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一村寨被毒品籠罩幾十年 宴請賓客鴉片當招待

　　與毒品抗爭

　　一個村莊的涅槃

　　云南師范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學生楊海燕一直想把她的家鄉曼軟村10多年來在毒品控制上村民們的艱難斗爭寫出來，她和同學王雙寶、鄭成功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調查報告《一個村莊的涅槃》。報告顯示：在國家法律的高壓態勢和村民自治的結合之下，截至2015年，曼軟村這個被毒品籠罩了幾十年的村寨，已經連續6年“沒有新增吸毒人數，且原有吸毒者人數降低”。

　　這份沉甸甸的作品，獲得了2015年第十四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特等獎。評委認為，“曼軟村的經驗，為邊境村寨的毒品控制和社區治理創新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

　　這是云南省高校參加此項大賽以來首次獲得特等獎。

　　“當我把這一消息告訴村民時，村民們備受鼓舞。”楊海燕百感交集，“是此次大賽給了我機會，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被毒品危害的村寨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贖。”

　　“像風鈴一樣的聲音”

　　曼軟村位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縣，在這片溫潤的土地上，生長著甘蔗、水稻、森林，清新的空氣中總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然而溫潤的土地也孕育了罪惡的植物。隴川地處中緬邊境，毗鄰毒源地“金三角”。而曼軟村距離中緬邊境線僅10公里。這里的邊民世代交融，村里的景頗族與緬甸邊境的克欽族因婚姻、血緣和地緣有著密切關系。

　　20多年前，有村民到中緬邊境去種罌粟。他們回憶說，當罌粟開花結果時，風吹來，罌粟果發出“像風鈴一樣的聲音”，“心里就歡喜”，“可以換錢了”。

　　由于邊疆缺醫少藥，鴉片可減輕疾病痛苦，有的村民便把鴉片當作藥品。由于對毒品危害的無知，有的村民甚至宴請賓客時把鴉片當作招待客人的物品。

　　村民木易(化名)從20歲開始便在緬甸種植罌粟，25歲返村結婚，婚后妻子與他一起吸食和販賣鴉片，他們的獨生女兒和上門女婿也與父母一起吸食鴉片。生育的3個孩子從小在爺爺和父親的“剁把筒”(大煙槍)邊長大，“聞著鴉片味就像吃著糖一樣香”，后來也開始吸食鴉片。一家7口人全部走上了吸毒、販毒之路。

　　40多歲的景頗族村民萬呂(化名)，因患有嚴重腎病而劇痛難忍，聽說鴉片可止疼，便向村民買了些鴉片來抽，果然劇痛消失、全身輕松。從那之后，只要身體不舒服，他就偷賣家中財物買鴉片抽。2008年，萬呂因吸毒過量而死。

　　上個世紀90年代，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由于特殊的地緣和“人群通道”，隴川縣成為境外毒品進入云南的通道和中轉站，當地毒販在參與大宗販毒活動外也以零星毒品向身邊人銷售。吸毒人員為了維持吸毒的經濟開支，也以販養吸。一些邊境村由此成為毒品重災區。趕街天的時候，販毒者和吸毒者各自背著背簍，將錢、物、毒品藏在蔬菜、大米中，到約定的地方交換背簍。

　　2003年，15歲的傈僳族男孩毛弟(化名)輟學后，終日跟著村里幾位“大哥”。這些年輕人認為吸海洛因“威風”“享受”，于是毛弟也跟著吸食。沒錢買毒品就偷村里的東西賣，身體越來越差。如今26歲的毛弟，雖已戒斷毒癮，但身體孱弱，無法從事重體力活兒。

　　德宏州政法委的公開數據顯示，隴川縣吸毒人員中農村吸毒人數所占比例高，吸毒人員文化程度偏低，青壯年吸毒現象較為嚴重。云南省某戒毒所隴川分所近年來對11917名吸毒人員的統計數據表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總統計人數的95.4%，其中文盲占3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僅占2%。45歲以下的吸毒人員占51.8%，其中20歲以下有1.6%，20～30歲的占21.2%。

　　楊海燕記得，小的時候，走在路上，看到臉色發黑、走路踉蹌的人，就感到“很害怕”。寨子里“死氣沉沉”，“白事多喜事少”，特別是當村里有人患上艾滋病后，人心惶惶，村民們不再串門聊天，聚會也很少。

　　據楊海燕他們后來的調查，1993年至1995年毒品嚴重泛濫期間，該村學齡兒童輟學率高達78%。輟學的原因中，因孩子自己不想上學的僅占2.7%，大部分是“供養不起”“受村里不良風氣影響”“染上毒癮”。

　　而且，那段時間，毒品導致村寨“經濟發展能力嚴重削弱”“勞動互助合作人員減少”“賭博情況嚴重”“老無所養，幼無所教”“子女教育環境堪憂”“艾滋病患者急劇增加”“房屋失修，村容不堪入目”“家庭關系緊張，影響村寨人際關系”“聚合外來人口增多”“基層組織后繼無人”“偷搶事件頻發”。

　　更令人痛心的是，吸毒還導致有的家族全部消亡；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攜帶艾滋病病毒，而父母已經雙亡，只能與年邁的老人生活在一起，目前已進入發病期。

　　“救救我們民族”

　　毒品給隴川縣帶來的危害，讓時任隴川縣縣長孔勒干發出了“救救我們民族”的呼聲，同時也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全國禁毒防艾人民戰爭由此拉開序幕。

　　作為禁毒防艾的最前沿，隴川縣成立了禁毒防艾工作領導小組，向全縣鄉鎮派駐工作隊，開展禁毒預防宣傳教育進社區、進農村、進學校等；對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嚴重的村民小組開展專項整治。同時在全縣開展“集中整治吸販毒窩點、中緬邊境聯合掃毒、集中清查可能藏毒的場所、集中收戒吸毒人員”等一系列嚴打毒品違法犯罪的專項行動，毒品消費市場得到了控制。

　　圍繞著禁毒防艾工作的開展，隴川縣完善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建村寨道路、人畜飲水管道、衛生廁所、農村文化活動室等，幫助當地群眾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給農村經濟注入新鮮血液。

　　同時，為幫助境外鏟除鴉片種植，隴川縣還開展了境外替代種植工作。2004年以來，無償投資修通了緬甸雷基至八莫彈石公路，無償提供種子、肥料，派技術員出境，在境外開展甘蔗、麻竹、西南樺等替代種植。

　　在一系列的高壓之下，禁毒防艾人民戰爭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效。

　　公開數據顯示，2004年，隴川縣在冊吸毒人員8880人，至2013年在冊吸毒人員為3803名，減少了5077人。

　　2015年，楊海燕等人在曼軟村調查時也欣喜地發現，從2009年至今，村里再沒有增加一個吸毒人員。過去的吸毒人員總數也大幅度減少，村里戒斷毒癮5年以上的有27人，戒斷5年內的有45人。

　　“取得這樣的成果，除法律的嚴厲打擊以外，村民的自治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鞏固作用。”國家禁毒委禁毒專家庫成員、云南師范大學教授莫光耀說。在指導楊海燕等3位同學進行這一項目調查時，他也多次前往曼軟村調研。

　　地處中緬邊境的隴川縣，邊境線長達50.89公里。邊民間的相互走動，緬籍人員的大量涌入，為管控毒品帶來了極大難度。

　　隴川縣一位民警說，在一次抓捕行動中，盡管事前高度保密，但警方到達現場時，卻沒有抓到一個人，后來搜山才將人抓到。原來吸毒人員為逃避抓捕，晚上全部躲在山上睡覺，吃住也在山上。幾公里之外有人放哨，一有情況，馬上分散逃跑，給警方的搜捕帶來很大困難。

　　“邊境地區居民社會關系復雜、地形崎嶇，僅靠公安機關的力量很難及時發現吸毒人員的行蹤、提取吸毒證據。”這位民警說，而村寨居民之間彼此熟悉，村寨內自發的禁毒措施，可以使警方及時發現、收戒吸毒人員。

　　備受毒害煎熬的村民也不愿再坐以待斃。一些村寨開始組織護村隊。曼冒村委會上寨壩的婦女金木玲，將村里的婦女找到一起，成立了由18名婦女組成的護村隊，在村里開展禁毒宣傳教育。

　　曼軟村也成立了由部分吸毒者家屬和村中未吸毒的青壯年30余人組成的護村隊，分別擔任巡邏員、聯絡員和安保員，并制定了相應的工作職責。還設立專人管理的“禁毒基金”賬戶，用于護村隊勞務補貼及獎勵。“禁毒基金”主要來源于村民每年繳納的500元“禁毒保證金”和對違規吸毒者、容留他人吸毒者等的罰款。

　　同時，他們還根據村規民約在村民之間形成自我控毒、全體抗毒的系列約定：“村民不得包庇復吸者；因吸毒去世者，家屬不得大肆操辦喪事；村民不得給予吸毒者勞動幫助和資金外借；屢教不戒斷者不得參加任何村民活動；外來人口到本村租住房屋的，要在房東帶領下向村委會備案等”。

　　此外，戒毒者還要按照傣族風俗“細萬抓”方式自行戒毒：即每天清晨，戒毒村民要在“奘房”前集中，進行“盆央藍高斷壓，么辣讓在壓”(傣語，意為“我自愿戒毒，絕不碰毒，勤于勞動，好好生活”)的宣誓，讓他們之間相互約束。

　　為切斷毒品在村寨之間的流通，曼軟村所在的景罕鎮8個行政村，組成了八村理事會，制定了八村公約和理事會財務規章制度，實行村寨聯治，控制村內毒品。

　　“看見護村隊走在村里，就覺得寨子又有了精神氣”

　　“太管用了”。還在小的時候，楊海燕就對護村隊充滿希冀，“看見護村隊走在村里，就覺得寨子又有了精神氣”。

　　然而，直到這兩年回村訪問，楊海燕才知道，護村隊多年來一直是在恐嚇與威脅中堅持護衛著家園。

　　甘蔗地被燒毀，被吸毒者家屬用刀砍，水里被下毒、家豬中毒而死……種種蹊蹺的意外，讓有的隊員害怕了，退出了護村隊，而更多的人沒有被嚇到，甚至不少老人也站出來，要求參加護村隊。

　　但再艱難，村民也將寬容與溫情投入到對戒毒人員的回歸幫教。

　　比如，村規民約中規定：

　　“戒毒成功者向村民尋求勞動互助幫助，村民不得拒絕”“一名戒毒成功人員和一名村民代表負責對一名戒毒回歸人員進行幫教，篩選恢復生活困難者，幫教小組積極為其提供技術幫助，幫助他找到賴以生存的途徑”“對戒毒回歸的未成年人，通過尋求親友支持，動員他們復學”“通過長期跟進、關懷，鼓勵戒毒回歸人員不復吸”。

　　村民們所做的種種努力，在十多年后顯示出了它的成果。

　　女青年巖瓏(化名)是在2010年8月的一天，與兩名緬籍女性躲在山上一窩鋪內吸食“卡苦”時，被巡邏的護村隊發現的。隨后，巖瓏被警方送入了戒毒所。這是她第二次被護村隊發現吸毒，按約定，她的家人在全村大會上繳納了200元的罰款。

　　兩年后，護村隊派人將解除戒毒的巖瓏接回了家。此后，護村隊每周派人輪流到她家了解情況，監督戒毒。巖瓏靠在強戒所學會的農業技術種植了香瓜和西瓜，村干部幫她聯系了買家。目前，巖瓏靠種植每年可收入8萬元，至今沒有復吸。

　　一家七口都吸毒販毒的木易，長期以來家無人住、地無人種，當父子三人從強戒所回到寨子后，護村隊對他們進行了嚴密的監控，時時督促他們參加勞動技能培訓。兩年后，木易家荒廢的田地收獲了甘蔗，他們終于又自食其力了。

　　“村民們與毒品抗爭的路走得太艱難了。”回訪村寨，讓楊海燕為村民們參與禁毒戰爭的自覺、自醒感到深深的自豪。

　　她在筆記本上寫道：“當茅草屋變成空心磚房和青磚木房，當廢棄的田地重新披上了綠裝，當親朋好友聚集一堂為新生兒祝福的‘三朝’又有了歡聲笑語，當景頗族的‘目腦縱歌’又跳了起來，當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又活起來時，毒品曾給曼軟村帶來的消極影響漸漸消逝，村民的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都獲得了恢復和提升。”

　　“戒毒人員回歸社會后，復吸率居高不下已是世界公認的難題。社區幫教機制是幫助吸毒人員戒斷毒癮的一個有效的途徑。”莫光耀說，曼軟村在控毒上的自我管理，既支持了國家對毒品的正式控制，又探索了村寨非正式控制機制，形成了系統的毒品治理體系。這一治理體系，由村民組織、實施，在實現毒品控制的過程中，保護了村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了村民根本利益，增強了村寨的社會發展活力。

　　他認為，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村民的自身管理、監督和約束，使村民的參與面擴大，參與度加強，基層民主制度不斷完善。

　　“特別是實行村寨聯治，實現了農村基層組織間在控毒過程中的資源共享和社會責任共擔，不僅發展了單獨村寨基層組織建設，更壯大了多村寨的基層組織。”莫光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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