在的就業形勢、財力規模、保障制度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有了很大的進步，雖然這次可能要有陣痛，但我相信不會很大，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楊偉民說。

　　債務往何處去

　　相對于人員安置，在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企業債務問題沒有那么引人關注，但其實風險不容小覷。

　　有鋼鐵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表示：“有的高爐、轉爐抵押給銀行，銀行不讓拆。拆了銀行只好找政府要債。”更嚴重的問題是，民營鋼企之間聯貸聯保現象普遍，一家企業因為壓減產能倒閉，可能引發一個地方全行業不良連鎖反應。

　　據了解，在產能過剩行業中，只有少數企業銀行貸款、民間借貸較少，財務成本較低，經營比較穩健，多數企業過度依賴銀行貸款、民間借貸，微薄的利潤不足以還本付息。有的企業看起來是龐然大物，但外強中干，資金鏈風險很大。

　　全國工商聯冶金企業商會統計顯示，民營鋼企平均負債率約63%。這只是賬面數據，不少企業還有很多民間借貸，實際負債率更高。民營鋼企從銀行貸款利息高，民間借貸年化利率更高，企業資金成本巨大，借用民間高利貸過多的企業可能遭受滅頂之災。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這些債務的源頭大致有三。

　　一是上下游資金回籠難度增大，大企業成主要源頭。不少產能過剩行業中的企業規模龐大，其資金鏈一旦緊張，依附在它周圍的中小企業就沒有了源頭活水。

　　與此同時，一些企業之間的“三角債”也越積越多，如部分煤炭機械、煤礦、鋼鐵企業已形成債務死循環：鋼鐵沒錢還煤礦的煤錢，煤礦沒錢還煤炭機械的設備錢，煤炭機械沒錢還鋼鐵的材料錢。

　　二是地方政府在基建項目上的欠款。江蘇格利爾光電有限公司副總孫寧說，一些政府項目的款項歷經三四年，還處在“審計階段”無法拿款。

　　三是聯保體關系復雜，風險源頭增多。在河北武安、遷安等鋼企集中地，企業間聯貸聯保現象普遍。市場形勢好的時候，聯貸聯保可以促進行業發展，一旦市場形勢不好，加上銀行集中抽貸，聯貸聯保的后果就是“一損俱損”。

　　債務風險不容忽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政府可采取一些扶持措施，鼓勵經營條件較好的企業，去兼并重組需要壓減的企業，債務由較好的企業慢慢消化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資本市場要配合企業兼并重組”，相信下一步在這方面會出臺相應的措施。

　　此外，隨著化解過剩產能力度加大，一些企業被兼并重組或破產倒閉，企業逃廢債問題值得關注。目前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苗頭，一旦蔓延，可能會帶來金融業不良資產規模擴大，信用風險上升。

　　對此，專家指出，必須及早采取措施，對企業債務規范化管理，加大對逃廢債的司法處置力度。同時也要加快不良資產核銷力度，實施不良資產證券化，增強銀行的風險抵御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探尋產能頑疾的根治之道

　　產能嚴重過剩和久治不愈，反映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專家表示，本輪化解過剩產能，既要治標，更要治本，要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在市場經濟中，由于供需信息不對稱、經濟發展周期等因素，產能過剩并不鮮見。但我國的產能過剩，原因不止于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平認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領域的惡性競爭，是導致本輪產能過剩的深層次原因。

　　“土地所有權的地方壟斷、資源能源等要素價格扭曲、金融體系的軟預算約束以及生態與環境補償機制的缺乏，使低價供地、財政補貼、提供廉價資源、幫助企業獲取金融資源、降低環保要求等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大戰的主要手段。”李平說。

　　一句話，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了。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說，市場沒能很好地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資源的優化配置存在體制性、機制性障礙。產能過剩行業的僵尸企業很難按照市場化的原則實現出清，地方政府、銀行都不愿意。

　　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主要的考慮是“三保”：保GDP、保穩定、保地方利益。當本地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經營困難時，地方政府總是有當“奶媽”的沖動，認為幫企業一把，撐一撐，困難就過去了，其結果就是撐出了許多僵尸企業。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這樣的沖動，而在于地方政府確實有能力這樣去做，它可以通過金融、財稅、土地、價格等手段干預市場。這個問題不解決，那么過剩產能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一茬。

　　專家們一致認為，化解現有過剩產能，防止再出現嚴重過剩問題，關鍵在于深化改革，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化解產能過剩中的決定性作用，必須改革土地征用和補償制度，完善價格形成機制，清理地方政府有損公平競爭的優惠政策等。這些改革到位了，企業經營不下去自然會破產。

　　國企改革與技術創新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產能過剩行業中，國有企業占比很大。一些國企員工工資只發一半，有的甚至三個月發不出工資，即使這樣，還要維持生產，確保員工拿到基本的生活費。這種情況大大影響了國企化解過剩產能和轉型升級。

　　不少國有企業老總表示，化解過剩產能，按照市場原則，就要裁減員工，但是國有企業的員工基本沒法裁。這需要國家加快國企用人機制的改革，制定積極、穩妥的冗員退出機制，同時要給國企減負，不讓它們承擔過重的包袱。

　　中鋁貴州分公司總經理冷正旭建議國家設立專項資金，幫助國企部分員工轉崗，化解人員包袱。中國平煤神馬集團黨委副書記王玉提出，國家對煤炭等過剩產能行業的國企，可考慮實行人員提前退休政策，減少企業的冗員負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說：“現在嚴重過剩產能的行業，國有資本怎么辦？我覺得應該退出，在這些企業資產債務重組過程中把它退出來，用這筆錢充實社保資金，解決這些領域企業關閉重組過程中人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國不少行業出現過剩產能，很重要的原因是技術水平落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我國鋼鐵仍是階段性、結構性產能過剩。我國生產的大部分鋼鐵是粗鋼和一般鋼材，大量五星級建筑鋼材、軍用原材料和大飛機制造所需鋼板，以及很多高端鋼和特型鋼，仍需進口。

　　專家建議，我國應對癥下藥，大力研究解決關鍵技術問題，只有這樣過剩產能行業才能進入高端市場，改變產能集中在低端的現狀。

　　鼓勵企業“走出去”

　　牛犁表示，一方面，我國經濟正處在主動調整結構的換擋期，本輪產能過剩很難依靠持續高增長化解，另一方面，從全球看，由于不同國家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差別巨大，某些行業的產能在一國可能顯著過剩，但從某一國際區域來看并不過剩，國內產能可以“走出去”。

　　隨著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深化對外開放，產能“走出去”迎來良好機遇。基層干部、企業界和專家認為，過剩產能不等于落后產能，“走出去”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長遠來看還可促進我國產業的全球化布局，帶來更大收益。

　　西部現代物流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李釗告訴記者，自西安至中亞班列開通以來，陜西生產的石油鉆井設備、重型卡車、制磚機、玻璃纖維等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中亞，陜西的企業不僅在吉爾吉斯斯坦投資建立了當地最大的水泥制造廠，而且還為哈薩克斯坦市場提供了80%的制磚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部部長趙昌文表示，我國應組織研究，哪些產業可以走到哪些國家，考慮“全球產業布局”的問題。針對不同行業特點制定實施“轉移一批”的具體鼓勵政策。

　　陳文玲建議，應對產能轉移項目采取更為便利化的投資政策，減少項目審批限制；積極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鼓勵企業“走出去”；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減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

　　政府作為十分關鍵

　　專家們表示，這一輪化解過剩產能，陣痛在所難免，維護社會穩定，防止金融風險，政府的作為十分關鍵，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制定和落實政策，引導企業主動消化過剩產能。比如出臺財稅支持政策，進行補償激勵；完善信貸政策，加強金融調控，有保有壓、扶優限劣；落實行業技術標準，嚴格約束監管等。

　　二是建立退出機制，清理僵尸企業。政府可充分發揮資源性產品價格機制、稅收等政策的引導作用，對超過能耗限額標準和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實施電價、水價等差別價格政策，倒逼過剩產能退出市場。

　　三是防止可能出現的風險，確保社會穩定。比如，落實好職工安置政策，將化解產能過剩形成的下崗失業人員納入就業扶持政策體系，努力做好失業人員再就業和鼓勵創業的服務工作，增強其再就業能力，為有能力、有意愿自主創業的失業人員營造良好創業環境。

　　為促進地方政府在這些方面積極作為，必須持續深化政府改革。

　　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認為，產能過剩很大程度上源自地方政府的GDP追求和投資驅動，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最后“優不勝、劣不汰”。“解決的辦法就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陜西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裴成榮對記者說，國家應科學合理設置干部考核評價指標，推動指標體系多元化，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總量又看質量，既看顯績又看潛績，綜合考核產業結構優化、民生改善、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給轉型發展帶來活力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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